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56508
……
1704756509
1704756510
当日10时许，日本人通知全校师生在贝公楼集合，一个日本军官讲话，身边站着一个翻译，军官讲日语，译者译成蹩脚的英语，讲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要害的是句：“If you… you are in danger of shooting.”翻译是日本人自己带的。
1704756511
1704756512
晚饭后即行戒严，我们郁闷地坐在宿舍里，忽听一阵拖沓的皮鞋声，一群日本宪兵把李欧同学带走了。平时夜11时全校熄灯，而今全校通明，贝公楼更是灯火辉煌，一夜之间不知有多少人被捕遭审讯。……
1704756513
1704756514
……
1704756515
1704756516
次日9时许，听说学生可以离校了，凡离校者均须出西校门。于是一两千男女学生沸沸扬扬，各式各样的行李捆、衣服箱、手提包，肩扛、手提、一人挑、二人抬，各就各便，还有人把两辆自行车绑在一起，以扩大载重量。这里一堆，那里一片，贝公楼前如茵的草坪上，顿时布成集市摊点，听任敌伪警宪检查，熙来攘往，乱哄哄，忙匆匆，个个愁眉苦脸，惊魂不定，拥出校门。校门外围了一群拦揽生意的人力车夫，来往搬运行李。过路的行人驻足旁观，大门里外挤满了人。
1704756517
1704756518
……(3)
1704756519
1704756520
至于燕园里的西方教师，英国人班威廉（William Band）夫妇和林迈可在收音机中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之后迅速收拾好了必需物品，在日本人到达以前的几分钟离开了学校，直接投奔了距离学校不远的西山游击队；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作为瑞士公民，与战争没有关系，因此被准许在北平的瑞士领事馆服务；年老的澳大利亚人毕善功（L. R. O. Bevan）则于1942年获准乘坐英国游轮离开中国。除了一两个特殊情况之外，其他的西方人在燕南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经过一次转移然后被转移到山东潍县，在潍县待了6个月，其中的22人被遣送回国。(4)而具有军事服务能力的美国男性教职员，还有一些英国教师则被迫留在了潍县(5)，因为他们回国后有可能会参军与日本人作战。博晨光教授虽然已经超过了服役年龄，但他自己决定和那些人一起留下，以便在日本人将燕京归还给其合法所有者时能够到场，因为他确信日本最终必要归还燕京。日本战败后，他们被援救出来。
1704756521
1704756522
事发的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在前一天到了天津度周末。12月9日正当他准备返回学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逮捕了他，然后押送回北平，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写到了这段经历。
1704756523
1704756524
日本人在关闭燕京之后，曾经想把它作为一所不受西方影响的傀儡学校保留，因此曾经问中国教师在什么条件下愿意继续在燕京的工作。此时，已经退休的校长吴雷川站了出来，带领其他教师坚定地表示，只有允许西方教师留任，并且给予学校完全的教学自由时，他们才会恢复燕京的教学。日本人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北平燕大于是被彻底地关闭了。
1704756525
1704756526
对珍珠港事件之后燕大人员的去向，吴其玉也有回忆：因为战争爆发而不愿待在沦陷区的教职员一般都是中年以下的人，这一是因为资深年长的教工们这时很大一部分都已进入日本宪兵队的监狱，不可能出走；二则是因为另外一些人年事已高，如前校长吴雷川，已经无法成行，只好留在北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民族气节。离开燕园的人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得知消息后甚至之前就已经奔赴解放区的，如中文系教授董璠、英国的林迈可和他的华裔夫人李效黎等人，另一种则是意在复校而选择到重庆或成都的，这些人包括郑林庄、关瑞梧、陈芳芝、梁思庄、王钟翰、吴其玉等人和在此之前来到大后方的梅贻宝、赖朴吾、包贵思、韩庆濂、蒋荫恩、林耀华以及冰心和吴文藻夫妇等。
1704756527
1704756528
1704756529
1704756530
1704756531
1704756532
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6533
1704756534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大被日军封闭。外籍教师先被集中在燕南园，后被转移到山东潍县集中营。这是他们离开学校时的合影。
1704756535
1704756536
1704756537
1704756538
1704756539
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4]
1704756540
燕京大学：1919-1952 四、成都燕大
1704756541
1704756542
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对于中国后方的燕京校友来说，珍珠港事件是号召他们行动的号角”。北平燕大被日本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愤，校友们一致决议，立刻在后方复校。
1704756543
1704756544
1942年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两个月之后，燕大临时校董会在重庆召开，一致决议：“（一）燕京大学在后方复校；（二）成立复校筹备处；（三）推梅贻宝先生为复校筹备处主任。临时董事会议决议的复校宗旨，有以下几条：（一）燕京大学不容日敌摧毁，校统亟应延续；（二）燕京大学师生陆续来到后方，需要接待安置；（三）燕京大学旨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四）澄清燕京大学在日伪窃据下维护校务之立场，并防止日伪在北平开办燕京大学。”之前，梅贻宝因不耐沦陷区之生活，于1938年请假离开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他原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各方关系都熟，由他筹备复校，自属顺理成章。不过，如艾德敷《燕京大学》一书所言，“从一开始就应该记下，尽管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对燕京大学在中国后方复校的计划非常热心，尽管最终的成功显然是许多团体和许多人集体工作的结果，但孔祥熙博士和艾德敷博士的切实指导和支持对于将思想转变成为现实起了特殊作用。孔博士将他的时间和威望最慷慨地用于燕京复校和促进其发展方面，而艾德敷博士的努力，在争取燕京得到美国支持者的理解和信任方面，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起作用”。
1704756545
1704756546
初到成都时，有些校外人士认为燕京以往是一块“金字招牌”，但在当时成都的情况下，什么条件都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恐怕这块“金字招牌”是保不住了。就是在燕大同人当中，也不免存在这样的担心。经历一番筹备，成都燕大以月租2000元租用位于成都陕西街的华美女中和毗连的启华小学作为校舍，并推举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教务长。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开学。当时，从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教职员，总计约30人，这就是成都燕大的班底。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如下：
1704756547
1704756548
校长室 梅贻宝（代理校长）
1704756549
1704756550
秘 书 熊德元
1704756551
1704756552
教务处 韩庆濂（代理教务长）
1704756553
1704756554
陈尚义（继任）
1704756555
1704756556
图书馆 梁思庄（图书组主任）
1704756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