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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间彼此很客气，许多人的旧包袱很重；青年学生思想比较纯洁，解放以来，他们在政治上一般比教师进步快。而且高等学校的学生已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在正确的领导下可以很清醒地辨别是非，因此他们能够很热情又很有力量地帮助教师前进。教师平时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学生都是亲耳听到或看到的，教师当着学生检讨更要拿出诚恳坦白的态度，否则学生会当面揭发。所以有的教师感到这是“脚底下火山爆发”，使他再也不能拖延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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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忠后来在和朋友谈到燕园往事时，就曾经说到他受命监视巫宁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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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述说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和感受。他曾给主讲《英美文学史》的巫宁坤当过助教。受益之外，因为巫宁坤是“海归”，组织上特派他监视巫的言行。“君子坦荡荡，那时候，我却傻气（地）充当了卑劣的小特务。还好，我从没无中生有地打过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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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徐苹芳是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末代学生”，多年之后他也向笔者回忆当年的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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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的革命完成之后，党决定接收教育的阵地。但是接收这个阵地一开始是很难的。党派了一个党委书记来，但是那些固执地相信教授治校的老教授都是他们的老师，又能怎么样？于是这些教授们都必须被打倒搞臭，或者被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一些教授的私生活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或者工作组逼着教授的子女来批判他们，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觉得怎么能够对老师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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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徐苹芳当时属于落后分子，下课之后“从来不去参加这样那样的会，只是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但是思想改造还是改变了徐苹芳，让他感到正在学习的近代史专业“里面的是是非非太多了”。他先是改学古代史，进入北大学习之后进而又改学了与现实完全无涉的考古学。虽然徐苹芳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是由于中央的号召，学生群体还是被偏激情绪所支配和笼罩。哪位教师对检讨思想不够积极，学生的“战书”随即而来。在那一段时期，燕京大学出版了铅印的小报《新燕京》和油印的“三反快报”，还辅之以大字报和大广播，“三反快报”共出版70多期，其中有一天连续出版3期。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下，学生甚至对老师们谈不上起码的尊重，经常有学生指责老师：“这种人也配当人民教师？！怎么还让其尸位素餐，拿人民一千多斤小米呢？”“还改造他干什么，解聘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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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的自传中还提到他与翦伯赞之间的一次谈话。那是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实忠诚运动”阶段，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打消顾虑。巫宁坤的自传交上去之后，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他到家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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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里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我喷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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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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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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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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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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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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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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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在自传中称翦伯赞为燕京“摄政王”，这种称谓并非没有缘由。据燕大校友夏自强、郑必俊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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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老到燕京是在北平解放后不久。他和郭沫若等一批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到东北，转西柏坡，然后进入北平。进城了，周总理对他说：“翦大哥，解放后，做些什么呢？我看你不宜搞行政，还是教书做研究吧！”翦老对我们说：“总理并不比我小，还大一岁，可总叫我翦大哥，对我最了解，我就听他的安排。”当时，翦伯赞教授五十刚过，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由于人们尊敬他，一直叫他翦老。……解放前，翦老为革命颠沛流离，找一个教书的机会很不容易，没有学校敢请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约翦老吃饭，就说：“蒋介石不让你教书，我请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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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老原来是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可是他不愿意。经严景耀、雷洁琼教授的推荐，他来到燕京，郭老和他一起来看房子，接着搬进了燕东园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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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翦伯赞，后来与其比邻而居的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也有一段回忆。历史系张广达教授告诉周启博，20世纪50年代翦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却在校、系两级一言九鼎。张广达等青年助教看不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去向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夏自强告状说“翦先生骄傲”。夏立即纠正他们对翦的称谓和态度，说“翦老可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你们一定要尊重翦老”，“组织”正式肯定了翦的“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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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的遭遇在身居燕园的知识分子当中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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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大学教学改革中表示过反对意见的聂崇岐在这场运动中多次被要求检查崇美表现和思想根源，却常是文不对题，令身处困境时的他产生了轻生之念，并给家人和朋友写下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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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日本战败后第一批回到燕大接收的负责人之一王汉章，驻军师长、政委在1949年初燕大接受解放军的保护时，一度经常到他家中谈工作。但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王汉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把他当成“大老虎”抓去批斗。据其子女回忆，当时批斗“如电闪雷鸣的倾盆暴雨砸在他的身上，（他）不容分说被拉到贝公楼跪在台上批斗，我们孩子在台下看着父亲跪在台上挨斗，真是天塌下来了”。“后来他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半年多，妹妹给父亲送饭只许把饭放下，不许和父亲说话。”1952年5月，工作组宣布：王汉章清白无罪。王汉章被释放回家，此后经常便血，经检查，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同年9月，王汉章被调离燕大，分配到北医工作。“父亲哭着离开了燕大，他想不通，难道他的赤胆忠心、他的血汗换来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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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两年前曾经激烈抵制中央发起院系调整的知识分子在尝到苦果之后，此时带着深深的“罪恶感”屈服了。这些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在此时已经被“教育”得“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洋奴思想”“买办思想”才会“反对教育改革”，而他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不过是“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不管这些教授是否真正接受了这些思想，但是公开反对院系调整的声音已经消失了。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公布了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6月至10月，京津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先后开始院系的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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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七、院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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