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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意识形态上，司徒雷登的宗教信仰也使他对共产主义始终无法产生认同，他认为，“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有灵魂，宣称一切都是物质性的，一切行为须唯物”，“这是应该绝对反对，是必须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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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4年，司徒雷登就曾经谈论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但共产主义真正引起他的重视还是由于燕大。1927年4月1日，他在致函纽约燕京董事局时谈到共产党人以各种方式在学校搞运动，并且深信燕大学生不会成为此种运动的牺牲品。1931年5月，他又在一篇题为《基督新教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危险》的文章中，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个膨胀中的威胁”，因为它不仅反对国民党，而且攻击宗教。后来司徒雷登对共产党看法虽然有所改变，但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他仍认为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蒋氏“统一大业”的成败以及“共产主义动乱威力之排除”。尽管司徒雷登有一个完整的反共思想体系，但他在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却没有具体的冲突，甚至还可以说帮了共产党很多大忙。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其一是之前曾经提到的司徒雷登与政治人物接触的原则，他比较注重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其二是受到来自燕大的同事和他的学生们的影响。其三如林孟熹所言，“司徒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常常凭藉良知、直觉和尝试进行判断，其结论有时与从思想体系引申出来的并不相符，甚至完全相反”。而国民党的日益腐败，也从某种程度上把司徒雷登推向了中共这一方面。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饯别奔赴解放区的学生时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现在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在宗教还是思想上，司徒雷登自始至终都坚持自由派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在其办学过程中，不但容许不同的学说和观点在校内自由传播，而且不惜承受极大的政治压力。当白色恐怖笼罩整个神州之时，老师们却可以在燕园之内自由讲授马克思主义，学生们也可公开阅览共产主义书籍，这在客观上帮助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36年12月，《燕大周刊》连续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在国内中文报刊中首次公开展示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形象。而据傅泾波回忆，斯诺在前往陕北之前，曾经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长谈，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肯定与此行有关，并且获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当时斯诺拟赴延安采访并非绝密，而且还有人向司徒表示反对。1937年2月，燕大新闻学会和历史学会分别把斯诺等人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幻灯、电影公开展览和放映，不但全校师生而且校外人士都受到极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高潮。这些活动司徒雷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作为燕大的一把手，如果没有他的默许，这些活动是不可能在燕大校园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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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园之内，美籍教授夏仁德（Randolph C. Sailer）和英籍教授赖朴吾（Ernest R. Lapwood）也对司徒雷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仁德于1923年来燕大任教，先后担任过心理学系主任、教育学系主任、代理教务长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傅泾波说夏仁德是司徒最信赖的教授，有事总是找夏商量。司徒雷登外出常请夏代理工作，但却不需委以职衔。傅泾波称之为“没有代理校长之名，却行代理校长之实”。1935年秋，燕大学生陈翰伯在《迎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法学院课程介绍》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引起许多教师震怒，力主开除陈翰伯，唯有夏仁德以“学术自由”独持异议，结果司徒雷登采纳了夏仁德的意见，不予追究。夏仁德所开设的“心理卫生课”，则是全校公认最叫座的一门课，有一年全校800多人中竟有100多人选修。他在指定参考书中向学生推荐《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籍，许多日后的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夏仁德的课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夏仁德很少发表文章，因此燕园之外的人很难理解他的作用。他也不像一些中共的老朋友如斯诺、史沫特莱等人那样拥有著作传世，但1985年，北京却专门为他出版了一本《夏仁德在中国》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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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朴吾来到中国的时间比较晚，1932年来到中国，1936年才开始执教于燕京，曾先后出任理学院代院长、数学系主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1939年，赖朴吾和另外三人（包括英籍教授林迈可）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晋察冀边区，受到萧克将军的盛情欢迎，随后又见到朱德、彭德怀、聂荣臻以及白求恩。赖朴吾在解放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旅行和考察。在到达成都之后，赖朴吾写了一份专门报告给司徒雷登，通过亲身见闻对中共加倍赞扬，称八路军为“人民的军队”，认为中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民主制度下进行非凡的试验”。司徒雷登接受了赖朴吾的观点，并且把赖的报告转给了托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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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傅泾波还特别提及严景耀，他和夫人雷洁琼都具有明显的左倾色彩，但由于是司徒雷登培养出来的高足，又与司徒雷登是小同乡，司徒雷登对严不仅没有戒心，反而很愿意听取他的意见。这些人在燕园里的存在，显然对司徒雷登对中共的态度起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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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同事和学生的影响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曾明确指示有关人员，凡燕大学生不愿留在沦陷区或者受到迫害，不论前往大后方抑或共产党的根据地，一律予以支持和帮助。根据傅泾波的回忆，当时燕大共安排了四条通往大后方和八路军根据地的秘密路线，之后还专门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由夏仁德担任主席，刚毕业于研究院并留校任教的侯仁之为副主席，负责此项任务。在一次欢送会上，司徒雷登表示，希望燕大学生不论到大后方还是八路军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桥梁作用。1941年6月，司徒雷登亲自把几名学生请到其住宅，介绍给来自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代表，鼓励他们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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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学校成立生活辅导委员会协助学生到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并协助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图为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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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同时，利用燕京这块敌后的自由土地，1938年以后，中共晋察冀区委社会部与燕京大学之间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燕大师生在1939年至1941年间多次向根据地输送急需的医疗药品和器械、照相器材、印刷用品、钞票纸张、无线电元件以及炸药等物资。这些秘密活动都得到了燕大当局尤其是夏仁德的大力支持和协助。1939年的一个冬夜，夏仁德亲自率领一个五人行动小组潜入清华园附近，对日军的运输线进行实验性破坏。当晚列车出轨，日寇惊慌万状。实验成功后，他们立即将破坏装置制成样品，附以详细说明，由交通员送往八路军根据地，以供推广。司徒雷登有一辆挂了美国国旗的小汽车，可以免于日军检查，时常被用作运输上述物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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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这些行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方面并不计较司徒雷登的反共意识形态。1938年，司徒雷登前往汉口，住在吴德施（Logan H. Roots）主教家中，当时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共产党人也在汉口，他们特地前往主教家中拜会司徒雷登，这也是司徒雷登和周恩来的第一次接触。几天后，周恩来招待支持中国的国际友人，司徒被邀出席。1940年司徒雷登坠马受伤，毛泽东特别致电慰问；1946年司徒雷登的七十华诞，还受到了叶挺将军的祝贺。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一次庆祝胜利的晚会上，司徒雷登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他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笔者注）工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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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情谊就像六月天，说变就变。在局势未定之时，作为在中国极具声望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直是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的热门人物，后来甚至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而正是这段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在美国他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把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人而大加谴责。除了众所周知的领袖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其老友蒋介石的决绝也如撒在伤口上的盐一样让司徒作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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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出任大使，离开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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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成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与司徒雷登决绝翻脸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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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全面战败，8月14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毛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明确答复，蒋介石又分别于8月20日和23日发电敦促毛赴重庆会谈。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急迫地敦促毛泽东赴渝，是因为认定毛不会赴约谈判，所以才假戏真做，想造成共产党放弃和平的真相。不想中共在8月25日发表《对日前时局的宣言》后三天，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等人飞至重庆，并在机场向中外记者申明中共要求和平、民主的主张，令蒋介石一时措手不及。由于双方在有关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以及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尽管达成了《双十协定》，但重庆谈判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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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本来可以实行宪政民主的机会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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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的状况，美国政府开始出面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以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以及维持东亚的稳定以遏制苏联。马歇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杜鲁门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的。尽管有马歇尔居中调停，中国局势依然不断恶化。马歇尔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国共双方都完全缺乏诚意而且互不信任，每一方在对方的所有建议后面都看到邪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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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歇尔为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备感苦恼之时，在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的司徒雷登于1946年4月28日回到上海。就在司徒雷登准备从上海返回燕大之前，特地赶到上海来迎接他的傅泾波建议他趁机去南京拜访一下老朋友蒋介石。正是在南京，他在蒋介石夫妇的鼓动和安排之下结识了马歇尔。蒋介石之所以热心于司徒雷登和马歇尔的会晤，是因为当时蒋和马歇尔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老朋友司徒雷登如果与马歇尔发生联系，不仅可以为其美言，而且可以成为日后他与马歇尔沟通的一个渠道。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一职自赫尔利辞职之后一直空缺，“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6)，蒋介石也对这项任命极为期待，但是因中共的激烈反对而迟迟没有正式任命。正是司徒雷登与马歇尔的会面，让马歇尔在两个月后作出了建议国务院任命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决定。尽管日后中共对司徒雷登有种种批评和批判，但是在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都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极其尊重”，并“热烈欢迎其任命”。而蒋介石方面，却不得不“强颜欢笑”，明明十分失望，却要装作万分欢迎。正如董显光所说：“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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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给美国国务院推荐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电文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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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五十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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