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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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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毛泽东给燕京大学题写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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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林帆题为《一所名校悄然消失“前夕”》的回忆文章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和“暴风骤雨”是如何交替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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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说的“前夕”，是指建国之后短暂的“新燕京”。那是本校存在33年中最后两年多时光。那段日子里，燕大师生无不衷心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各项运动。1949年3月参加南下工作团，报名踊跃，70多名健儿满怀激情踏上征程。接着，1950年底报名参军参干，申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学达170余人（后经北京市军事干校招生录取12名，申请抗美援朝经校方批准合格者41人）。高年级同学则停课参加“土改”，先后三批分别远征江西、广西和贵州的贫困地区，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扎根串联到分配土地，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全过程。经过实际锻炼的燕京同学，接受了考验，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留在学校的一、二年级同学，则经受着另一种“锻炼”：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批判斗争的对象只是教职员中的极少数，以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三教授为重点，要他们交代问题，动员学生上台揭发。虽然红红火火，有过激之举，但比起以后的“反右”斗争，只能算是毛毛雨。当时是停课搞运动，十分郑重其事的。对一些被“扣押”的“审查对象”，也许表现得粗暴了一些，不无出格之处，据说那是学生一腔热血激于义愤在所难免。那个学期我上大二，运动伊始即被分配到“快报组”搞宣传。不管运动进入哪个阶段，我们都照样埋头采写、编排版面，同新闻业务紧紧相连，丝毫没有荒置学业。两三个月运动结束，受审者和广大师生都深受教育。张、陆、赵三位老师也作了组织上的处理和安排。于是，学校恢复了正常秩序。接下来就是谈并论散，人心惶惶！说句实话，当时的我们大多数燕京人，都不愿意看到离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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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思想改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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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是如何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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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Philip West在《燕京大学与中西方关系》（Yenching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一书中认为：朝鲜战争以前，教会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整和适应的问题，而朝鲜战争后则是教会学校能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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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仔细考察中共在教育领域一系列文件的发布时间和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便会发现，朝鲜战争只是加剧了燕大及其他一系列教会大学消失的进程，但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消失这一结果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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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建政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第五章中明确规定了之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该纲领还指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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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根溯源，这种思想的出现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1946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就曾发表社论，公开指责国民党允许美国人在华经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烈抨击了“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且着重点了10所教会大学的名，燕京大学首当其冲。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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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1844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105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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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由新华社播发的针对美国的社论，是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给教会大学送去的再明白不过的信息。具体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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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的号角是从《人民教育》吹响的。1950年5月，这本反映领导层教育意图的杂志的发刊词如此写道：“我们从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许多原有的课程上，许多旧教育的论著上，以及今天新区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对新教育的怀疑态度，和不易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方面，都看到它的反映。这一思想体系甚至也曾影响到老解放区某些教育工作者，以致使他们在某些具体教育实施上保有旧教育的观点。”“全国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用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新教育思想体系去代替旧教育思想体系，这就必须从各方面去拆毁这个顽固堡垒。”“过去一年来，也有人在自我批评与批评中，做了对旧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揭发，但一般说还是笼统的、片面的，不够具体和缺乏系统性的。现在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对支配旧中国教育的各派思想、各种教育制度和各种旧课程、旧教法，作科学的批评。”这一发刊词本来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推行改造旧大学的方针作铺垫，但是，令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在当年6月召开的该会议上，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四个议题(5)遭到了教育界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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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清华大学教授和燕京大学的教授，比如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就反对把一些大学改为专门学校或者通过课程调整实际改为专门学校。在发表于1950年6月6日《光明日报》、题为《谈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大学的任务在于“继往开来”，传授全面的知识，培养程度比较高的“通才”。“这种教育本质上就是慢性的，所谓的‘百年大计’。如果毕生的学习和经验都不容易制造出多少‘通才’的话，那末，一个‘准通才’之不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制造出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了。所以，从原则上来说，大学校没有在短时期里培植一般专门职业人才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够允许一个现代的国家没有大学。”“没有了大学的教育，这个国家就是不健全的。”即使是翦伯赞这样一直与中共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尽管对于此次会议的方针表示了支持，但在表达自己观点时也还是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有些朋友担心大学会改成专科学校，或者取消学院制度，我以为是不会的。”因为尽管目前大学不得不在培养急用人才方面分担专科学校的部分任务，但是，“既然是大学，在原则上就必须维持大学的水准，使它名副其实，不要弄得‘两不像’。所谓大学的水准，就是要给予青年以这样的教育或者知识，既不仅是为了现在，而且为了将来；不仅为了应用，而且为了创造”。这篇题为《大学与专科的任务不同》的文章发表于《文汇报》，发表时间与高名凯上文是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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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批知识分子的抵制，这次高等教育会议没有取得领导层预期的成果，这使他们非常不满甚至于愤怒，当时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甚至把教授们的不同意见上升到了阶级的高度：“不容否认，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点现在还是极不一致的，他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不同立场和观点。”他在会议总结中狠狠地批评了“顽固不化”的教授们，再次表示了领导层坚定不移地推进高等教育模式转换的决心。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也发表了讲话，他的说法与钱俊瑞的报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没有强调教师的思想改造，而是强调了教育工作者的团结。尽管在会议结束之后依然有知识分子对钱俊瑞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在此时，教育领导层已经非常清楚，中国逐步实现高等教育模式的转换已成定局，同这些充满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教授们就教育谈教育是谈不拢的，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他们痛加批判，打掉他们的自信与威风，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抵抗，清除转换教育模式的障碍。其方式便是通过批判《武训传》、批判陶行知、批判陈鹤琴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彻底否定过去的教育，肃清旧有教育残留在旧知识分子身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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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中国教育的实际执行人钱俊瑞对教育工作者的划分。钱氏把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国民党反动教育政策的坚决执行者”，这是反动分子，应受到人民的反对或“镇压”；第二类是“各种各样的改良派，他们提倡和推行改良主义的教育，基本上为反动统治服务”，这些人应受到“中国人民的批评”，他们应当“努力清算自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第三类是“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这类人是绝大多数，他们应该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其他错误思想；第四类是“革命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是“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的光荣”。按照这个分类，除了过去在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其他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都是需要镇压、批评或改造的。他把在高等教育会议上积攒的对知识分子的恶气，在此时狠狠地释放出来。而这，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先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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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共决定改造旧教育的同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参战。为了动员群众支持战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广泛地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这个运动波及了有美国教育背景的教会学校和身处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燕京大学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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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把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说成是“中美人民的友谊”，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全国规模的抗议示威。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并发表于1950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报告的开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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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的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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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数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6)之后，“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事业等的自主权利，以及彻底制止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来进行反动活动，政府对于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上述机关和团体亟应有适当的处理，兹特根据上述情况拟定处理方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