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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之后不久，我便开始努力为燕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争得一个受人欢迎、为社会公众承认的地位，使它的存在既不依赖于西方的条约，也不需要美国的保护。让燕京在中国站住脚，最牢靠的办法是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心里想的不仅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想求得一批中国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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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司徒雷登与众多政坛要人的交往，几乎都可以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这几段话来概括。在那些年里，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走访了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所有重要地区，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显要以及教育、财政和工业部门中的许多人士。四处走访的结果是司徒雷登和这些人建立了长期的友谊，“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友谊，也有对燕京的友谊”。而“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结识他们的各个劲敌和近侍”的原则，也一直被司徒雷登延续到之后国共相争时期的中国政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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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之前本书中曾经提及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提到了北洋时期的以下政治要人：北京政府总理颜惠庆、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江苏省省长孙传芳、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奉系领袖张作霖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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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如此描述他们和燕京大学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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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颜惠庆的评价是“政治才干和道德品格远远在一般人之上”。颜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也当过董事长。司徒雷登初次和他见面就曾力促他帮助燕大筹集资金，以便建造一幢男生宿舍。燕大校园迁往海淀新址时，正好赶上1926—1927年的革命爆发，司徒雷登征得颜惠庆的同意，由傅泾波设计，把筹集的钱改用来为学校修了一堵围墙，以便在动乱的日子里能保护校园。不过颜惠庆和燕京大学的联系似乎并不是很多，在其用英文写成的自传中，对于他在圣约翰大学、清华以及南开的经历都有所提及，唯独没有提及燕大，所以我们无法了解这位北洋时期的政治要人对于燕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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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孙传芳那里，司徒雷登似乎不太愉快。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极为生动地记录了他与孙传芳的一次谈话。孙问司徒：“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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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你的好意。可是你的来意是什么呢？”孙传芳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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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你就是为了向你筹集捐款。”司徒雷登开门见山。孙传芳当时显然对捐款之事不感兴趣，他站起身说：“日后找个时间再见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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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终孙传芳还是为燕大先后捐了两次款，第一次是100美元，第二次是20000美元。第二次捐款之后不久，孙传芳的一个儿子上了燕京，司徒雷登说他“学习很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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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于韩复榘的评价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这位传闻颇多的军阀的看法，司徒雷登说他肃清了山东的土匪，“尽管有些专制，但在许多方面他是进步的统治者”。与我们在以往阅读中获得的印象不同的还有张作霖，司徒雷登说他“有一双清澈、乌黑而敏锐的眼睛”。而傅泾波则回忆，大帅虽出身绿林，但相貌清秀，举止斯文。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去见他的时候，尽管两旁的士兵手里都拿着盒子炮，但并没有影响司徒和张作霖谈笑风生。司徒雷登幽默地告诉张作霖：“我们建设好了一所燕京大学，现在要还给你们中国人了。”张在耐心听完司徒的讲解之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并且随即捐赠了5000大洋，后来还把他的儿子张学曾送到燕京读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司徒雷登结识了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少帅张学良，为之后劝告张学良改旗易帜埋下了伏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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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坛要人交往的过程中，傅泾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个人认识不久，司徒雷登就发现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些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先天的政治敏锐感，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要了解司徒雷登何以能够在中国政坛如鱼得水，有必要了解傅泾波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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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出生于一个满族正红旗的贵族世家，其父傅瑞卿在宣统年间曾担任直隶省咨议局议员，民国时继续担任省议会议员，之后因病退出政坛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少年时期的傅泾波和其他八旗子弟一样，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后来进入美国教会办的汇文中学。但对他帮助最大则是两位非正式的老师：孙洪伊和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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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中国政坛有南北二孙之说，又称大小二孙。大孙指孙中山，小孙即孙洪伊。孙洪伊因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组织民主党而崭露头角，后来又在北京政府出任内务总长之职。傅瑞卿与孙洪伊是至交，每次拜会老友，都会把傅泾波带在身边。孙洪伊以雄辩著称，笔力雄健，遭袁世凯通缉时曾被称为“津门讼棍”，官场文书和往来公函常常是一挥而就。孙洪伊非常欣赏傅泾波的聪慧和机敏，认为是可造之才，便把傅收归门下悉心栽培，傅泾波称他为“我的教父”。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以至于后来蔡元培和李石曾都争着要聘请傅泾波做自己的中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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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干，清廷派往美国的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甲午战争中指挥鱼雷艇对日作战英勇负伤，民国初年以海军上将衔出任袁世凯顾问，主管对外交际事务。傅瑞卿退出政坛之后因经商不善而家道中落，傅泾波每天上学之余为蔡廷干工作两小时以挣钱补贴家用。蔡廷干英文非常好，平日常用英语与人交谈，同傅泾波也是如此，令傅在英语方面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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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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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夫妇（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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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在那个新旧思潮激荡的大本营里，富有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气质的傅泾波结识了不少新派人物。据已故加拿大学者、傅泾波的挚友林孟熹的叙述，在北大时期，与傅泾波认识并来往的人物包括：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和陈独秀，留法派先驱吴稚晖和李石曾，当时尚未步入政坛、正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山西巨富孔祥熙，任职北京青年会总干事之后又与司徒雷登一起参与创办燕京大学的艾德敷，以及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后创办了共产党的李大钊。此外还有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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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洪伊和蔡廷干是对傅泾波帮助最大的恩师，李石曾则是对傅泾波帮助最大的兄弟。李、傅两家原为世交，李石曾早年留法，后来参加同盟会，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邓小平曾积极参与其中），著名的中法大学也是由李石曾一手创办的。北伐告成之后，李石曾担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是当时政学两界都极有影响的人物。李石曾对这位傅家小兄弟十分关心，李本来鼓吹反对宗教，力劝傅不要与教会来往，但是傅皈依基督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通过李的关系，傅泾波又先后结识了张静江、陈立夫、蒋介石、宋子文等一系列国民政府的达官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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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是在1918年。1920年，傅泾波从北大转学到燕京，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工作，就在那一年，为了帮助司徒雷登打开文化教育界的局面，傅泾波为司徒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的住宅内安排了一个12人参加的宴会，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教育界的大佬。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为司徒沟通中国各阶层的人士。正是有了傅泾波，同时也是因为燕大的成功，司徒雷登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司徒雷登对中国政局的介入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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