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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信先生不仅热烈追求马列真理，而且勇于剖析自己。课余，他在办公室里常常同我们这些学生晚辈的青年教师促膝谈心，联系自己的出身、历史、经历，表示决心自我改造。他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表态，而且见诸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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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和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并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背景。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展开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与方法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政治运动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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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6月20日，在国共战争中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了《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示中原局对当地学校，要“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在巩固地区，要帮助原有一切学校开学，“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当时的“改良”仅限于取消反动的“公民”课程，清除极个别的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其余全部教职员要留下来“继续教书”，因误会而逃走的要争取他们回来。这个文件确定了维持现有教育机关和争取留用全部教师的基本政策，尚未涉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7月3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份文件，明确提出了解放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和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具体办法。其一是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的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从中原发回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其中明确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地办，目的在（于）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其二是中共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的指示》。这个文件规定，对于学生、教员和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的特务分子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活动、禁止讲授“党义”之类的有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之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要认识到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该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利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启发他们认清解放区与蒋占区之光明与黑暗及真理之所在，说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出路，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相关文件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此文件中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的方式与步骤，成为后来政治学习运动所遵循的法则。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宣传部所发出的同一主题的其他几个文件，都贯彻着同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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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半年，京津沪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当时，形势尚未完全稳定，各地党委的宣传部门、军管会的文教机关立即引导以北平、上海各大学的教师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这一活动兴起的初期是分散的，并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运动。当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详细规定了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这就表明，在当时，中共的文教与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保持原有学校与人员的稳定转向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教育行政已经完全统一的情况下，政治学习在此次会议之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迅速掀起高潮。尽管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人对于组织教师学习政治存在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民主教授们的倡导下，这个实际上由共产党设计和发起的运动表现出知识分子群体自发行动的表象。(2)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那时已经意识到，不接受改造，就没有他们在新社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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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判旧学术，建设新学术，是共产党进城后就提出来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学术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之际，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之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精神，陈伯达忠告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30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9月23日，在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陈伯达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并提出“思想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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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大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同样地需要一个大革命……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我们同样地必须在这一个人民大革命中重新学习，进行自己的思想大革命，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抛弃各种错误的东西，接受正确的东西，同时联合自然科学界和文艺界，贡献我们的全部能力，来帮助全国人民和全国学术界进行这个思想大革命，贯彻这个思想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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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和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已给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方向，来从事开垦中国许许多多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还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人民革命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摧毁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反动的思想阵地，是做过不少工作的。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比起其他革命战线来，我们显然是太惭愧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仍然大大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与人民的需要。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来填补这个重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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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讲话，代表了当时中共对学术界的要求。在那一段时间，如何批判旧学术、建立新学术，成为各大报刊集中讨论的话题，许多重量级的大知识分子纷纷表态响应。甚至在中共建政过程中，“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学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观点，就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只有认识这些深刻的政治背景，才会理解在翻天覆地的时刻燕园之内的那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为何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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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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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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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发生了转变，或者那么容易转变。林永俣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在朱勇、潘屹的《逐日：记我国当代研究社会保障第一人林永俣》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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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曾在燕大政治学系读书的林永俣以十字军学者的身份奔赴美国，他是中国第一个赴美学习社会保障的人，在美国也属于早期的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林永俣读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立法等有关科目，刚读了两个学期，就得到了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颁发的金钥匙奖。然后他去哈佛大学法律学院当特别生，跟国际法学权威庞德学习，主攻宪法与社会立法的关系。有一次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到美国考察，来到芝加哥，问林永俣社会保障是什么，林永俣一一作了回答，赵承信当时就向林永俣说：社会保障很有用，燕大将来要设这个专业。他告诉林永俣学成后，回到燕大开这门课。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地下党计苏华和丁瓒也非常关注林永俣的这一专业，三人商定，趁国内内战，在国外抓紧学习，一旦祖国需要，一起回程。1948年，丁瓒归国筹备中国科学院，林永俣与朋友一起踏上回国的征程，放弃了眼看到手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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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俣回来了，结果和这个热血青年想的并不十分吻合。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准备开设社会保障专业，由林永俣讲授，但是在1949年之后不久，燕大社会学系就取消了；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重点是自然科学，根本没有社会保障这一专业的一席之地；上海科学院有历史、经济，但不见社会保障。当时中国沿用苏联的一套国家保障，而不是西方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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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俣无用武之地。他找到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沈答复说：国家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正在开设司法人员训练班。沈安排了林永俣到训练班上授课。当时第一期已经开课，只有等第二期，没想到，培训班只办了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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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几十年，林永俣被迫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专业。而他怀里揣着的，是芝加哥大学给他开的证明书：学生林永俣只要随时再回芝加哥大学，仍可享受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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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当时，教授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太大的政治压力。据余英时先生回忆：“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曾试着用阶级观点解释一篇小说，赵教授不但未加称赞，而且还表示与小说的主题全不相干。”总之，“无论是外文系或历史系的教授们，大体上还能勉强维持着相对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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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聂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因“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受到“隔离反省，交代问题”的惩罚。他是宋史名家，我本来希望能吸收一点他的专长。大概由于系中教学的需要，这一学期他改授近代史。这是中共很重视的一门课程，他指定的教科书是范文澜以“武波”笔名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细读范书，仅仅用之为讲授的提纲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课的讲稿都是自己根据原始史料另行编定，而且专讲客观史实，条分缕析，尽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断。范书痛骂帝国主义，又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等，他在堂上则从不用这一类的情绪语言。另外一位则是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翁独健，他在讲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史达林（即斯大林，笔者注）的“五阶段论”，可见他仍然守住了专业史学家的岗位。他指导我们读普氏的著作，重点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学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理由是罗氏此书也强调哲学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门课是较小的讨论班，以期终论文代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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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多数的学生，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即不离的观望态度，在学术上则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历史系而言，当时学生们并没有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未经马列洗礼，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后”或者“反动”。这种看法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学而言，我们对“新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之流并没有多少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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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学生们的这种态度，让翦伯赞直到1950年还发现有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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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时候，1949年的春天，柳絮飘舞，国共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一位老燕京侯国聘却选择了投湖自杀，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侯国聘早年毕业于燕大，在20世纪40年代末又返校进修研究生，在燕大颇有人缘，“被同学们尊为老大哥”。据其同学倪艮山回忆，侯国聘“崇尚A.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纲领和F. D. 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赞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理论”。在他决心离开人世的那天，“还曾到体育馆看篮球比赛，与同学们谈笑自若地聊天”，然后在当天夜里，从容赴水。“那时正值暮春时节，湖深不过一米。他投湖时，必须抓住水草强行溺水。”赴水之前，侯国聘留了三封遗书在宿舍的书桌上，分别写给校长陆志韦、全体同学和其家庭。但这些信“都被有关方面收走”，“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按死者遗愿加以公开”。据其同学分析，侯国聘赴水是因为其思想基础对“40年代时局急剧演变”“难以承受和适应”，因为他“从不天真地轻信时尚口号”，也“从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什么主义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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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教职员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挣扎时，燕大和业已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迎来了他们短暂的蜜月。除了前述陆志韦所受到的礼遇之外，翻阅那一时期燕大师生的回忆文章，在谈到“解放时期”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大致有两个：“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夏自强，也曾对笔者说起当年燕大受到“优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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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先是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接管美国人在中国办的13所学校，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之后燕京就宣布改为国立。当时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委任状，委任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的校长。我们燕京的学生还请求毛泽东为我们题写了校徽。当时对于燕京大学还是比较优待的。记得华北的物资交流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特批了一辆火车把我们燕京的学生拉到那里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很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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