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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事部是美国的民间组织，并不直接接受美政府的指令，但其受美政府影响则不言而喻，哈佛燕京学社在这一时期先是迁移到广州，然后迁回美国，这一享誉国际的学术机构在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尽管托事部不喜欢共产党，不过，即使在局势已经明朗的1948年12月，纽约托事部依然批准了校董会关于燕大应该继续留在当时校址内办学的决定，并且许诺继续予以支持。托事部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于陆志韦这样一个与美国人有深厚友谊的基督徒抱有希望。一位美国的朋友在1948年12月6日给陆志韦的信中这样写道：“未来的岁月对于你和大学将是艰苦的，但我相信你必定会迎接考验的……旧约的犹太预言，新约的基督教福音，都是诞生在悲剧里的。基督教的历史中，它的危难时期也是它的最坚强时期。”1949年1月24日，范天祥组织部分中外教师推举陆志韦为解放后的燕大校长，燕大董事会及托事部通过了这一决议；两天之后的1月26日，燕大早期的创建者之一艾德敷致信陆志韦：“我完全明白燕京现在面临的任务之重大，以及维持大学的基督教宗旨的重要意义。我高兴目前初步显示的前途是有希望的，我确信你对解决这个问题会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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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美国人对陆志韦的殷切期望之中，也包含着一些微妙的差异。比较托事部发给西籍教授范天祥的调查提纲和美国朋友发给陆志韦的信，就会发现，调查提纲是托事部的正式公函，且涉及意识形态的探讨，而美国朋友写给陆志韦的信都是出于个人名义，仅是以个人感情来探讨把燕大的未来寄于陆志韦身上的可能。这也表明，就托事部层面来说，陆志韦尽管是校务委员会主席，但依然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而范天祥组织部分中外教员推选陆志韦担任校长，则很有可能是出自托事部的授意或者暗示。这表明，即使在运行了30年之后，在燕京大学内部，“中”“美”关系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这一点在过去以司徒雷登为研究主体的著作中都被严重忽略了。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令陆志韦在与之具有共同信仰的美国教会和与之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3)这一点，在之后范天祥写给托事部的报告中显露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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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谢绝了托事部的任命之后，把此意告诉了范天祥。1949年1月27日，范天祥在写给托事部伊文思的信中报告了陆志韦对于托事部任命的态度，范天祥写道：“志韦说他想做真正的校长，而不是纽约托事部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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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这种态度，随着中共建政的临近和他受到中共礼遇的提高愈加坚定和强烈。早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曾致电未来的北京市领导彭真、叶剑英等，指出“尽管燕大是司徒办的学校，但是燕大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也较民主，对燕京大学应采取保护政策”，指名道姓地突出了陆志韦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3月25日，陆志韦又作为少数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被邀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陆志韦先生传略》一文这样描述道：“当看到他思慕已久的毛主席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对党外同志的热情态度，不禁肃然起敬，回到家中对夫人刘文瑞说，中国领导人的高大形象可亲可敬，庆幸中国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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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陆志韦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有关会议和宴会，以及五一、十一天安门的庆祝活动。他接触到不少新人、新事物，感慨很多，认为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认为应当做的。党对他的学识和为人颇为赞许，有事愿找他商量。华北文教委员会、教育部都与他保持联系。教育部的张宗麟司长是他在东南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仍以师礼待他，时常去他家请教。与他接触过的钱俊瑞、光未然等同志，都非常尊敬他，有关教育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都让他知道。清华和北大的暂时管理办法，就是周扬和张宗麟在他家草拟的。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政协会议，陆先生受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1951年他去西南参加土改，党安排他任西南土改分团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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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陆志韦与他纽约托事部的友人们还保持着联系，但双方正在渐行渐远。1949年4月5日，陆志韦在写给托事部秘书麦默伦的信中表明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现在不是中国的黑暗时期，而是一个新的黎明。在中国近3000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廉的政府。”5月31日，他在写给司徒雷登的信中再次阐明“中国从此就有了新生命，有了光明未来”的观点，他也没有忘记向司徒雷登介绍燕大的现状和他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术及宗教自由没有任何问题，宗教礼拜及团契工作继续进行无阻”，“我曾竭力设法请一些重要的共产党员来对我们讲一讲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及哲学等”，“他们太忙，他们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学生与教员间经常有联系，没有一个学校能如此顺利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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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甚至不想再用美国人的钱来办学。1949年春，他曾“托一位领导同志给毛主席带去口信，请政府接管燕大”，还“请文教委员会负责人钱俊瑞给中央转去一份报告，提出请政府接管燕大”。但是当时解放军正在南下作战，财政上困难，政务院权衡轻重，采取了权宜办法，即学校经费仍由美国解决，国家给燕大补贴日常急需的现金和口粮。但是陆志韦已经不愿意再向美国伸手要钱了，他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我们再用美国的钱，就是失去了独立。”陆卓明的回忆也印证了以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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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到校外，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和张宗麟就来到燕园对父亲说：“现在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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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谈这个问题时，父亲说：“用美国的钱，不但我不同意，我的儿子也不赞成。”张宗麟同志就把我叫去说：“现在刚解放，人民政府还没有钱。你们每次到教育部去听政治经济学讲座，教育部都请你们吃饭。其实教育部自己每天只吃两顿饭，尽量省下钱来办教育。你年轻，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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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教育部负责人的态度来自更高的层面，据燕大校友夏自强向笔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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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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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天祥在1949年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志韦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经费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钱，所以他不愿要。”最后经费竟然成了联系陆志韦和托事部友人之间的纽带，他在写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说，“经费问题是我最焦心的问题”，“如果你给纽约托事部注入一些生意经方面的常识，就是替我们挽救了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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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燕园内，陆志韦还是在当时政策的允许之下为外籍教师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当时，美、英、法、瑞士等国籍的教师不了解共产党对外籍教师的政策，心中不安。美籍教师要求与北平美领事馆人员见面，他们在美的家属也急于知道他们的处境。陆志韦向军管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军管会同意向美国发电报，批准燕大安装业余爱好者电台，按频率向美国呼叫；电报内容、通信方法都事先征求军管会同意。美国业余爱好者电台收到燕大发去的电报，知道美籍教师安然无恙，按收录到的名单，把情况分别转给他们的家属，让他们放心。陆志韦还在军管会的同意下，安排美籍教师与美领事馆人员在学校见了面。对于回国的外籍教师，陆志韦让他们带走全部财产，并帮助他们办签证、买飞机票，派车送他们到机场。即使到了1950年，中美关系已经极度紧张，美政府开始下令撤退领事馆人员的时候，陆志韦还告诉范天祥，美领事馆人员的撤退，不影响美籍教师留下来，并且希望范天祥能够安心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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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20日，在燕大被教育部接管改为公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批准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任命通知书，是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的，这在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中绝无仅有。在过去任职于教会大学的中国校长中，大多数人都有把教会大学变成中国人自己学校的梦想，吴雷川如是，陆志韦亦如是。陆志韦的梦想，看起来正在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诚心诚意做这些事情时，一场由政治系统跳过教育部而布置的批判燕大和燕大校长的斗争正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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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参见左玉河《张东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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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贾观：《解放前夕毛主席两次电示保护清华、燕京》，载《雄哉！壮哉！燕京大学：1945—1951级校友纪念刊》，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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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一点上，同为中国基督徒和燕大教授的洪业与陆志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1949年初，他们两人都不无远见地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不过洪业虽然赞成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他所信奉的儒家伦理和基督教人生观是矛盾和冲突的，他也不赞成共产党人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摧毁一切传统事物的计划和做法。他认为人类的进步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仅仅因为是旧事物就要摧毁，那就太浪费了。而对陆志韦来说，恰恰是共产党这种强有力的和一针见血的方式吸引了他，正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陆志韦也认为中国社会是无望和无用的传统的堆积，要在这个社会中找出一点有用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却要简单得多。参见：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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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十一章 燕京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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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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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2日，托事部秘书麦默伦在写给陆志韦的信中通知了他托事部的决定，并且附了年会记录。信中说：“经过考虑，大家都支持这些学校只要它们允许有充分的宗教和学术自由，并起着基督教大学的作用。”“如确能在共产党的国家办基督教大学，则联合托事部准备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支持燕京，我们知道你请求和本年度一样的一年2万美金的津贴，我想只要把明确的用途说明，毫无问题是可以得到的。”不过，在第二年的6月2日，麦默伦在致中国各基督教大学校长的信里，明确地申明了托事部支持资助他们的条件。在他寄来的托事部1950年年会的“决定”里明确指出，托事部只有在获悉他们提出的目的能够达到时，才肯出钱维持各大学。托事部年会“决定”里提出的目的是：“各校应仍属在华基督教团体指导的私立学校，而不应该改为国立学校。”麦默伦在这封信里还强调了“学术自由”，即中外教师不但应能决定课程，还应有“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讲授的自由”。托事部反对在中国基督教大学里开设政治课，但无法有效地加以阻止，于是站在捐款人的立场上声明：“如果他们负担了这些课程的费用，那就违背了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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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在这一问题上与托事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950年6月28日，他在给麦默伦的回信中表示了对托事部继续拨款的感谢，但是，他谈到了燕京大学正在稳步前进的课程改革，认为这项改革是根据“政府方面肯定的指示”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恰恰是添设政治教育的课程，“必修的政治教育课程与公立学校同”，“容许宗教课为选修课”，但要“在教学中避免宗教情绪”。陆志韦在信中表明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并且告诉麦默伦，开设政治课的经费由收入的学费解决，不用托事部的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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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政治课，张宗麟曾经征询过陆志韦的意见，并有私立大学不设政治课的设想。但陆志韦认为私立大学应该把政治课设为必修课。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10月之前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规定：“除公共必修课外，有些系（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增加马、恩、列、斯著作选读。”随后，燕大社会学系率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各选修课程。在陆志韦的坚持下，1949年10月11日，校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政治课委员会，赵承信为主席，委员有沈志远、严景耀、路念苏、沈家驹和学生代表3人。陆志韦还聘请严景耀、翁独健、赵靖、翦伯赞、沈志远为教师，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1951年4月，在陆志韦的主持下，燕大成立“时事学习委员会”，每月向全校师生作一次时事报告。根据中央宣传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的精神，于10月5日成立了“教员政治学习委员会”，每周三晚为各小组固定学习的时间，陆志韦自任主席，常务委员有侯仁之、佟明达、蒋荫恩、童晓礼，为在全校范围内掀起政治学习的高潮，并对广大师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1951年，燕大教务委员会在报告中如此宣称：本学期正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新课程，并将原课程内容加以适当改革，务期与新民主主义精神相结合，教学方面大都用了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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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命，燕园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发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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