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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聂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因“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受到“隔离反省，交代问题”的惩罚。他是宋史名家，我本来希望能吸收一点他的专长。大概由于系中教学的需要，这一学期他改授近代史。这是中共很重视的一门课程，他指定的教科书是范文澜以“武波”笔名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细读范书，仅仅用之为讲授的提纲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课的讲稿都是自己根据原始史料另行编定，而且专讲客观史实，条分缕析，尽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断。范书痛骂帝国主义，又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等，他在堂上则从不用这一类的情绪语言。另外一位则是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翁独健，他在讲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史达林（即斯大林，笔者注）的“五阶段论”，可见他仍然守住了专业史学家的岗位。他指导我们读普氏的著作，重点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学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理由是罗氏此书也强调哲学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门课是较小的讨论班，以期终论文代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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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多数的学生，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即不离的观望态度，在学术上则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历史系而言，当时学生们并没有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未经马列洗礼，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后”或者“反动”。这种看法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学而言，我们对“新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之流并没有多少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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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学生们的这种态度，让翦伯赞直到1950年还发现有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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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时候，1949年的春天，柳絮飘舞，国共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一位老燕京侯国聘却选择了投湖自杀，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侯国聘早年毕业于燕大，在20世纪40年代末又返校进修研究生，在燕大颇有人缘，“被同学们尊为老大哥”。据其同学倪艮山回忆，侯国聘“崇尚A.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纲领和F. D. 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赞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理论”。在他决心离开人世的那天，“还曾到体育馆看篮球比赛，与同学们谈笑自若地聊天”，然后在当天夜里，从容赴水。“那时正值暮春时节，湖深不过一米。他投湖时，必须抓住水草强行溺水。”赴水之前，侯国聘留了三封遗书在宿舍的书桌上，分别写给校长陆志韦、全体同学和其家庭。但这些信“都被有关方面收走”，“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按死者遗愿加以公开”。据其同学分析，侯国聘赴水是因为其思想基础对“40年代时局急剧演变”“难以承受和适应”，因为他“从不天真地轻信时尚口号”，也“从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什么主义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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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教职员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挣扎时，燕大和业已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迎来了他们短暂的蜜月。除了前述陆志韦所受到的礼遇之外，翻阅那一时期燕大师生的回忆文章，在谈到“解放时期”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大致有两个：“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夏自强，也曾对笔者说起当年燕大受到“优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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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先是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接管美国人在中国办的13所学校，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之后燕京就宣布改为国立。当时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委任状，委任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的校长。我们燕京的学生还请求毛泽东为我们题写了校徽。当时对于燕京大学还是比较优待的。记得华北的物资交流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特批了一辆火车把我们燕京的学生拉到那里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很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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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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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毛泽东给燕京大学题写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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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林帆题为《一所名校悄然消失“前夕”》的回忆文章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和“暴风骤雨”是如何交替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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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说的“前夕”，是指建国之后短暂的“新燕京”。那是本校存在33年中最后两年多时光。那段日子里，燕大师生无不衷心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各项运动。1949年3月参加南下工作团，报名踊跃，70多名健儿满怀激情踏上征程。接着，1950年底报名参军参干，申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学达170余人（后经北京市军事干校招生录取12名，申请抗美援朝经校方批准合格者41人）。高年级同学则停课参加“土改”，先后三批分别远征江西、广西和贵州的贫困地区，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扎根串联到分配土地，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全过程。经过实际锻炼的燕京同学，接受了考验，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留在学校的一、二年级同学，则经受着另一种“锻炼”：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批判斗争的对象只是教职员中的极少数，以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三教授为重点，要他们交代问题，动员学生上台揭发。虽然红红火火，有过激之举，但比起以后的“反右”斗争，只能算是毛毛雨。当时是停课搞运动，十分郑重其事的。对一些被“扣押”的“审查对象”，也许表现得粗暴了一些，不无出格之处，据说那是学生一腔热血激于义愤在所难免。那个学期我上大二，运动伊始即被分配到“快报组”搞宣传。不管运动进入哪个阶段，我们都照样埋头采写、编排版面，同新闻业务紧紧相连，丝毫没有荒置学业。两三个月运动结束，受审者和广大师生都深受教育。张、陆、赵三位老师也作了组织上的处理和安排。于是，学校恢复了正常秩序。接下来就是谈并论散，人心惶惶！说句实话，当时的我们大多数燕京人，都不愿意看到离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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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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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思想改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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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是如何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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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Philip West在《燕京大学与中西方关系》（Yenching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一书中认为：朝鲜战争以前，教会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整和适应的问题，而朝鲜战争后则是教会学校能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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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仔细考察中共在教育领域一系列文件的发布时间和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便会发现，朝鲜战争只是加剧了燕大及其他一系列教会大学消失的进程，但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消失这一结果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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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建政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第五章中明确规定了之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该纲领还指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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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根溯源，这种思想的出现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1946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就曾发表社论，公开指责国民党允许美国人在华经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烈抨击了“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且着重点了10所教会大学的名，燕京大学首当其冲。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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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1844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105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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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由新华社播发的针对美国的社论，是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给教会大学送去的再明白不过的信息。具体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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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的号角是从《人民教育》吹响的。1950年5月，这本反映领导层教育意图的杂志的发刊词如此写道：“我们从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许多原有的课程上，许多旧教育的论著上，以及今天新区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对新教育的怀疑态度，和不易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方面，都看到它的反映。这一思想体系甚至也曾影响到老解放区某些教育工作者，以致使他们在某些具体教育实施上保有旧教育的观点。”“全国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用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新教育思想体系去代替旧教育思想体系，这就必须从各方面去拆毁这个顽固堡垒。”“过去一年来，也有人在自我批评与批评中，做了对旧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揭发，但一般说还是笼统的、片面的，不够具体和缺乏系统性的。现在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对支配旧中国教育的各派思想、各种教育制度和各种旧课程、旧教法，作科学的批评。”这一发刊词本来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推行改造旧大学的方针作铺垫，但是，令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在当年6月召开的该会议上，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四个议题(5)遭到了教育界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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