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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出任大使这件事的呢？任命下达之后，在司徒雷登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一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司徒雷登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即席发言中，司徒雷登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那么，除了马歇尔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促使司徒雷登接受这项任命呢？1946年7月12日，也就是任命公布的当天，司徒雷登向燕大校务委员会递交了辞呈。在辞呈中，司徒雷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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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考虑突然放弃我对燕京大学所承担的责任，即使另有高就的机遇来临时。我之被任命为大使和我本人接受这一使命，都说明了目前中国内部、中美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纷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任何一种个人角度来说，我都宁可选择继续留下来，过一种相对稳定并为我所热爱的生活。但是你们自己已充分警觉到目前的危机，并意识到除非这种危机能够转化为国家统一和内部和平，否则燕京大学也好，其他我们关心的事业也好，都是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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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马歇尔将军同意，现在要求我暂时离开燕京大学，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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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下午全校职工为他举办的茶话会上，司徒雷登再次表示：“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第二天，在接受《燕大双周刊》采访之时，司徒雷登又说：“……今日中国之政治局面相当复杂，而其影响于校内学生生活者尤为明显，明年在学生中间因不同之政治思潮所引起之冲突，将在想象之中。……此外燕京之将来，系于中国之将来。国内不安定，燕京之困难亦愈增加。余已将明年学校困难及建议解决办法草成一建议书，寄交给纽约托事部。其中余提出两大原则：（一）无论如何困难，校内同人须得足以维持生活之薪水；（二）无论如何困难，我校之学术水准须尽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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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上午，司徒雷登出席学生大会，与200多名燕大学生话别。在司徒雷登讲话之后，学生们争相发言，除了话别的依依之情，学生们还向他们尊敬的校务长提出了三点希望：制止美国因片面援华而助长中国的内战；要做中美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不要做少数人的代表；促成中美、中苏、美苏的友好关系。面对学生们这样的要求，司徒雷登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希望燕大能够保持固有的自由民主作风，假若他能在南京听到燕大的好消息，那将是他“最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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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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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江苏南京，蒋介石与美国援华计划执行人、旧金山市市长莱普汉握手。中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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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司徒雷登之所以应允出任大使，也并非全无自信。长期的教育生涯，让司徒雷登可谓桃李满天下，其门生遍布当时各大政治势力当中：国民党方面有沈昌焕(8)，民盟有叶笃义(9)，中共方面则有龚澍(10)和黄华。司徒雷登就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叶笃义说：“各党各派都有我的学生。”这样的人际关系，使他对于调停各方的关系不免会增加几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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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告别燕园，到南京走马上任，与他同行的，是傅泾波。令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政治远远没有像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其大使生涯不仅使其再没能回到燕园，而且也永远地离开了中国。面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关系这一出乎预料的变化，燕京大学需要迅速采取措施来保证领导的连续性。从1946年8月到秋季季中，学校领导的义务和职责落到了由校长陆志韦担任主席，蔡一谔、夏仁德、赵承信、吴淑芳和苏路得（Ruth Stahl）担任委员的行政委员会身上。但到了这年年底，化学系的窦威廉（William H. Adolph）被任命为代理校务长，接过了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他的任命只有6个月，但其实际任期却长达18个月之久。后来，陆志韦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再次接管学校工作。艾德敷在继续担任联合中国服务前方主任的同时，也拿出一半时间来担任行政委员会的执行干事。在两年的时间里，“最高领导问题一直在代理校务长和行政委员会之间来回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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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47年马歇尔奉召回国，便意味着美国调停宣告失败，就在马歇尔回国的当天，得知了这一消息的燕大校务委员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热爱的校务长返回燕大的最佳时机，便立即致电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电文很短：“Yenching Needs You. Warmest Welcome.”（最热烈之欢迎——燕京需要你！）但当时正处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时期，身不由己的大使面对燕大发来的电文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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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名凯回到燕园之后辛勤教学，勤于笔耕，成为中国的语言学大师，在汉语研究领域具有独到之处。此外，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在教学之余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介绍西方文学的重要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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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徒雷登与北洋时期政坛要人的交往除与张作霖的交往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之外，均见于司徒雷登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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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司徒雷登劝张学良改旗易帜的资料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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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9年7月30日，司徒雷登在写给纽约托事部的信中说，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是他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好的例证之一”。Stuart to Trustees，July 30，1939，Record of Yench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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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hilip West，Yenching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6. 关于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叙述为1927年，但各种资料显示，在张学良易帜之前，蒋介石和司徒雷登还未曾会面，本书采取Philip West著作中所叙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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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llington K. Tong，Chiang Kai-Shek，Taipei，Shangha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该书用英文写成，作者是曾任国民党国际宣传局局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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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ollington K. Tong，Chiang Kai-Shek，Taipei，Shangha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魏德迈事后对此也回忆道：“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销。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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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沈昌焕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4年转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成为政治系研究生，不久学生自治会选举，沈昌焕出人意料夺取了向来由左派掌握的领导权，锋芒大露。毕业后参加南京政府工作，长期随侍蒋氏夫妇左右，是蒋的得力近臣，迁台后历任“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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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笃义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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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龚澍于1933年考入燕大历史系，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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