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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团中央工作，调我来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了我，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与任弼时商量后，令我立即参加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我动身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咐我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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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6月26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来这儿的。”林孟熹也认为，在当时，“毛泽东主持外交大计，由周恩来坐镇北平指挥全面，另有两个前沿阵地，一是南京，二是上海”。“上海聚居着最大量的外国人，外国企业也基本集中在那里，南京则是外国使团所在地，要使这些国家对新政权有所认识，并进而促使它们早日承认新政权，很多工作都要在南京做。两相比较，后者尤为重要。中共派往该两地的是章汉夫和黄华，二人均中共外交战线一时之彦，但论声望和资历，章又高出一线。没有把章派到更为重要的南京，唯一的解释（是）章并非燕京学生，和司徒搭不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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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华在南京与司徒雷登的接触，黄华在其回忆录中有详尽的叙述，其细节与燕大校友林孟熹从傅泾波那里得到的转述可以相互参证、互为补充。在经过双方以私人身份进行的试探性拜访交流之后，6月8日，傅泾波再次拜访黄华，他告知黄华：经过与司徒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作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作出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傅泾波还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谈话中傅泾波还告诉黄华，在美国，“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司徒雷登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问他在返美前能否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傅泾波还表示，“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黄华当时的答复是，“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所以他“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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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6月30日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电文中，司徒雷登的表述是：6月初傅泾波偶然向黄华提及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6月24日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其生辰，因为多年来司徒雷登一向如此。司徒雷登还在电文中特别指出，他事先并未指示傅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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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华在与傅泾波会面之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渠道同他接触比较方便，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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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志韦给司徒雷登的写信时间来看，中共中央的反应异常迅速，陆志韦6月12日在用英文写给司徒雷登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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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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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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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印象，绝大多数党员都渴望把政治问题同贸易和财政分开，他们不愿意讨论“国际路线”或者国家态度的问题。完全出于好意，他们不愿意看到燕京大学卷进国际政治之中，或者燕京的中国教职员在国际关系方面采取一种明显的倾向。我的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前天告诉我，未来燕京的成败可能系于你此次北行的结果。我希望你也十分仔细地考虑一下，你是否应偕一位中国人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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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你知道我经常都是出于好意，为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燕京，同时也是为了美国，我希望你对我们的访问将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不仅对社会而言，而且对国际相互了解作出真正的贡献。对于那些可以在一两年后完成的事情，不宜太急于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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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亲爱的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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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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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志韦的信发出之后的6月18日，黄华主动询问傅泾波，在时间安排方面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是否存在困难？出乎意料，傅泾波没能给出肯定答复。林孟熹据此分析：（一）傅此前只是试探性地询问有无可能；（二）傅未肯定司徒是否一定北上；（三）司徒本人并未介入，起码表面上如此。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再次表达北平已获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并表示司徒雷登“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则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一些抨击，于事不利”。因此，“他决定将此事再报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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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后，傅泾波向林孟熹讲述这段往事，说自己因是否赴北平曾经与司徒雷登发生激烈的争吵，但是最终司徒雷登还是按照美国方面的指示未能北上。傅泾波万分感慨：“如果当日老人家去了北平，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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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情，哪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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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国共关系调停人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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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中共的胜利来得更早一些。而在中共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则是燕大哲学系教授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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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平津战役。11月18日，傅作义通过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接洽与中共的谈判问题。12月17日，傅的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进行谈判，但很快陷入僵局。为打破谈判僵局，中共方面希望能找到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谈判作为缓冲，他们的首要人选就是时任民盟中央委员、秘书主任兼民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的燕大教授张东荪。多年来，张东荪一直在国内倡导和平、反对内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民主领袖，另一方面，张东荪与中共早有联系，并深受毛泽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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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傅作义也已经意识到无法抵御中共的军事打击，想尽快打开和谈局面，经人推荐，他也感到有张东荪这样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盟领袖出面有利于调节双方关系。1949年1月5日下午，傅作义约张东荪在中南海居仁堂谈话。据后来张东荪向子女的描述，当时会见场面很紧张，傅作义打着裹腿，全副戎装。当张向傅申明利害，表示愿意代他出城与解放军进行谈判时，傅的脸色才逐步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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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东荪的来回奔走之下，双方终于就和谈达成一致。事后，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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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的1月10日，张东荪还在傅作义保护下乘车返回燕京大学，并在校内作了一个讲演，解释为什么坚决主张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这样，解放军还没有进城，就在燕大师生中赢得了好感与支持。随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之下，张东荪与费孝通（代表民盟）以及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代表民进）到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巧合的是，四个人都与燕大有着很深的关联，张和雷都是燕大的教授，而费和严则都是出身燕大的学者。到达西柏坡，张东荪便送给毛泽东自己的封笔之作——《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毛则回赠张一套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但两人在讨论新中国外交方针时产生了巨大分歧。毛认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只能是一边倒向苏联，必须实行“一边倒”，张则主张应该走“中间路线”，在国际上不亲近美国也不亲近苏联，或者可以比较亲近苏联，但也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不能反美。双方各执己见，谈话气氛一度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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