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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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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学校成立生活辅导委员会协助学生到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并协助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图为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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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同时，利用燕京这块敌后的自由土地，1938年以后，中共晋察冀区委社会部与燕京大学之间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燕大师生在1939年至1941年间多次向根据地输送急需的医疗药品和器械、照相器材、印刷用品、钞票纸张、无线电元件以及炸药等物资。这些秘密活动都得到了燕大当局尤其是夏仁德的大力支持和协助。1939年的一个冬夜，夏仁德亲自率领一个五人行动小组潜入清华园附近，对日军的运输线进行实验性破坏。当晚列车出轨，日寇惊慌万状。实验成功后，他们立即将破坏装置制成样品，附以详细说明，由交通员送往八路军根据地，以供推广。司徒雷登有一辆挂了美国国旗的小汽车，可以免于日军检查，时常被用作运输上述物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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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这些行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方面并不计较司徒雷登的反共意识形态。1938年，司徒雷登前往汉口，住在吴德施（Logan H. Roots）主教家中，当时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共产党人也在汉口，他们特地前往主教家中拜会司徒雷登，这也是司徒雷登和周恩来的第一次接触。几天后，周恩来招待支持中国的国际友人，司徒被邀出席。1940年司徒雷登坠马受伤，毛泽东特别致电慰问；1946年司徒雷登的七十华诞，还受到了叶挺将军的祝贺。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一次庆祝胜利的晚会上，司徒雷登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他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笔者注）工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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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情谊就像六月天，说变就变。在局势未定之时，作为在中国极具声望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直是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的热门人物，后来甚至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而正是这段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在美国他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把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人而大加谴责。除了众所周知的领袖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其老友蒋介石的决绝也如撒在伤口上的盐一样让司徒作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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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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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出任大使，离开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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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成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与司徒雷登决绝翻脸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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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全面战败，8月14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毛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明确答复，蒋介石又分别于8月20日和23日发电敦促毛赴重庆会谈。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急迫地敦促毛泽东赴渝，是因为认定毛不会赴约谈判，所以才假戏真做，想造成共产党放弃和平的真相。不想中共在8月25日发表《对日前时局的宣言》后三天，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等人飞至重庆，并在机场向中外记者申明中共要求和平、民主的主张，令蒋介石一时措手不及。由于双方在有关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以及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尽管达成了《双十协定》，但重庆谈判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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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本来可以实行宪政民主的机会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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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的状况，美国政府开始出面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以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以及维持东亚的稳定以遏制苏联。马歇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杜鲁门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的。尽管有马歇尔居中调停，中国局势依然不断恶化。马歇尔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国共双方都完全缺乏诚意而且互不信任，每一方在对方的所有建议后面都看到邪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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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歇尔为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备感苦恼之时，在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的司徒雷登于1946年4月28日回到上海。就在司徒雷登准备从上海返回燕大之前，特地赶到上海来迎接他的傅泾波建议他趁机去南京拜访一下老朋友蒋介石。正是在南京，他在蒋介石夫妇的鼓动和安排之下结识了马歇尔。蒋介石之所以热心于司徒雷登和马歇尔的会晤，是因为当时蒋和马歇尔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老朋友司徒雷登如果与马歇尔发生联系，不仅可以为其美言，而且可以成为日后他与马歇尔沟通的一个渠道。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一职自赫尔利辞职之后一直空缺，“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6)，蒋介石也对这项任命极为期待，但是因中共的激烈反对而迟迟没有正式任命。正是司徒雷登与马歇尔的会面，让马歇尔在两个月后作出了建议国务院任命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决定。尽管日后中共对司徒雷登有种种批评和批判，但是在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都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极其尊重”，并“热烈欢迎其任命”。而蒋介石方面，却不得不“强颜欢笑”，明明十分失望，却要装作万分欢迎。正如董显光所说：“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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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给美国国务院推荐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电文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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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五十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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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英雄马歇尔当时在美国的声望是无以复加的，他几乎“可以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他需要的一切”。他的推荐很快得到了国会批准和总统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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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马歇尔的意料，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各界对于这项任命好评如潮，上海的《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以及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等媒体纷纷发表社论盛赞这一任命。北平的《华北日报》更是绘声绘色地报道了公众对于这一任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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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这一天间，至少在北平，我们在任何集会中，谈话的资料集中于司徒雷登博士。这里没有阶级，当然更没有党派，每一个人都表示着衷心的欢迎。即使不是公众集会，而是私人的会晤，几乎“您知道司徒先生出任驻华大使吗”这一问候语代表了通常的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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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30年6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学校颁布的褒奖词曾这样写道：“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出生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从小就受到它那种富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文化的熏陶。他后来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继续深造。返回中国后，他在远东的基督教教育运动中获得了广泛公认的领导地位。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长期交往，正在有效地帮助那个年轻的共和国解决其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只是，司徒雷登没有料到的是，接下来的大使生涯，远远比掌管一所大学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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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出任大使这件事的呢？任命下达之后，在司徒雷登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一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司徒雷登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即席发言中，司徒雷登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那么，除了马歇尔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促使司徒雷登接受这项任命呢？1946年7月12日，也就是任命公布的当天，司徒雷登向燕大校务委员会递交了辞呈。在辞呈中，司徒雷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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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考虑突然放弃我对燕京大学所承担的责任，即使另有高就的机遇来临时。我之被任命为大使和我本人接受这一使命，都说明了目前中国内部、中美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纷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任何一种个人角度来说，我都宁可选择继续留下来，过一种相对稳定并为我所热爱的生活。但是你们自己已充分警觉到目前的危机，并意识到除非这种危机能够转化为国家统一和内部和平，否则燕京大学也好，其他我们关心的事业也好，都是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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