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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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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江苏南京，蒋介石与美国援华计划执行人、旧金山市市长莱普汉握手。中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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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司徒雷登之所以应允出任大使，也并非全无自信。长期的教育生涯，让司徒雷登可谓桃李满天下，其门生遍布当时各大政治势力当中：国民党方面有沈昌焕(8)，民盟有叶笃义(9)，中共方面则有龚澍(10)和黄华。司徒雷登就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叶笃义说：“各党各派都有我的学生。”这样的人际关系，使他对于调停各方的关系不免会增加几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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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告别燕园，到南京走马上任，与他同行的，是傅泾波。令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政治远远没有像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其大使生涯不仅使其再没能回到燕园，而且也永远地离开了中国。面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关系这一出乎预料的变化，燕京大学需要迅速采取措施来保证领导的连续性。从1946年8月到秋季季中，学校领导的义务和职责落到了由校长陆志韦担任主席，蔡一谔、夏仁德、赵承信、吴淑芳和苏路得（Ruth Stahl）担任委员的行政委员会身上。但到了这年年底，化学系的窦威廉（William H. Adolph）被任命为代理校务长，接过了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他的任命只有6个月，但其实际任期却长达18个月之久。后来，陆志韦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再次接管学校工作。艾德敷在继续担任联合中国服务前方主任的同时，也拿出一半时间来担任行政委员会的执行干事。在两年的时间里，“最高领导问题一直在代理校务长和行政委员会之间来回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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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47年马歇尔奉召回国，便意味着美国调停宣告失败，就在马歇尔回国的当天，得知了这一消息的燕大校务委员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热爱的校务长返回燕大的最佳时机，便立即致电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电文很短：“Yenching Needs You. Warmest Welcome.”（最热烈之欢迎——燕京需要你！）但当时正处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时期，身不由己的大使面对燕大发来的电文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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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名凯回到燕园之后辛勤教学，勤于笔耕，成为中国的语言学大师，在汉语研究领域具有独到之处。此外，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在教学之余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介绍西方文学的重要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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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徒雷登与北洋时期政坛要人的交往除与张作霖的交往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之外，均见于司徒雷登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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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司徒雷登劝张学良改旗易帜的资料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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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9年7月30日，司徒雷登在写给纽约托事部的信中说，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是他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好的例证之一”。Stuart to Trustees，July 30，1939，Record of Yench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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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hilip West，Yenching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6. 关于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叙述为1927年，但各种资料显示，在张学良易帜之前，蒋介石和司徒雷登还未曾会面，本书采取Philip West著作中所叙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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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llington K. Tong，Chiang Kai-Shek，Taipei，Shangha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该书用英文写成，作者是曾任国民党国际宣传局局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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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ollington K. Tong，Chiang Kai-Shek，Taipei，Shangha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魏德迈事后对此也回忆道：“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销。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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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沈昌焕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4年转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成为政治系研究生，不久学生自治会选举，沈昌焕出人意料夺取了向来由左派掌握的领导权，锋芒大露。毕业后参加南京政府工作，长期随侍蒋氏夫妇左右，是蒋的得力近臣，迁台后历任“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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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笃义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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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龚澍于1933年考入燕大历史系，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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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八章 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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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岛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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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标题灵感，来自饶佳荣兄的译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在此谨致谢意。本章先叙述战争中的燕京大学，革命中的燕京大学则留待下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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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争日本侵略者的序幕。而在此前的六年，日本军队已经巩固了他们在东北、热河、河北东北部以及内蒙古的统治，构成了一道防御俄国的屏障，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扩展他们所谓的“共荣圈”。为此，就要消灭蒋介石和国民党，或者将其作为傀儡。当国民党拒绝放弃任何中国主权时，日本人决定公开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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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一英里是日本的大本营，士兵们不时地从燕京周围的路上走过，东面半英里是日本人控制的京张铁路。”在侵略开始之后的几天里，有2000多人涌入校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在当时，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被关闭，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由于燕京具有美国和英国背景，尽管燕京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示威，“校长和校务长有一次甚至还带头上街游行”，尽管日本人把燕京视为他们前进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是并没有准备接收燕京，同样没有受到干扰的还有中法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创建的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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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军的侵略行为还是在燕园里引起了慌乱。那时正逢司徒雷登不在学校，群龙无首。文彬如在《燕大两次“校难”亲历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