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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在那个新旧思潮激荡的大本营里，富有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气质的傅泾波结识了不少新派人物。据已故加拿大学者、傅泾波的挚友林孟熹的叙述，在北大时期，与傅泾波认识并来往的人物包括：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和陈独秀，留法派先驱吴稚晖和李石曾，当时尚未步入政坛、正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山西巨富孔祥熙，任职北京青年会总干事之后又与司徒雷登一起参与创办燕京大学的艾德敷，以及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后创办了共产党的李大钊。此外还有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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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洪伊和蔡廷干是对傅泾波帮助最大的恩师，李石曾则是对傅泾波帮助最大的兄弟。李、傅两家原为世交，李石曾早年留法，后来参加同盟会，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邓小平曾积极参与其中），著名的中法大学也是由李石曾一手创办的。北伐告成之后，李石曾担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是当时政学两界都极有影响的人物。李石曾对这位傅家小兄弟十分关心，李本来鼓吹反对宗教，力劝傅不要与教会来往，但是傅皈依基督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通过李的关系，傅泾波又先后结识了张静江、陈立夫、蒋介石、宋子文等一系列国民政府的达官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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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是在1918年。1920年，傅泾波从北大转学到燕京，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工作，就在那一年，为了帮助司徒雷登打开文化教育界的局面，傅泾波为司徒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的住宅内安排了一个12人参加的宴会，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教育界的大佬。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为司徒沟通中国各阶层的人士。正是有了傅泾波，同时也是因为燕大的成功，司徒雷登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司徒雷登对中国政局的介入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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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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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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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真正卷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从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开始的。1928年6月，日本在皇姑屯设伏埋下地雷，炸死了不肯与之合作的张作霖。张学良深知以东北自身实力无法抵御日寇。但当年张作霖的旧部却不愿俯首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再加上日本人从中挑拨和恫吓阻挠，令少帅一时难以决断。张学良身边的一位体育顾问多次向他谈及司徒雷登学识渊博，既熟悉中国各方面情况，又通晓世界大局，建议张听一听司徒雷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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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皇姑屯事件之前，为了把东北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南京政府就一直企图让张作霖归附于中央，但强硬的张作霖既不肯和日本人合作，却也不愿对蒋介石俯首称臣，第二次北伐战争便是由此而来。如今老帅身亡，看到日本人加紧对张学良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蒋介石意识到此时再不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东北三省的归属问题就更难解决。蒋介石想到了傅泾波。傅泾波几次奔赴沈阳，均无功而返，反倒引起了日寇机关对他的搜查盘问。在这种情况下，傅泾波向蒋介石建议请司徒雷登出面来做张学良的工作。在此关键时刻，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陪同下去了沈阳，以一个在历次政治风浪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的真正朋友的资格，完全以第三者的身份，为张学良分析世界及亚洲大局，力主易帜。1928年，张学良终于宣布易帜，并从此把司徒雷登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西安事变前夕，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忽然得到张学良的邀请，邀他们前往华清池小憩。但正当司徒一行途经洛阳之际，张学良的一位手下匆匆带来张的口信，请他们暂停西行。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西安事变。1983年傅泾波访问台北，破例获准探望被幽禁了40多年的张学良，张还特地提到当年的爽约：“那年未能如约招待你们，实在抱歉！”如果当年张学良和司徒如期晤面，他们会谈些什么？可惜是形势比人强，大概那时的张学良已经等不及司徒的到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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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不仅让司徒雷登和张学良结下了良好的友谊，也让他与蒋介石建立了长期而又亲密的关系。在天然条件上，两个人就存在着诸多共同点——两人同是出生于浙江，又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司徒雷登就曾亲耳听到蒋介石向他阐述蒋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并为此深受感动。感动之余，司徒雷登得出结论：“目前中国人民为维护独立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不少程度上有赖于他们（指蒋一家人）宗教信仰之力量。”所谓蒋一家人当然包括蒋夫人宋美龄。1940年司徒雷登访问重庆，按照预定时间去拜会蒋介石，由于蒋祷告尚未完毕，宋美龄和司徒雷登作了一次长谈。这位总统夫人告诉司徒，每天早晨她和蒋学习《圣经》祈祷时常常反躬自问：“到底为主做了什么？”她还问司徒有什么关于基督信仰的中文资料，她正苦于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并问及“生命社”的出版物。后来司徒雷登这样向托事部报告：“关于这两位人士私生活的深入记述……对于那些有志于差会事业的人是能起到鼓舞作用的记录。”而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不同党派相比，“基督教在国民党各界中的影响要大得多”。司徒雷登把蒋介石视为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为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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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第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是在1928年10月，由曾任燕京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博士陪同来到南京。”(5)第一次见面，蒋介石那“好支配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就给司徒雷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至于以后他“逐渐对委员长和他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得产生了崇敬心理”，这种印象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左右了司徒雷登的言行。如果说司徒雷登涉足中国政坛是受到傅泾波的影响，那么使其深陷其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他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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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第一次会面之后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出面为蒋介石协调蒋与各省之间的关系，比如之前曾有提及的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不唯如此，为树立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形象，司徒雷登也出力良多。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时事性杂志《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38年，蒋氏夫妇的照片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该杂志评选为1937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而《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不是别人，正是司徒雷登的老友和搭档、曾任燕大副校长的亨利·卢斯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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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最初设想的那样，他同这些政界要人的交往的确扩大了燕京大学的影响。差不多在司徒雷登为韩复榘和蒋介石做中间调解人的同时，有一次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抱怨，燕京大学虽然驰誉国际，但是南京政府许多部门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蒋介石听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安排了一次在南京励志社举行的讲演，蒋虽因事未能亲自主持，但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此次集会，其规模之隆重，接待外国元首也不过如此。司徒雷登在会上用中文作了长篇演说，内容包括燕京的办学宗旨和教育制度、燕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燕京的中国化、燕京与中美友好的发展、燕京与中国的未来……从那以后，燕京的毕业生在南京政府受到了争相录用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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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蒋介石的一往情深相比，司徒雷登和中国共产党则显得恩恩怨怨、爱恨交加。司徒雷登之所以在中国家喻户晓，便是拜毛泽东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赐。在那篇文章中，伟大领袖以胜利者的姿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声讨，而对作为对华政策的执行人司徒雷登，领袖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领袖的这一评价以及燕京大学之后的命运，使得众多燕大人在很多年内不敢提及自己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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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意识形态上，司徒雷登的宗教信仰也使他对共产主义始终无法产生认同，他认为，“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有灵魂，宣称一切都是物质性的，一切行为须唯物”，“这是应该绝对反对，是必须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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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4年，司徒雷登就曾经谈论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但共产主义真正引起他的重视还是由于燕大。1927年4月1日，他在致函纽约燕京董事局时谈到共产党人以各种方式在学校搞运动，并且深信燕大学生不会成为此种运动的牺牲品。1931年5月，他又在一篇题为《基督新教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危险》的文章中，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个膨胀中的威胁”，因为它不仅反对国民党，而且攻击宗教。后来司徒雷登对共产党看法虽然有所改变，但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他仍认为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蒋氏“统一大业”的成败以及“共产主义动乱威力之排除”。尽管司徒雷登有一个完整的反共思想体系，但他在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却没有具体的冲突，甚至还可以说帮了共产党很多大忙。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其一是之前曾经提到的司徒雷登与政治人物接触的原则，他比较注重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其二是受到来自燕大的同事和他的学生们的影响。其三如林孟熹所言，“司徒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常常凭藉良知、直觉和尝试进行判断，其结论有时与从思想体系引申出来的并不相符，甚至完全相反”。而国民党的日益腐败，也从某种程度上把司徒雷登推向了中共这一方面。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饯别奔赴解放区的学生时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现在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在宗教还是思想上，司徒雷登自始至终都坚持自由派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在其办学过程中，不但容许不同的学说和观点在校内自由传播，而且不惜承受极大的政治压力。当白色恐怖笼罩整个神州之时，老师们却可以在燕园之内自由讲授马克思主义，学生们也可公开阅览共产主义书籍，这在客观上帮助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36年12月，《燕大周刊》连续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在国内中文报刊中首次公开展示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形象。而据傅泾波回忆，斯诺在前往陕北之前，曾经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长谈，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肯定与此行有关，并且获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当时斯诺拟赴延安采访并非绝密，而且还有人向司徒表示反对。1937年2月，燕大新闻学会和历史学会分别把斯诺等人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幻灯、电影公开展览和放映，不但全校师生而且校外人士都受到极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高潮。这些活动司徒雷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作为燕大的一把手，如果没有他的默许，这些活动是不可能在燕大校园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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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园之内，美籍教授夏仁德（Randolph C. Sailer）和英籍教授赖朴吾（Ernest R. Lapwood）也对司徒雷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仁德于1923年来燕大任教，先后担任过心理学系主任、教育学系主任、代理教务长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傅泾波说夏仁德是司徒最信赖的教授，有事总是找夏商量。司徒雷登外出常请夏代理工作，但却不需委以职衔。傅泾波称之为“没有代理校长之名，却行代理校长之实”。1935年秋，燕大学生陈翰伯在《迎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法学院课程介绍》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引起许多教师震怒，力主开除陈翰伯，唯有夏仁德以“学术自由”独持异议，结果司徒雷登采纳了夏仁德的意见，不予追究。夏仁德所开设的“心理卫生课”，则是全校公认最叫座的一门课，有一年全校800多人中竟有100多人选修。他在指定参考书中向学生推荐《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籍，许多日后的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夏仁德的课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夏仁德很少发表文章，因此燕园之外的人很难理解他的作用。他也不像一些中共的老朋友如斯诺、史沫特莱等人那样拥有著作传世，但1985年，北京却专门为他出版了一本《夏仁德在中国》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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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朴吾来到中国的时间比较晚，1932年来到中国，1936年才开始执教于燕京，曾先后出任理学院代院长、数学系主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1939年，赖朴吾和另外三人（包括英籍教授林迈可）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晋察冀边区，受到萧克将军的盛情欢迎，随后又见到朱德、彭德怀、聂荣臻以及白求恩。赖朴吾在解放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旅行和考察。在到达成都之后，赖朴吾写了一份专门报告给司徒雷登，通过亲身见闻对中共加倍赞扬，称八路军为“人民的军队”，认为中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民主制度下进行非凡的试验”。司徒雷登接受了赖朴吾的观点，并且把赖的报告转给了托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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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傅泾波还特别提及严景耀，他和夫人雷洁琼都具有明显的左倾色彩，但由于是司徒雷登培养出来的高足，又与司徒雷登是小同乡，司徒雷登对严不仅没有戒心，反而很愿意听取他的意见。这些人在燕园里的存在，显然对司徒雷登对中共的态度起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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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同事和学生的影响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曾明确指示有关人员，凡燕大学生不愿留在沦陷区或者受到迫害，不论前往大后方抑或共产党的根据地，一律予以支持和帮助。根据傅泾波的回忆，当时燕大共安排了四条通往大后方和八路军根据地的秘密路线，之后还专门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由夏仁德担任主席，刚毕业于研究院并留校任教的侯仁之为副主席，负责此项任务。在一次欢送会上，司徒雷登表示，希望燕大学生不论到大后方还是八路军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桥梁作用。1941年6月，司徒雷登亲自把几名学生请到其住宅，介绍给来自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代表，鼓励他们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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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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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学校成立生活辅导委员会协助学生到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并协助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图为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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