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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筹划华北自治政府的举措引起了国内学生的极大愤慨。1935年的秋天，燕京大学的学生开始把口头抗议变为公开示威。那年秋季开学之后，燕大学生会几次召开全体大会，800多人聚集一堂，一次比一次热烈地谈论华北垂危的形势，愤怒批评蒋介石丧权卖国的行为。在10月22日的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他们提议：“我们要以燕京大学全体学生的名义，打电报给南京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呼吁政府，请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这个议案提出之后，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应，除浙江嘉兴人卜锐新发言反对外，其余同学一致赞成通过。决议授权学生会草拟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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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学生会请原社联的成员高名凯起草文稿。高名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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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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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发此通电，不免显得有些人单势孤，于是燕大学生会去其他学校串联，请9个学校的自治会与燕大学生自治会共同联署，并向全国各报馆、大学、著名中学发出。发宣言的那一天，正是北平学联成立之前的18天，也就是在一二·九游行之前的一个月。高名凯撰写的宣言，等于为即将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放出第一颗信号弹，在黑暗无声的中国响起第一声震天动地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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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二·九运动，海伦·斯诺也有一段回忆。她说当时关于公众示威的第一轮重要讨论是在她家里举行的，那时她的丈夫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参加的人有燕大报纸的编辑陈翰伯，燕大学生团体主席张兆麟、副主席王汝梅（即黄华，笔者注），以及她的丈夫斯诺。而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在《燕大周刊》周围，已经形成了一支由王汝梅、王孝风、李源等进步学生组成的撰稿人队伍，这些人虽然还没有进入党组织，但是已经成为党组织的核心外围人员。其中的王汝梅与张兆麟，正是燕京大学在九一八事变中接收的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佼佼者。据当年参加一二·九的燕大学生王元美回忆：12月9日的前一天，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当时学生会主席是张兆麟，学生会其他负责人还有王汝梅和陈翰伯、刘克夷等，王汝梅是执委会主席，陈翰伯、刘克夷是执委……那天大会是由张兆麟主持的。他说：“北平已经岌岌可危，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要成立了，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了。我们青年学生不能再沉默，要起来呼吁！”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燕大学生黄华对此事件也有回忆，且可与海伦的回忆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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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重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对平、津学生于12月9日开始发动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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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和游行。……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学校代表来到政治气氛较轻松的燕京大学开会。……由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她是中共党员，同北平市委联系密切。大家讨论了如何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布置了口号、行动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游行时间、地点和路线都做了部署。会后，各校代表回校分头动员。燕大学生会大会在张兆麟主席的主持下，一致拥护次日到北平城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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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一二·九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但是其发源于燕京大学这一事实，在日后随着燕京大学的撤销几被忽略。如今重新考察这一历史事实，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源于燕京大学？第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不容忽视的因素还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这一身份。那时的燕京大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燕京学生不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担心被谴责为丧失民族性的外国人的“走狗”，而且有机会好好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当时，并非所有的国立学校都能像燕京那样自由——自1931年以来，政府就开始在国立学校对学生组织进行严密的监视，并且经常发生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遭到逮捕的事件。历来在学生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北京大学在1935年也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学生自治会了，而燕京与国外的密切关系成了抵抗政府干预的缓冲器。国民党可能对教会大学的课程加以控制，但是对行政领导及课外活动却没有什么影响。另外，司徒雷登过去的种种言行，也让燕京的学生组织有理由相信学校领导是同情自己的。一年前的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日，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据当时的燕大学生马绍强回忆，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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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一二·九运动结束之后，同样是在大礼堂，司徒雷登面对参加运动的全体学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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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见诸君，颇足欣慰，对诸君言行，认为足以自豪，对中国也觉其有远大之希望。在此严重国难时期，学生苟不谋尽其责任，则救国自少希望。据余所知，此次华北学生运动，实有实质之效果，其努力并非虚掷。在美时有人谓中国学生宜潜心学业，不当干预政治为言者。余则请其翻阅美国革命史，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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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图为西直门外燕大学生参加当时群众聚会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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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需要指出的是，此一阶段的学生运动，尽管有正在兴起的共产党居间作用，但是依然处于自发与自觉相互交织的状态中，使其相互交织的，正是在外族入侵之际兴起的民族主义。也正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运动的学生开始出现了分野，一部分学生左转走向革命之路，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沉潜下来开始专注于学业。令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内战中，美国成了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焦点，而他自己，有时也难以免于成为他昔日的学生们反对对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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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国共两党博弈中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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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内战接踵而来，在这场关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搏斗中，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在权力转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杰西·格·卢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一书中论证分析的那样：如果说学生是中国城市舆论的晴雨表的话，那么，1948年学生的情绪明显地表明“天命”已经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因为随着同国民党的疏远接踵而来的就是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了。1946年至1949年间的学生运动有助于在民众中造成对国民党统治普遍不满的印象，同时，左派学生则协助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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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1946年底到1948年暑假的一年半里，北平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游行共达7次之多。(5)作为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主力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这些学生运动。当事人张世龙在事后的回忆中，直接明了地说明了这些学生运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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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946年成立，是胜利后北平各大学中成立最早的自治会之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殷书训、沈立义、包儒、张少琴、袁淳曾等共产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站在历次斗争的前列，成为运动的骨干，学生自治会则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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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学生运动不同，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更多表达的是学生们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以及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扶持而引发的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沈崇事件(6)的爆发是其中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在最初阶段北平市政府向美国当局提出正式抗议后，美国当局立即表示道歉并逮捕了被指控为强奸犯的美国士兵，温和解决看起来应该是水到渠成。但是北平的学生和民主同盟方面抓住了这一问题发动了一场学生运动。当年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燕大校友张大中向笔者口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表示当时弥漫在学生当中的反美情绪已经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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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6年）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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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 HOME，U. S. ARMY！”（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笑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