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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的革命完成之后，党决定接收教育的阵地。但是接收这个阵地一开始是很难的。党派了一个党委书记来，但是那些固执地相信教授治校的老教授都是他们的老师，又能怎么样？于是这些教授们都必须被打倒搞臭，或者被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一些教授的私生活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或者工作组逼着教授的子女来批判他们，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觉得怎么能够对老师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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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徐苹芳当时属于落后分子，下课之后“从来不去参加这样那样的会，只是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但是思想改造还是改变了徐苹芳，让他感到正在学习的近代史专业“里面的是是非非太多了”。他先是改学古代史，进入北大学习之后进而又改学了与现实完全无涉的考古学。虽然徐苹芳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是由于中央的号召，学生群体还是被偏激情绪所支配和笼罩。哪位教师对检讨思想不够积极，学生的“战书”随即而来。在那一段时期，燕京大学出版了铅印的小报《新燕京》和油印的“三反快报”，还辅之以大字报和大广播，“三反快报”共出版70多期，其中有一天连续出版3期。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下，学生甚至对老师们谈不上起码的尊重，经常有学生指责老师：“这种人也配当人民教师？！怎么还让其尸位素餐，拿人民一千多斤小米呢？”“还改造他干什么，解聘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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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的自传中还提到他与翦伯赞之间的一次谈话。那是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实忠诚运动”阶段，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打消顾虑。巫宁坤的自传交上去之后，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他到家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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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里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我喷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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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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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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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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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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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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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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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在自传中称翦伯赞为燕京“摄政王”，这种称谓并非没有缘由。据燕大校友夏自强、郑必俊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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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老到燕京是在北平解放后不久。他和郭沫若等一批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到东北，转西柏坡，然后进入北平。进城了，周总理对他说：“翦大哥，解放后，做些什么呢？我看你不宜搞行政，还是教书做研究吧！”翦老对我们说：“总理并不比我小，还大一岁，可总叫我翦大哥，对我最了解，我就听他的安排。”当时，翦伯赞教授五十刚过，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由于人们尊敬他，一直叫他翦老。……解放前，翦老为革命颠沛流离，找一个教书的机会很不容易，没有学校敢请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约翦老吃饭，就说：“蒋介石不让你教书，我请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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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老原来是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可是他不愿意。经严景耀、雷洁琼教授的推荐，他来到燕京，郭老和他一起来看房子，接着搬进了燕东园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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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翦伯赞，后来与其比邻而居的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也有一段回忆。历史系张广达教授告诉周启博，20世纪50年代翦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却在校、系两级一言九鼎。张广达等青年助教看不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去向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夏自强告状说“翦先生骄傲”。夏立即纠正他们对翦的称谓和态度，说“翦老可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你们一定要尊重翦老”，“组织”正式肯定了翦的“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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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的遭遇在身居燕园的知识分子当中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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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大学教学改革中表示过反对意见的聂崇岐在这场运动中多次被要求检查崇美表现和思想根源，却常是文不对题，令身处困境时的他产生了轻生之念，并给家人和朋友写下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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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日本战败后第一批回到燕大接收的负责人之一王汉章，驻军师长、政委在1949年初燕大接受解放军的保护时，一度经常到他家中谈工作。但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王汉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把他当成“大老虎”抓去批斗。据其子女回忆，当时批斗“如电闪雷鸣的倾盆暴雨砸在他的身上，（他）不容分说被拉到贝公楼跪在台上批斗，我们孩子在台下看着父亲跪在台上挨斗，真是天塌下来了”。“后来他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半年多，妹妹给父亲送饭只许把饭放下，不许和父亲说话。”1952年5月，工作组宣布：王汉章清白无罪。王汉章被释放回家，此后经常便血，经检查，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同年9月，王汉章被调离燕大，分配到北医工作。“父亲哭着离开了燕大，他想不通，难道他的赤胆忠心、他的血汗换来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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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两年前曾经激烈抵制中央发起院系调整的知识分子在尝到苦果之后，此时带着深深的“罪恶感”屈服了。这些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在此时已经被“教育”得“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洋奴思想”“买办思想”才会“反对教育改革”，而他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不过是“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不管这些教授是否真正接受了这些思想，但是公开反对院系调整的声音已经消失了。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公布了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6月至10月，京津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先后开始院系的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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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七、院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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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改造调整旧大学的方针，教会大学全部取消。为了保障调整在燕园里顺利进行，1952年5月，教育部先对燕大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指示如下：你校的校务委员会，本部同意改组，兹决定由翁独健、蒋荫恩、褚圣麟、翦伯赞、侯仁之、严景耀、赵承信、李德滋、王平、谢道渊等10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并由翁独健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政。5月28日，新的校务委员会正式成立，陆志韦榜上无名，此时，距离陆志韦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仅一年零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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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翁独健与中共之间已经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自觉地“从一个教育科学救国论者转变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积极行动支持抗战、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抗日战士和民主战士”。翁独健去世之时，他的学生丁磐石在撰文怀念恩师时，也特别着重指出：“好些学者都在报刊上撰文盛赞他在蒙古史和元史研究中的开创性成就，还讲他重视人才培养，桃李遍及海内外。而我们许多校友感受尤深的是他崇尚革命，痛恨反动、独裁统治，大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42年，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与四周游击队里外呼应，对日寇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地下组织通过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与翁独健有师生关系的党员和他取得联系，派遣党员以他的寓所为联络点，并借他的掩护，安全出入于北平城内外。一些学生也通过他和地下党发生联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抗日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一些在1942年及以后和翁独健有联系的中共党员奉命潜回北平，又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与翁独健联系，并在他的掩护下，开展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临近解放时，又有一批“城工部”的干部潜入北平作接管城市的准备，这些人以翁独健在燕京大学的教授住宅为秘密联络点和开会地点，翁独健本人则以知名教授身份，走在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前列，同国民党展开合法斗争。当时，翁独健兼任燕京大学教务主任，便于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他的政治态度也较易影响大部分站在中间立场的教师向进步方面转化。因此，他在燕大校内无形中成为进步力量的核心，在社会上成为名重一时的民主教授。他以这种资望，在北平解放前夕担任了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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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翁独健的女儿也曾向笔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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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到1948年两年之间，我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已经和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回忆起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父亲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但是在外面的我能够听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广播是这么开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因为他们总是听，每次听都是这么开始，我就记住了。具体的内容，反倒忘记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些内容也听不懂。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悼词中看到，父亲还曾经是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些事，父亲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后来我在很多的场合看到当年燕京学运的中坚分子说起父亲，他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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