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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王是蜂群中唯一生殖器官发育完全的雌性蜂，其主要职能是产卵。蜂王通过其产卵力和分泌外激素直接影响蜂群的生殖力和生产力。在蜂王的诸多生物学特性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性好妒，敌视别的蜂王。她不能容忍蜂群内有其他蜂王存在，如果出现2只以上的蜂王相遇，则互相咬杀，或相互撕杀至重伤而死，直到剩下一只蜂王。所以，除了蜂群自然交替外，一个蜂群中只有一只蜂王，这是蜜蜂生物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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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蜂生产中，提高蜂群繁殖速度，培养和维持强群，是提高蜂群生产力和养蜂经济效益的前提。蜂群中蜂王越多则单位时间内蜂王的产卵数量就越大。但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同一蜂巢内不能长期存在两只健壮蜂王，生产上只能通过闸板或隔王板将蜂箱分隔成蜂王不能互相通过的两区进行饲养（双王群饲养）。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养蜂家对多王蜂群进行了探索，但这些方法不仅组织过程复杂，限制条件较多，而且效果不理想。人工组成的同巢多王群的多只蜂王只能相处数月，多王同巢越冬尚无成功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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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5月间，浙江大学蚕蜂系胡福良教授在与平湖市种蜂场的金水华场长进行西瓜授粉试验时，了解到当地的几位蜂农在实践中摸索出“同巢多王”的成功个例，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经过多年反复试验和不断探索，采用“生物诱导”与“环境诱导”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王群饲养难题。据胡福良教授介绍，所谓“生物诱导”就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削弱或改变蜂王打斗行为能力，大群产卵和剪去部分上颚是生物诱导的主要技术措施。通过生物诱导来解决蜂王与蜂王之间的“敌对”关系；所谓“环境诱导”，就是选择或创造有利于打破蜂群群界的蜂箱内外环境，通过环境诱导来解决蜂王与工蜂之间的“群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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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组发表在《昆虫学报》的论文中讲到，人工组成4至6只（最多10只）蜂王长期在同一产卵区自由活动、正常产卵的多王群，她们相安无事，并创下了多王（6只）同巢成功越冬的先例，打破了“人工组成的同巢多王群，多只蜂王只能相处几个月”的传统论断，填补了国内外在此项研究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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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对多王群的产卵特性、多王同脾产卵分布、生物诱导处理对蜂王打斗行为及信息素的影响、多王群亲属优惠行为等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较系统研究，对多王群及多王同脾产卵时解决产卵冲突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多项成果。多王群不仅在蜜蜂生物学和行为学研究上有重要的模型作用，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性昆虫由多雌同群到单雌群的演化过程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养蜂生产上有重大的应用价值。该成果已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产生了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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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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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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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省蚕桑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蚕桑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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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农业大学蚕学系．春蚕集（内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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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俊良、金承焕．陆星垣——为我国蚕丝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摘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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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楠．浙大教师发明新型生物敷料，求是新闻网，200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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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浙大 生态学学科 “万物和谐”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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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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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生态学学科于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被评为浙江省首批重点学科。2001年浙江大学生态学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生态学国家重点学科。它包括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和植物生态学等4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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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面向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及经济发展重大需求，并紧跟生态科学的前沿与热点，向微观和宏观生态开拓研究领域，在植物生态、动物生态、微生物生态和农业生态研究方向逐渐形成了学科特色和优势，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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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建立了固定组织和粪便样品质量DNA提取技术的方法，解决了濒危动物非损伤性取样策略问题；研究发现秦岭山系的大熊猫确定为一个独立的亚种，研究结果被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采用，从而取消了在陕西与四川之间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建设工程”的计划，改之为在陕西省楼观台建立“大熊猫秦岭亚种的人工圈养繁育种群”，节省了国家4.3亿元的投入，为推动濒危生物的科学保护和保护区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研究极端环境（高原缺氧）下动物适应的分子生理生态特征，探索了低氧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抑制作用及调节机制，开辟了特殊环境低氧神经内分泌学的新领域；研究建立了蚜虫真菌性病害随有翅蚜迁飞传播的新流行学说，打破了国际上长期盛行的土壤传病假说，这一成果被评为2006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基础类）一等奖；首次研究揭示了干旱胁迫下植物群落结构调控Scaling指数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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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效益方面，本学科建立了低成本、无污染的生防真菌高纯度孢子粉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工艺及其与工艺相匹配的关键装备，推动了真菌杀虫剂、真菌杀螨剂产业化进程；集成生态领域关键技术（边坡植被恢复技术、动物通道设计、抗视觉疲劳和抗污降噪的植物廊道等技术）应用于浙江台缙高速公路的建设，目前该高速公路已建成浙江省首条生态高速公路，生态技术的应用为该高速公路建设节省了3500万元；从农业生物多样性角度提出了杂草综合管理的全新理念，集成创新了果园生草栽培技术和防护坡地水土流失的自然植被恢复技术，并已在浙江衢州常山千亩胡柚有机栽培示范基地、金华兰溪红壤裸露坡地水土严重流失地带开展了较大面积的生态恢复示范试验，显著的示范效果带动了浙江金、衢地区坡地的利用与保护；运用人工湿地生态工程净化污水的研究，通过10年的技术改进及推广，已在杭州植物园、西湖风景区等20余个污水处理的人工湿地得到应用，在水环境治理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配合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县乡各级农业和农村生态规划与评价工作，覆盖南方多个省市，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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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稻专家到农业生态学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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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全国高校还处于停课状态，当时刚40岁的原浙江农业大学王兆骞老师，心态还像20出头的小伙子，越来越不愿意把时间消磨在“拎篮子、生炉子、抱孩子”上，主动找上了海宁斜桥和萧山西兴两个农村的大队长朋友：“我是研究水稻生产的，我把你们的水稻生产技术指导任务包下来，不过你要给我15亩稻田，帮我找十几个有文化的人做帮手，协助我做科研，对水稻技术关键问题进行攻关。”大队长听了很高兴，王兆骞老师在农村一待就是3年。经过三年的研究，他和农民一起不但解决了当地严重的烂秧、死苗问题，更创造了一种新的育秧方法——“两段育秧法”，克服了当时急需的延长水稻秧龄而又能培育壮秧的难题，并迅速在江浙推广。1975在长江流域就推广超过2000万亩，增产10多亿斤。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了优秀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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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田间生涯和多年的作物学研究历史，让王兆骞深刻地体会到：水稻在整个农业生产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繁荣或没落离不开整个种植制度，而种植制度又和农村大环境的综合因素密切有关。因此建立农业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领域。而这也正是二战以后国际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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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浙江农业大学是全国第一批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学校。有一天，第一期世界银行对浙江农业大学贷款的负责人来学校考察，个子高高的，名叫麦克·克莱蒙特，是一位澳大利亚生态学家。这位专家在走廊里和王兆骞老师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谈话的内容，70多岁的王老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那被王老看来是他从事农业生态学研究的一次“启蒙”。在麦克·克莱蒙特的推荐下，美国经济学家米勒教授由世界银行派来学校讲学，课余与王兆骞交谈良久，还签名送了他一部考克斯和阿特金斯主编的《农业生态学》。“我们那时候对国际动态了解非常少，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国际动态的，我就根据他的介绍自己找资料学习，开始进行现代生态学的研究。”1979年王兆骞发表了他第一篇有关农业生态的论文“从两个大队的持续增产看农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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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学校要派副教授以上的人去研究水稻的最高机构——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考虑到王兆骞老师有英语条件，就派他去了。王老师的英语基础，是他在农村搞科研时自学而成，他花了攒下的360元钱买了一个三洋牌的录音机和一些英语教学磁带，把自己的发音跟录音对照着一点一点地学。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一年，让王兆骞接触到了很多国际上知名的生态学家，掌握了丰富的研究动态，“让我对农业生态学这个学科越来越有信心！”王兆骞曾被研究所所长邀请为全体研究员作报告，介绍中国农业的传统经验和发展方向，反响很好。一天，他意外地收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寄来的1500美元，邀请他去亚太地区总部作报告，原来，王兆骞老师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报告内容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知道了。就这样他成了粮农组织的专家。浙江大学生态学科后来很多农业生态领域的研究课题，不少就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立项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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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际上生态学研究思潮的影响，王兆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农业耕作系统，他认识到，杭嘉湖平原有许多循环经济的良好传统，有必要继承发扬并适应现代化的改造，他认为研究杭嘉湖平原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价值。1982年他专门写了一份关于开展杭嘉湖中部平原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技术研究的报告，向科技部提出项目申请。科技部非常赞同项目的研究意义，对其技术路线和方法都表示支持，批了25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这也是浙江大学农业生态学学科得到的第一笔科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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