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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阵列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光电混合集成系统、器件与新型仪器技术的研究方向：完善特种光纤传感器工程化、小型化所必须的仪器设备和工艺设备，研制的特种光纤传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重大贡献单位奖”和先进个人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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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光仪班出了两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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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光学工程学科的前身是浙江大学机械系光学仪器专业，创建于1952年。当时，年轻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但工业、农业以及国防事业急需的光学人才严重匮乏。在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等提议下，教育部决定在浙江大学设立我国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当年暑假正式招生20人，设立在机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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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禄是物理系教授，受命担任光学仪器专业主任。此前，他和盛耕雨、龙愧生等老师曾经从事过光学工作，但在国内首次创建光仪专业，艰难程度仍出乎想像。一无经验，二无教材，尤其缺少的是师资。何增禄除了自己身挑重担积极准备开课以外，还从外地调进教师和聘任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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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暑假，何增禄专程到上海，拜访在江南造船厂工作的董太和教授，邀请他回校执教。董太和曾经在武汉大学和后来并入浙江大学的金华英士大学任教。何增禄便约请董太和以在武大、英大开设的“计测工具”课程讲义为基础，编写“仪器零件”课程的教材。董太和欣然应约，于1954年底回到浙江大学，从此与浙江大学光仪教育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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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禄又相继聘请物理系的丁绪宝教授讲解“光学量度”，延聘上海光学仪器厂的赵元先生开设“光学设计”课程。光仪52级学生王子余毕业后，一直留在浙江大学。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赵元先生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讲课风趣、生动，深受大家好评。有一次，在课堂上赵元先生表演起了自己编的“光学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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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届20名光仪专业的学生，王子余说，有两个问题成为鞭策自己的无形力量。其一，如何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当好我国光学事业的排头兵；其二，如何给后续学生树立好榜样，使浙江大学光仪越办越好。四年的学校生活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整个班级学习气氛浓厚，精神面貌健康，相互关心、真诚互助、团结互爱、融洽相处，无一人因学习不好而未通过国家考试，更无人因违反纪律而挨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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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余感触最深的是在校四年期间，安排了三次下厂实习。二年级末的“认识实习”，安排在中科院仪器馆。在尚未接触专业教育之前，先见到了与专业最贴近的生产和研究场所，这在当年是独一无二的，收益匪浅。三年级末的“工艺实习”，安排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这是苏联援建的大型企业，其加工设备、生产工艺和检测手段，在当时都是先进的，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最后一学期的“毕业实习”，落实在上海光学仪器厂。这是当时一机部所属光仪厂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是最佳的毕业实习场所。毕业实习结束后，同学们还继续留厂进行全过程的毕业设计，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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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不同的是，光仪52级的同学在结束全部教学环节以后，进行的是国家考试。当时，学校聘请了校外六位我国光学界著名人士和校内多名教师，组成了以王大珩为主任委员的国家考试委员会，为光仪52级的同学举行了以毕业设计答辩为主的国家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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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鸣球参加了1956年的大学毕业论文答辩。他原来是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学生，考虑到光学仪器专业是国防急需，又是自己的爱好所在，1952年他便征得何增禄先生同意，转入光学仪器专业。薛鸣球很为当年明智的“跳槽”而庆幸。然而更值得庆幸的是，他那极有创见的思维和见解很得王大珩教授的赏识。随后，王教授把他带到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26岁的薛鸣球正式步入为之奋斗40余载的光学研究世界。后来，他和同班同学林祥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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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国家考试答辩，由于多数毕业生成绩突出，受到专家委员会的赞誉。新华社发出这一消息后，“浙江大学光仪系”从此广为人知，并成为全国优秀高中生向往的殿堂！至今，浙江大学已为国家培养7000余名光学工程专业人才，他们已成为国内外仪器仪表和光学工程行业科学技术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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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纽约时报》念念不忘的高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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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下半年，美国国会频频指控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评论这一说法缺乏证据，认为中国有能力制造小型核弹头。文章援引美国科学家的话说：“中国科学家的才能从他们制造的一种相机中可见一斑。这种相机拍摄的核爆炸照片比美国类似的相机拍出的照片效果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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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纽约时报》念念不忘的这种相机指的就是浙江大学1966年研制并成功用于核试验拍摄的超高速摄影机，名叫“250万幅／秒旋转反射镜高速摄影机”。当时，从接受任务，高水平地研制，到投入使用，浙江大学的教师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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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在北京第一届高教成果展览会上，浙江大学光仪601班七位同学的毕业设计作品“340万幅／秒可控式高速摄影机”原理性样机，被国防科委人员看中。他们认为：浙江大学学生的毕业设计已显示出拥有一定水平的高速摄影技术，浙江大学必然拥有强大的教师队伍与实力。这一契机，直接促成了国防科委于1966年向浙江大学光仪系下达了研制用于核爆试验检测的三台“250万幅／秒等待式高速摄影机”的军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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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参加了当时在学校成立的代号“911”的科研组，和他一起的还有20名教师和30多位学生。“当时是全校一盘棋来做这个事情。从无线电系、电机系调来一些教师加强力量，实际上就是理工结合。”现在，他们课题组的老师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紧张和艰巨。他回忆说，在课题组负责人吴敏达、孙扬远、张俊生教授的带领下，研制工作一开始就实行倒计时。没有图纸、没有资料，白手起家，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因为模拟试验需要较大的室外空间，而在凌晨两三点钟往往是最好的工作时间。很多时候，都是校园里响起起床号的广播声时，我们科研组才结束工作。因为没有电脑，全部光学计算都是用手摇计算器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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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科研组夜以继日地赶进度时，“文革”开始了，科研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才工作两三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影响，但一些老科学家就不同了，他们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子，受批斗。但是这些老科学家不顾这些冲击，始终坚持来搞研究。”黄振华回忆说，国家和学校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尽可能的支持。“我们研究的地方搬了几次，先是在教三的五楼、六楼，造反派来冲击了，我们就搬到海军疗养院，封闭式地来做，当时也有部队来保护。”经过连续奋战，仪器主要部件的设计、加工、安装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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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3台高速摄影机终于研制成功。黄振华和赵田冬、冯俊卿3人受学校委派负责光机电的维护使用，随仪器去现场执行任务。“这是我们一生中经历的最难忘、最有意义的时光。当时，铁路军调部门在客车后面加挂了一节行李车厢，装上了这3套仪器。为了安全保密，我们3个人自带铺盖睡在仪器的箱子上。”黄振华回忆说，在爆炸现场，为确保仪器运转万无一失，他们不分昼夜地劳作在仪器旁，困了和衣随地打个盹，饿了用留剩的食物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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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光学仪器系研制的我国第一台250万幅／秒高速摄影机，1966年成功地拍摄了我国的第一套核爆炸过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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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8日，振奋人心的时刻到了。喇叭里传来倒计时声，黄振华等老师的心都被揪紧了。“起爆！”指挥员一声令下，蘑菇云冉冉升起。成功了！人们禁不住欢呼跳跃，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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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受过特别训练的人员身穿防护衣，从现场取回了胶卷。黄振华和2位同事来到暗室，亲眼看到了用浙江大学研制的高速摄影机拍摄到的核爆炸从起爆时的一个亮点，慢慢扩展，到充满画面的一系列清晰的照片，高速摄影机把爆炸过程的时间拉长了几百万倍。3台摄影机全部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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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响了漂亮的第一战之后，浙江大学高速摄影组又接受了更重要的研究任务。从1968年开始，他们用了近10年的时间，研制出条带式画幅高速摄影机，完成了潜艇水下导弹姿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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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国家计委又向浙江大学下达了科技攻关项目，研制小型炮弹、导弹、火箭的测试仪器。“这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出了狭缝式高速摄影机。这个摄影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黄振华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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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摄影技术的研究改变了我国以前闭眼爆核弹的历史，解决了火箭、导弹、核弹的测试记录难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速摄影是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它使浙江大学在全国光仪界久负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