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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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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给周汝昌开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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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那里是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的发祥地。我读高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了，自那以后，半亡国的生活经历就开始了。那时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门都被伪华北政府控制，我是坚决不入那种学校去读书的，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就找了一个法国教会学校，考了那所学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平拣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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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当年的《燕京新闻》，燕大学生注册人数在经历了1937年秋季的下降以后，逐年迅速增加：1937年9月，燕大注册学生人数仅为499人，至1938年底，在校学生已达945名，比上年秋季入学时几乎增加了一倍，为历年之冠。学生中以河北以及平、津三地学生居多，占50％。到1939年秋季，燕大在校生达到978人。1940年6月10日，司徒雷登主持召开了有32人出席的校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学校根据需求扩大招生规模的问题，针对在校学生增加而引起的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会议确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到1941年秋季，燕京大学报到注册的学生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157人，其中男生810人，女生347人。“一个非常自然而又十分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学生地方来源的变化。来自河北、山东和东北地区的学生不断增加，而来自广东和福建这些遥远省份的学生占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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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纽约在1937年7月19日收到的一封电报中说“校园迄今很平静”，但是实际上，日本人对于作为“抗日堡垒”的燕京大学一直虎视眈眈。就在纽约收到电报9天后的一个清晨，日本人轰炸了燕京校园附近的一个兵营，把司徒雷登从睡梦中惊醒，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空袭，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校园里人人惊恐万状，连最荒诞的谣言亦信以为真。”而处于军事控制线另一边，在距北平75英里的清西陵度假的燕大教职员班美丽、韦尔巽和赵承信为了返回燕园，不得不乘火车到达广州，再从那里前往香港，又乘坐海轮抵达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为前往75英里外的目的地要旅行大约2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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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新的环境，燕京大学再一次对自身进行了调整。在日本人占领华北以前，在校董会6月的会议上，担任了许多年校董会主席的孔祥熙被选为燕京校长，在他缺席时则由陆志韦代理，但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作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孔祥熙的身份显然不可能让他再担任一个处于日本控制区的大学的校长。陆志韦也感到，无论担任代理校长还是校长，他的身份都不合适。司徒雷登再次出任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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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校园里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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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在校园里取缔公开的抗日活动，并且要求学生会停止活动。为了防止日伪钻学校的空子，司徒雷登还以校长办公处的名义公布了《学生生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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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宿舍、食堂之管理，概由庶务处斋务股与女部办公室分别负责，但学生对于膳宿事宜如有建议，可推举代表向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申述，于可能范围内，尽量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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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在校，无事不得离校外出，如因有事必须出校时，男生必须在斋务股登记，女生必须在女部办公室登记。登记时应填具体出校事由，以及出校目的地，以及出校返校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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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食堂，由学校尽量改善，学生尤宜合作，不得有殴打厨役或摔砸碗盘等不法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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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团体组织，以无政治目的活动者为限，所有社团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登记核准，登记时应填具体职员会员名单，以及活动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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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种种集会，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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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各种刊物，均须于付印前，将原稿送交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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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布告，须用竖长十一寸、横宽八寸纸为合式，该布告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盖章，始得就布告板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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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不得购置犯禁之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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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生课外活动，以唱歌音乐以及其他有益娱乐为限”。“此类活动，除由学校提倡外，得由学生或学生与教员联合组织团体促进之，但须依照本规则第四项办理登记，至于一切有碍学校秩序之行动，均属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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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这样的规定获得了学生们的谅解，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如果过去几十年中制定这样的规定，“帝国主义”的指责肯定会喊破了天，而现在司徒能够说，“学生的纪律问题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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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单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放弃独立的前提下与日本人周旋。为此，萧正谊成为司徒处理与日本人关系问题的秘书。萧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燕京毕业的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后来曾到东京大学学习了三年。作为校友，萧正谊完全忠实于燕京及其理想，但同时又非常熟悉日本文化。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常常有日本士兵闯入校园来“观赏”风景，他们的出现给学校的师生带来了恐慌。燕大采取了行动，禁止日本士兵未经允许进入校园，并把这一通告贴在了学校门口。每当有日本士兵要强行入校，萧正谊就会被叫来，以其礼貌、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人心理的透彻了解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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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被拒之门外，但汉奸组织新民会却喋喋不休，坚决要入校园搜查和逮捕抗日及共党分子。于是司徒雷登主动向日军提出保证：他不会容许燕园之内出现抗日及共党活动，一旦学生中有人受到这种怀疑，他愿意将其送交日军当局调查。他特别指出，燕园乃美国财产，如在此搜查及逮捕学生，一定会引起“国际争执”。这一招软中有硬，果然化解了新民会的攻势。有一次，新民会的人在20个日军陪同下企图进入校园逮捕共产党人，但为司徒雷登坚拒，以后类似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由于敌伪不能直接进入校园抓人，只能提出名单要求校方交人，这就为许多受到追捕的爱国青年提供了回旋余地。事实上，司徒雷登也从来没有把任何学生交送给日本人，仅有两名学生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自愿接受日方调查。而且，当个别学生“周末进城的时候从校车里被抓走，但我（司徒雷登）的秘书非常机智，要不了多久，费不了多少周折就能把被捕的学生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