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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把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说成是“中美人民的友谊”,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全国规模的抗议示威。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并发表于1950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报告的开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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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的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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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数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6)之后,“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事业等的自主权利,以及彻底制止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来进行反动活动,政府对于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上述机关和团体亟应有适当的处理,兹特根据上述情况拟定处理方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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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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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之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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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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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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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被誉为“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历史性文献”于1951年1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不久,中国政府于1951年2月12日接办了燕京大学,随后,各教会学校开始陆续脱离同美国教会的关系。教育界特别是教会大学随之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陆志韦对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和揭露,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燕京大学被接收之前的1月16日,陆志韦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参加了九三学社邀集的接受美国津贴学校教育家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谈及这一问题时,陆志韦还不忘首先表扬燕大学生“不管是爱国运动或抗日救国运动”“都是站在前线的”,之后谈到“文化侵略”问题,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自己“和美国人发生关系也有四十四年的历史,我应承认我也中了他们的毒”。甚至在此之后他还在《新观察》上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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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在美国人的面前低头,也从不丝毫怀疑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我只是有点顽固,不能把自己的痛苦跟人民的痛苦打成一片,也就不能完全看透美帝的文化侵略对于中国人民是何等危险。我轻视美帝,可不痛恨美帝,因为从来不恨任何人、任何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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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他还觉得,“平心而论,三十年前的司徒雷登也不全然是跟美国国务院表里为奸的特务头子”,燕大的主要问题,不是美国利用文化教育进行政治与经济侵略,而是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燕大的美国教授也有进步分子,要分清美帝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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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天之后,陆志韦却在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中加大了对美帝国主义批判的力度。这一次,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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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部长和副部长的报告(指中央教育部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报告,笔者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先处理美国人所津贴的学校。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间的恶霸。小恩小惠买不了中国人的灵魂。拿燕大全体师生来说,我们早就提防到这一步暗算,早已表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再吃外国人的饭了。何况今天三位部长又提醒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已经站起来的民族,我们瞧不起那一点小恩小惠。政务院的决议表明,人民政府把在教会学校服务的中国人抱在自己的怀里当亲人看待。从此,我们应当格外努力,格外警惕,一切为人民,也就是一切为自己。我个人的快乐是说不出来的,美帝让我把一件长满了虱子的衣裳脱下来了,比我从日军监狱出来的那一天还觉得轻松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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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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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2日,中国政府接办了燕京大学。图为2月20日毛泽东颁发给陆志韦的任命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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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但是,陆志韦的“轻松自在”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不得不再次拔高,发表题为《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章,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校政的历史。燕大其他教授的境况也是如此,文学院院长齐思和教授曾在1948年平津18名教授呼吁美援的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在全校大会上承认,这样做“实在是背叛祖国、认敌为友的卖国思想。……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胞”;社会学系教授严景耀则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工部局做事的历史,他流着泪说:“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进步的教授,最近才发觉自己多少年做了美国文化侵略的俘虏。”“我不仅自己深受美帝的毒害,而且还把这些毒素传播给青年,这是多么沉重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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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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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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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们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和对旧教育的改造,成立不久的新政权采取了两种方式,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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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始于北京。1949年12月中旬,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发起,北京高校700名师生分赴京郊参加土改,燕京大学有70多人参加。这些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分布在京郊8区65个工作队,利用寒假工作两个月,协助完成了100多个行政村的土地改革。这一做法得到了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改造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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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教育部决定,北京四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法学院部分教师,和1951年度的二、三、四年级学生,自1951年9月起,参加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目的是使大学法学院师生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锻炼,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7月22日,燕京大学校领导、党总支和经济学系负责人——翁独健、张世龙和郑林庄——对法学院师生下达了参加土改的任务,作了动员。当时北京四个大学法学院有860多人参加中南区土改工作。北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是第一分团,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是第二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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