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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讲话，代表了当时中共对学术界的要求。在那一段时间，如何批判旧学术、建立新学术，成为各大报刊集中讨论的话题，许多重量级的大知识分子纷纷表态响应。甚至在中共建政过程中，“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学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观点，就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只有认识这些深刻的政治背景，才会理解在翻天覆地的时刻燕园之内的那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为何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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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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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发生了转变，或者那么容易转变。林永俣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在朱勇、潘屹的《逐日：记我国当代研究社会保障第一人林永俣》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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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曾在燕大政治学系读书的林永俣以十字军学者的身份奔赴美国，他是中国第一个赴美学习社会保障的人，在美国也属于早期的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林永俣读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立法等有关科目，刚读了两个学期，就得到了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颁发的金钥匙奖。然后他去哈佛大学法律学院当特别生，跟国际法学权威庞德学习，主攻宪法与社会立法的关系。有一次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到美国考察，来到芝加哥，问林永俣社会保障是什么，林永俣一一作了回答，赵承信当时就向林永俣说：社会保障很有用，燕大将来要设这个专业。他告诉林永俣学成后，回到燕大开这门课。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地下党计苏华和丁瓒也非常关注林永俣的这一专业，三人商定，趁国内内战，在国外抓紧学习，一旦祖国需要，一起回程。1948年，丁瓒归国筹备中国科学院，林永俣与朋友一起踏上回国的征程，放弃了眼看到手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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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俣回来了，结果和这个热血青年想的并不十分吻合。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准备开设社会保障专业，由林永俣讲授，但是在1949年之后不久，燕大社会学系就取消了；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重点是自然科学，根本没有社会保障这一专业的一席之地；上海科学院有历史、经济，但不见社会保障。当时中国沿用苏联的一套国家保障，而不是西方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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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俣无用武之地。他找到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沈答复说：国家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正在开设司法人员训练班。沈安排了林永俣到训练班上授课。当时第一期已经开课，只有等第二期，没想到，培训班只办了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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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几十年，林永俣被迫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专业。而他怀里揣着的，是芝加哥大学给他开的证明书：学生林永俣只要随时再回芝加哥大学，仍可享受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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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当时，教授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太大的政治压力。据余英时先生回忆：“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曾试着用阶级观点解释一篇小说，赵教授不但未加称赞，而且还表示与小说的主题全不相干。”总之，“无论是外文系或历史系的教授们，大体上还能勉强维持着相对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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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聂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因“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受到“隔离反省，交代问题”的惩罚。他是宋史名家，我本来希望能吸收一点他的专长。大概由于系中教学的需要，这一学期他改授近代史。这是中共很重视的一门课程，他指定的教科书是范文澜以“武波”笔名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细读范书，仅仅用之为讲授的提纲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课的讲稿都是自己根据原始史料另行编定，而且专讲客观史实，条分缕析，尽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断。范书痛骂帝国主义，又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等，他在堂上则从不用这一类的情绪语言。另外一位则是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翁独健，他在讲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史达林（即斯大林，笔者注）的“五阶段论”，可见他仍然守住了专业史学家的岗位。他指导我们读普氏的著作，重点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学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理由是罗氏此书也强调哲学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门课是较小的讨论班，以期终论文代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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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多数的学生，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即不离的观望态度，在学术上则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历史系而言，当时学生们并没有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未经马列洗礼，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后”或者“反动”。这种看法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学而言，我们对“新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之流并没有多少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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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学生们的这种态度，让翦伯赞直到1950年还发现有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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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时候，1949年的春天，柳絮飘舞，国共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一位老燕京侯国聘却选择了投湖自杀，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侯国聘早年毕业于燕大，在20世纪40年代末又返校进修研究生，在燕大颇有人缘，“被同学们尊为老大哥”。据其同学倪艮山回忆，侯国聘“崇尚A.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纲领和F. D. 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赞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理论”。在他决心离开人世的那天，“还曾到体育馆看篮球比赛，与同学们谈笑自若地聊天”，然后在当天夜里，从容赴水。“那时正值暮春时节，湖深不过一米。他投湖时，必须抓住水草强行溺水。”赴水之前，侯国聘留了三封遗书在宿舍的书桌上，分别写给校长陆志韦、全体同学和其家庭。但这些信“都被有关方面收走”，“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按死者遗愿加以公开”。据其同学分析，侯国聘赴水是因为其思想基础对“40年代时局急剧演变”“难以承受和适应”，因为他“从不天真地轻信时尚口号”，也“从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什么主义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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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教职员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挣扎时，燕大和业已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迎来了他们短暂的蜜月。除了前述陆志韦所受到的礼遇之外，翻阅那一时期燕大师生的回忆文章，在谈到“解放时期”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大致有两个：“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夏自强，也曾对笔者说起当年燕大受到“优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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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先是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接管美国人在中国办的13所学校，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之后燕京就宣布改为国立。当时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委任状，委任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的校长。我们燕京的学生还请求毛泽东为我们题写了校徽。当时对于燕京大学还是比较优待的。记得华北的物资交流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特批了一辆火车把我们燕京的学生拉到那里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很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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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毛泽东给燕京大学题写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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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林帆题为《一所名校悄然消失“前夕”》的回忆文章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和“暴风骤雨”是如何交替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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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说的“前夕”，是指建国之后短暂的“新燕京”。那是本校存在33年中最后两年多时光。那段日子里，燕大师生无不衷心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各项运动。1949年3月参加南下工作团，报名踊跃，70多名健儿满怀激情踏上征程。接着，1950年底报名参军参干，申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学达170余人（后经北京市军事干校招生录取12名，申请抗美援朝经校方批准合格者41人）。高年级同学则停课参加“土改”，先后三批分别远征江西、广西和贵州的贫困地区，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扎根串联到分配土地，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全过程。经过实际锻炼的燕京同学，接受了考验，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留在学校的一、二年级同学，则经受着另一种“锻炼”：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批判斗争的对象只是教职员中的极少数，以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三教授为重点，要他们交代问题，动员学生上台揭发。虽然红红火火，有过激之举，但比起以后的“反右”斗争，只能算是毛毛雨。当时是停课搞运动，十分郑重其事的。对一些被“扣押”的“审查对象”，也许表现得粗暴了一些，不无出格之处，据说那是学生一腔热血激于义愤在所难免。那个学期我上大二，运动伊始即被分配到“快报组”搞宣传。不管运动进入哪个阶段，我们都照样埋头采写、编排版面，同新闻业务紧紧相连，丝毫没有荒置学业。两三个月运动结束，受审者和广大师生都深受教育。张、陆、赵三位老师也作了组织上的处理和安排。于是，学校恢复了正常秩序。接下来就是谈并论散，人心惶惶！说句实话，当时的我们大多数燕京人，都不愿意看到离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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