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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造房子只要根据设计的图纸按比例放大就可以，但船的线条是弯曲的，如果造船时简单地把设计图按比例放大进行施工，造出来的船要不膨起来一块，要不会瘪一块。因此，造船之前需要按图纸进行放样，原来每个造船厂都建有一个很大的放样楼，造多大的船就要有多大的放样楼，由工人把初步设计好的船体表面的三向剖线（横剖线、水线和纵剖线）用木样条画在地板上，然后用眼睛观察这些曲线好不好，再进行光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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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傅手工放样不仅体力消耗大，并且费时间、效率低，一般一只船放样要几个月才能把船体的三向剖线光顺好。当时，我国造船业了解到国外已开始用计算机进行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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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展船体数学放样研究，首先就要了解当时船体放样的情况。于是，董光昌等到嘉兴船厂实习，得到感性知识，然后开始船体数学放样研究。当时浙江省交通厅也安排了嘉兴船厂和镇海船厂的2名技术员配合董光昌的工作，这一做就做了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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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有不少高校的数学系都在研究船体数学放样，方法也各不相同，但船体数学放样的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一时难以弄清。面对这一状况，董光昌的指导思想是数学放样要尽量忠实地模仿手工放样，他把手工放样时木样条上的压铁调整形成的“自然放”、“两借借”都作了数学上的模拟，数据算出后请技术员和放样工人在地板上放样、评价，一边做一边修改，逐渐形成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以后又添加了直尺卡样法。这一方法比其他研究课题组更为忠实于手工放样，也最为放样工人所喜闻乐见、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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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里，董光昌、梁友栋跟着放样工人，用木样条与压铁作手工放样，回到学校后再用计算机计算数据。后来由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无法满足计算的需要，董光昌又来到上海与求新造船厂和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合作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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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昌、梁友栋等在一起船体数学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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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3年初，全国船体数学放样会议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大连工学院的钱令希教授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这两位著名的学部委员（院士）莅临大会。董光昌和两位技术员与上海求新船厂协作，在会上提出了“回弹法”。苏步青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学生也在搞船体数学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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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前，董光昌他们用回弹法放样了30多条船，质量都比较好。1976年，受交通部委托，课题组在嘉兴船厂办了船体数学放样的全国性学习班，讲授他们的回弹法。1978年，他们的学术专著《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由苏步青推荐到科学出版社出版。船舶工艺研究所等国内一些科研单位和上海求新造船厂、中华造船厂等，一直都在使用“回弹法”进行船舶线型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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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过程中，董光昌又花了一小段时间研究数控绘图。1976年，挪威商人来到北京、上海展示他们国家的绘图机，他们当场绘出船体线型图与肋骨图，让国内的造船厂羡慕不已。上海造船工艺研究所认为，应该购买绘图机，但对是否要买绘图软件有点犹豫。他们问，我们自己能否在短期内编出不错的绘图软件。当时董光昌、梁友栋等正带领学生在造船工艺研究所实习，他们就和造船工艺研究所技术员何援军一起接受了绘图软件的研制任务。不到两个月时间，他们编出了优于挪威的软件绘图。先前挪威人非常珍视他们的表演纸带，基本上是带不离身，后来看到中国人研制出了自己的软件，也就不再珍惜了。董光昌等的这一研究为国家节省了购买绘图软件的数万美元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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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董光昌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研究项目都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且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了解到国际应用数学界已转向计算几何的研究，董光昌和梁友栋又及时开展了“计算几何”的研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刘丹校长要求董光昌重新回到其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一定成就的偏微方程的研究，因此，浙江大学计算几何的研究就由梁友栋牵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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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0年后的1997年，已退休的董光昌又重新开始研究船体数学放样，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原来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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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数学放样用计算机做，国外放样方法一般要一两个月，但董光昌等只要把经过一周处理后的数据及其他资料输入电脑，一两个小时运算就能完成放样，这样船体数学放样的过程就能用电脑进行现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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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一天，英国著名的计算几何专家A. R. Forrest教授在看了董光昌的演示后说：董光昌的线型光顺工作“是数学与计算应用于实际问题的一个典范，值得数学界与工程界更好地对它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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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中科院系统科学所的吴文俊院士在对董光昌等开展的船体放样工作的评议意见书上这样写道：我国已经入关，正面临产业方面如造船事业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在船体放样方面，我国每年须花大量外汇于购买不切实际的国外软件，而弃某些更合理、更切实可用又极为价廉的国产软件而不顾，甚感可惜。故建议有关部门对董光昌等的工作能给予适当支持，使其工作能继续并改进，以有利于造船事业的国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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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年多的审批，2005年10月，董光昌向国家专利局申请的“船壳放样的精密光顺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数学方面的研究能获国家发明专利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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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昌说，我年纪大了，船体数学放样要在实际生产中真正取得效益，还需要年轻人继续做下去。现在，搞计算几何的刘利刚副教授也开始搞船体数学放样研究。董光昌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部分资料都交给刘利刚，希望他能组织人员将船体放样的精密光顺方法继续研究、发扬光大，并应用于实际造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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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董光昌告诉笔者，他正和刘利刚一起合作写一篇关于更精确的光顺定义的论文，争取年内发表。他希望论文发表后这一光顺定义能成为国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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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国际上三次“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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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综合了计算几何、图形显示、图像处理、图形图像输入输出设备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成为当代高技术的基础学科之一。我国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与欧美同行相比至少晚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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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应用数学学科对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董光昌、蔡耀志等教师在船体数学放样、隐函数曲线绘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79年浙江大学成立了由计算机系、数学系、机械系共同建设的CAD & CAM中心。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涉及严密的数学逻辑和坚实的数学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苏步青先生大力倡导数学界开展计算几何的研究，国内兴起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热潮。1982年梁友栋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进修，回到浙江大学。他回来后在浙江大学高举起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的大旗。1983年，留学英国的彭群生回国后应梁友栋的邀请加盟浙江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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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高度真实感图形技术成为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的热点，它以逼真的画面、丰富的色彩、完善的光照效果，使计算机生成的图形堪与照片媲美。梁友栋、彭群生等决心凭借数学系这个舞台，以真实感图形生成算法为突破口，为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在国际上占领一席之地。为此，彭群生率先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开设了“三维几何造型”和“计算机真实感图形”等研究生课程，开展计算机动态图形仿真和真实感图形绘制算法的研究，使原偏重于数学的计算几何内容与CAD的三维造型系统设计及计算机真实感图形技术“融合”，成为富有特色的交叉研究新生长点。1987年，梁友栋、彭群生、汪国昭等共同完成的“计算机图形算法及应用”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成果被列入《1979—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成果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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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友栋、彭群生等老师的努力，中国在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成果开始登上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1987年，欧洲计算机图形学学术年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彭群生与研究生合作撰写的论文“采用空间索引技术的快速光线跟踪算法”被会议录用。中国学者首次敲开了国际重大计算机图形学学术会议的大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论文后来被广泛引用。1988年，彭群生与研究生合撰的“采用过程迭代求精的光能辐射度新方法”被美国“ACMSIGGRAPH88”会议录用，实现了中国人登上国际计算机图形学最高学术讲坛的夙愿。这篇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对传统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改进，是对图形学富有意义的贡献”，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并收入1990年出版的美国权威的计算机图形学教材中。1989年，彭群生和研究生合作完成的两篇论文分别获欧洲计算机图形学年会和Computer & Graphics国际学术期刊（1998-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这也是中国学者在国内开展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工作首次在国际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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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零”的突破奠定了浙江大学计算机图形学研究在国内外的地位。与此同时，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机械系也在CAD与图形学平台开发、CIMS系统集成、轻纺、印染、模具CAD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1989年浙江大学开始创建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被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建设项目，1990年对外开放，1992年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实验室由计算机系、数学系、机械系三个系共同建设，其中数学系侧重于图形学理论与算法研究，计算机系侧重于CAD与图形学系统研究，机械系则侧重于应用成果开发。石教英教授担任实验室首任主任。1991年，由梁友栋、彭群生等领衔完成的“计算机图形生成与几何造型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这是当时我国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所获得的国家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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