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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你就是为了向你筹集捐款。”司徒雷登开门见山。孙传芳当时显然对捐款之事不感兴趣，他站起身说：“日后找个时间再见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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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终孙传芳还是为燕大先后捐了两次款，第一次是100美元，第二次是20000美元。第二次捐款之后不久，孙传芳的一个儿子上了燕京，司徒雷登说他“学习很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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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于韩复榘的评价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这位传闻颇多的军阀的看法，司徒雷登说他肃清了山东的土匪，“尽管有些专制，但在许多方面他是进步的统治者”。与我们在以往阅读中获得的印象不同的还有张作霖，司徒雷登说他“有一双清澈、乌黑而敏锐的眼睛”。而傅泾波则回忆，大帅虽出身绿林，但相貌清秀，举止斯文。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去见他的时候，尽管两旁的士兵手里都拿着盒子炮，但并没有影响司徒和张作霖谈笑风生。司徒雷登幽默地告诉张作霖：“我们建设好了一所燕京大学，现在要还给你们中国人了。”张在耐心听完司徒的讲解之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并且随即捐赠了5000大洋，后来还把他的儿子张学曾送到燕京读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司徒雷登结识了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少帅张学良，为之后劝告张学良改旗易帜埋下了伏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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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坛要人交往的过程中，傅泾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个人认识不久，司徒雷登就发现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些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先天的政治敏锐感，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要了解司徒雷登何以能够在中国政坛如鱼得水，有必要了解傅泾波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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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出生于一个满族正红旗的贵族世家，其父傅瑞卿在宣统年间曾担任直隶省咨议局议员，民国时继续担任省议会议员，之后因病退出政坛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少年时期的傅泾波和其他八旗子弟一样，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后来进入美国教会办的汇文中学。但对他帮助最大则是两位非正式的老师：孙洪伊和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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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中国政坛有南北二孙之说，又称大小二孙。大孙指孙中山，小孙即孙洪伊。孙洪伊因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组织民主党而崭露头角，后来又在北京政府出任内务总长之职。傅瑞卿与孙洪伊是至交，每次拜会老友，都会把傅泾波带在身边。孙洪伊以雄辩著称，笔力雄健，遭袁世凯通缉时曾被称为“津门讼棍”，官场文书和往来公函常常是一挥而就。孙洪伊非常欣赏傅泾波的聪慧和机敏，认为是可造之才，便把傅收归门下悉心栽培，傅泾波称他为“我的教父”。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以至于后来蔡元培和李石曾都争着要聘请傅泾波做自己的中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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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干，清廷派往美国的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甲午战争中指挥鱼雷艇对日作战英勇负伤，民国初年以海军上将衔出任袁世凯顾问，主管对外交际事务。傅瑞卿退出政坛之后因经商不善而家道中落，傅泾波每天上学之余为蔡廷干工作两小时以挣钱补贴家用。蔡廷干英文非常好，平日常用英语与人交谈，同傅泾波也是如此，令傅在英语方面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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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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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夫妇（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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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在那个新旧思潮激荡的大本营里，富有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气质的傅泾波结识了不少新派人物。据已故加拿大学者、傅泾波的挚友林孟熹的叙述，在北大时期，与傅泾波认识并来往的人物包括：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和陈独秀，留法派先驱吴稚晖和李石曾，当时尚未步入政坛、正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山西巨富孔祥熙，任职北京青年会总干事之后又与司徒雷登一起参与创办燕京大学的艾德敷，以及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后创办了共产党的李大钊。此外还有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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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洪伊和蔡廷干是对傅泾波帮助最大的恩师，李石曾则是对傅泾波帮助最大的兄弟。李、傅两家原为世交，李石曾早年留法，后来参加同盟会，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邓小平曾积极参与其中），著名的中法大学也是由李石曾一手创办的。北伐告成之后，李石曾担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是当时政学两界都极有影响的人物。李石曾对这位傅家小兄弟十分关心，李本来鼓吹反对宗教，力劝傅不要与教会来往，但是傅皈依基督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通过李的关系，傅泾波又先后结识了张静江、陈立夫、蒋介石、宋子文等一系列国民政府的达官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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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是在1918年。1920年，傅泾波从北大转学到燕京，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工作，就在那一年，为了帮助司徒雷登打开文化教育界的局面，傅泾波为司徒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的住宅内安排了一个12人参加的宴会，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教育界的大佬。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为司徒沟通中国各阶层的人士。正是有了傅泾波，同时也是因为燕大的成功，司徒雷登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司徒雷登对中国政局的介入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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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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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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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真正卷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从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开始的。1928年6月，日本在皇姑屯设伏埋下地雷，炸死了不肯与之合作的张作霖。张学良深知以东北自身实力无法抵御日寇。但当年张作霖的旧部却不愿俯首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再加上日本人从中挑拨和恫吓阻挠，令少帅一时难以决断。张学良身边的一位体育顾问多次向他谈及司徒雷登学识渊博，既熟悉中国各方面情况，又通晓世界大局，建议张听一听司徒雷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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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皇姑屯事件之前，为了把东北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南京政府就一直企图让张作霖归附于中央，但强硬的张作霖既不肯和日本人合作，却也不愿对蒋介石俯首称臣，第二次北伐战争便是由此而来。如今老帅身亡，看到日本人加紧对张学良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蒋介石意识到此时再不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东北三省的归属问题就更难解决。蒋介石想到了傅泾波。傅泾波几次奔赴沈阳，均无功而返，反倒引起了日寇机关对他的搜查盘问。在这种情况下，傅泾波向蒋介石建议请司徒雷登出面来做张学良的工作。在此关键时刻，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陪同下去了沈阳，以一个在历次政治风浪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的真正朋友的资格，完全以第三者的身份，为张学良分析世界及亚洲大局，力主易帜。1928年，张学良终于宣布易帜，并从此把司徒雷登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西安事变前夕，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忽然得到张学良的邀请，邀他们前往华清池小憩。但正当司徒一行途经洛阳之际，张学良的一位手下匆匆带来张的口信，请他们暂停西行。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西安事变。1983年傅泾波访问台北，破例获准探望被幽禁了40多年的张学良，张还特地提到当年的爽约：“那年未能如约招待你们，实在抱歉！”如果当年张学良和司徒如期晤面，他们会谈些什么？可惜是形势比人强，大概那时的张学良已经等不及司徒的到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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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不仅让司徒雷登和张学良结下了良好的友谊，也让他与蒋介石建立了长期而又亲密的关系。在天然条件上，两个人就存在着诸多共同点——两人同是出生于浙江，又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司徒雷登就曾亲耳听到蒋介石向他阐述蒋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并为此深受感动。感动之余，司徒雷登得出结论：“目前中国人民为维护独立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不少程度上有赖于他们（指蒋一家人）宗教信仰之力量。”所谓蒋一家人当然包括蒋夫人宋美龄。1940年司徒雷登访问重庆，按照预定时间去拜会蒋介石，由于蒋祷告尚未完毕，宋美龄和司徒雷登作了一次长谈。这位总统夫人告诉司徒，每天早晨她和蒋学习《圣经》祈祷时常常反躬自问：“到底为主做了什么？”她还问司徒有什么关于基督信仰的中文资料，她正苦于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并问及“生命社”的出版物。后来司徒雷登这样向托事部报告：“关于这两位人士私生活的深入记述……对于那些有志于差会事业的人是能起到鼓舞作用的记录。”而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不同党派相比，“基督教在国民党各界中的影响要大得多”。司徒雷登把蒋介石视为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为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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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第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是在1928年10月，由曾任燕京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博士陪同来到南京。”(5)第一次见面，蒋介石那“好支配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就给司徒雷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至于以后他“逐渐对委员长和他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得产生了崇敬心理”，这种印象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左右了司徒雷登的言行。如果说司徒雷登涉足中国政坛是受到傅泾波的影响，那么使其深陷其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他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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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第一次会面之后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出面为蒋介石协调蒋与各省之间的关系，比如之前曾有提及的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不唯如此，为树立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形象，司徒雷登也出力良多。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时事性杂志《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38年，蒋氏夫妇的照片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该杂志评选为1937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而《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不是别人，正是司徒雷登的老友和搭档、曾任燕大副校长的亨利·卢斯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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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最初设想的那样，他同这些政界要人的交往的确扩大了燕京大学的影响。差不多在司徒雷登为韩复榘和蒋介石做中间调解人的同时，有一次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抱怨，燕京大学虽然驰誉国际，但是南京政府许多部门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蒋介石听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安排了一次在南京励志社举行的讲演，蒋虽因事未能亲自主持，但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此次集会，其规模之隆重，接待外国元首也不过如此。司徒雷登在会上用中文作了长篇演说，内容包括燕京的办学宗旨和教育制度、燕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燕京的中国化、燕京与中美友好的发展、燕京与中国的未来……从那以后，燕京的毕业生在南京政府受到了争相录用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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