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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和游行。……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学校代表来到政治气氛较轻松的燕京大学开会。……由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她是中共党员，同北平市委联系密切。大家讨论了如何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布置了口号、行动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游行时间、地点和路线都做了部署。会后，各校代表回校分头动员。燕大学生会大会在张兆麟主席的主持下，一致拥护次日到北平城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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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一二·九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但是其发源于燕京大学这一事实，在日后随着燕京大学的撤销几被忽略。如今重新考察这一历史事实，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源于燕京大学？第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不容忽视的因素还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这一身份。那时的燕京大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燕京学生不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担心被谴责为丧失民族性的外国人的“走狗”，而且有机会好好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当时，并非所有的国立学校都能像燕京那样自由——自1931年以来，政府就开始在国立学校对学生组织进行严密的监视，并且经常发生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遭到逮捕的事件。历来在学生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北京大学在1935年也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学生自治会了，而燕京与国外的密切关系成了抵抗政府干预的缓冲器。国民党可能对教会大学的课程加以控制，但是对行政领导及课外活动却没有什么影响。另外，司徒雷登过去的种种言行，也让燕京的学生组织有理由相信学校领导是同情自己的。一年前的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日，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据当时的燕大学生马绍强回忆，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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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一二·九运动结束之后，同样是在大礼堂，司徒雷登面对参加运动的全体学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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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见诸君，颇足欣慰，对诸君言行，认为足以自豪，对中国也觉其有远大之希望。在此严重国难时期，学生苟不谋尽其责任，则救国自少希望。据余所知，此次华北学生运动，实有实质之效果，其努力并非虚掷。在美时有人谓中国学生宜潜心学业，不当干预政治为言者。余则请其翻阅美国革命史，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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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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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图为西直门外燕大学生参加当时群众聚会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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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需要指出的是，此一阶段的学生运动，尽管有正在兴起的共产党居间作用，但是依然处于自发与自觉相互交织的状态中，使其相互交织的，正是在外族入侵之际兴起的民族主义。也正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运动的学生开始出现了分野，一部分学生左转走向革命之路，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沉潜下来开始专注于学业。令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内战中，美国成了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焦点，而他自己，有时也难以免于成为他昔日的学生们反对对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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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国共两党博弈中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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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内战接踵而来，在这场关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搏斗中，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在权力转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杰西·格·卢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一书中论证分析的那样：如果说学生是中国城市舆论的晴雨表的话，那么，1948年学生的情绪明显地表明“天命”已经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因为随着同国民党的疏远接踵而来的就是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了。1946年至1949年间的学生运动有助于在民众中造成对国民党统治普遍不满的印象，同时，左派学生则协助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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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1946年底到1948年暑假的一年半里，北平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游行共达7次之多。(5)作为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主力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这些学生运动。当事人张世龙在事后的回忆中，直接明了地说明了这些学生运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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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946年成立，是胜利后北平各大学中成立最早的自治会之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殷书训、沈立义、包儒、张少琴、袁淳曾等共产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站在历次斗争的前列，成为运动的骨干，学生自治会则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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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学生运动不同，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更多表达的是学生们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以及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扶持而引发的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沈崇事件(6)的爆发是其中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在最初阶段北平市政府向美国当局提出正式抗议后，美国当局立即表示道歉并逮捕了被指控为强奸犯的美国士兵，温和解决看起来应该是水到渠成。但是北平的学生和民主同盟方面抓住了这一问题发动了一场学生运动。当年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燕大校友张大中向笔者口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表示当时弥漫在学生当中的反美情绪已经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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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6年）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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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 HOME，U. S. ARMY！”（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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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大中当时并没有“得到上级指示”，但是他明确地告诉笔者，“这场运动在南系党支部是经过了决策的”。在运动的影响下，燕京的教授以请愿书的形式支持燕京学生提出的美国撤军的要求，并且同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一起写信给当时已经出任驻华大使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燕京的学生们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激烈，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并无亲美的倾向，他们再一次号召全国学生举行联合抗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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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从抢救教育危机、各大学要求公费改善待遇开始的。最先把饥饿与内战联系起来的是清华大学。张大中虽然人在燕京，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却起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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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华围绕着饥饿和内战的问题展开过很多讨论，讨论的内容都在壁报上登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得出结论：“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但是在怎么提出口号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应该把“反内战”放在前面，有的认为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当时在清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学是从燕京转过去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因为饥饿是人们的切身感受。5月15号，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燕京大学是在5月18号谈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大礼堂，一个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说：“从老百姓立场看，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是国共双方打起来的，应该要求双方下令停战。”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下觉得很合理。我和其他地下党的负责人小声商量了一下，几个人轮番发言批驳了那个人的说法。那人还想说话，引起全场同学一片嘘声。这时，大会主席提出表决，通过了罢课并和其他大学一致行动的决议。5月18日国民党出动军警在西单、北池子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一下子把同学们激怒了，反蒋的情绪更高了。5月20日大游行那天，我为了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燕京的队伍中穿行，随时和大游行主席团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大队行进到天安门的时候，探路的纠察队员传来西单一带有特务的消息，我赶忙跑到大队最前面去看情况。当时还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这次运动过后，我去和刘仁汇报，刘仁跟我说：“有的同志看到你参加游行了，好啊！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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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中回忆中的“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名为钱宇年，钱宇年之前曾在燕大医预系读书，据有关资料记载，钱当时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学运组少校副组长”“特务分子”。“八一九”(8)之后，钱宇年在燕园策动成立了“燕友社”，“打的是中间立场的旗号，成员八九十人中，除少数几个反动骨干以外，绝大多数是并无什么反动政治背景的同学”。尽管在“八一九”之后，与国民党站在对立面的学生自治会和一些重要社团的主要负责人离开了燕园，但是尚留在燕园中的由学生自治会的立委和执委组成的临时机构——选举委员会中，具有中共背景的学生人数依然占据多数。钱宇年策动成立“燕友社”的目的，便是和这些左倾学生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那一年选举大会的情形，当年的左倾学生张世龙在事后有详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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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前，五六十名反动学生骨干抢占了前三排座位，我们准备发言的积极分子就坐在他们的后面，双方摆好了架势，一场激烈的舌战似乎无可避免地要展开了。可是反动分子却采用了最愚蠢也是他们最拿手的策略——捣乱。大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李延宁、卢念高、朱德勋三同学集体主持。在李宣布开会之后，尚未报告议程，就见第一排的一个家伙跳到椅子扶手上，面向同学大喊大叫，李延宁等事先考虑到有些人可能捣乱，为此专门带了一个用于维持会场秩序的大摇铃，这时立即摇起铃来，要求此人遵守秩序。可是，前三排的那批人却大声鼓噪。我们准备发言的同学纷纷举手，主席马上指定举手的同学发言，而那批捣乱分子依然大吵大闹。发言的同学不管一切喧闹，依然面向同学讲话。一个中统特务见还压不倒我们，便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去，扯着嗓子喊叫。这种蛮横无赖的行径，激起了广大同学义愤，顿时嘘声四起。这些捣乱分子也不示弱，一齐掀动折椅座板，敲得震天响，把一切声音淹没在敲打声中。会场乱成一团。坐在楼上和后排的同学站起来，似乎要退场了。可是如此散会却正中捣乱者冲散大会的阴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参加这次会的冯除昌和另一同学临时写了一横幅在台前高高举起，上写“×××（指那上台捣乱的人）滚下来”，台下同学齐声高喊“×××滚下来”。加上这时在主持会议的同学立刻抬出一块黑板，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凡拥护本次选举的同学请起立”，哗啦一声，除前三排外，几乎全场起来热烈鼓掌，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随后，一位“高唱队”的同学跳到台上指挥大家高唱《光明赞》和《团结就是力量》。在大多数同学空前团结的声势下，那几十个捣乱的人一个个灰溜溜地溜出了礼堂，在这以后几天，立委会顺利地召开了，在新立委会主持下进行了执委会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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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看到当年“钱宇年们”的相关资料，只好单方面引用其对立面的回忆，但这已经足以说明，随着两党斗争的白热化，学生运动的政治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