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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学科与众多国际知名高校建立了广泛和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化进程，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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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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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当年的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源自30年代初浙江大学电机系中的一个学科分组电信组（或称电信门）。解放后，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制度进行专业设置，浙江大学于是以电信组为基础，办起无线电通信与广播本科专业和二年制的有线电专修科。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和有线电专修科自浙江大学撤并到有关兄弟院校。1956年，全国制定第一个科学发展五年计划期间，无线电通信类人才成为国家紧缺人才，周恩来总理当时曾把这个专业的作用比作“盐”，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浙江大学恢复了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以后称无线电专业，于是从电信三年级的学生中抽出一个班15个学生来培养，组建无线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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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系成立时只有两个房间，设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第二教学楼的四楼，一个房间四十多平方。一间办公室，一间实验室。当时参与筹建有何志均、张毓昆、荆仁杰、邓汉馨、戚贻孙，实验员吴景渊等七八个老师。第二年，无线电系的招生数就达到60名，第三年达到90名，开始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无线电专业人才。其中，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月球探测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在回忆录《杭州，人生的出发地》中写道：“19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二年级时，逢浙江大学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我们系的图案好像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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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面临着初创时期的柴米之苦，一切举步维艰。学校从十分紧张的经费中拨出20万，给学科置办仪器。邓汉馨老师在实验室做成功了实验室的第一台黑白电视发射机，用于教学。学科总算挺过了教学关和科研关，开始逐步稳健根基。1978年，无线电系开始招收第一批三年制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无线电系改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198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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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系主任、信息与智能系统研究所副所长的学科元老之一仇佩亮教授说，浙江大学的通信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一共只有40多位老师，规模与国内同类学科的相比不算大，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把通讯信息系统和信号处理结合得非常紧密，这种科研模式促使了很多方向走在国内前列。“我们研究所包含了两个研究室，一个搞通讯，一个搞信号处理，这在国内非常少见。一般都是通讯一个研究所，信号处理一个研究所，集成电路一个研究所，搞图像处理的不懂通讯，搞通讯不知道图像压缩，这样单独分所不利于交叉和综合。”学科主要的带头人姚庆栋、顾伟康、仇佩亮等教授都是在学科交叉上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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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以来是搞通讯的，很清楚传输是怎么回事，加上对集成电路、信号处理、图像编码都比较熟悉，所以数字电视传输、多媒体处理等芯片研究上的研发速度都很快。”仇佩亮老师自豪地说，到现在为止，信息与通信研究所的这两方面研究都是全国领先的。我们这里一个是信号处理与传输相结合，还有软件和硬件相结合。信息与通信研究所的学生们也深刻领会前辈们的教导：“软中有硬，硬中有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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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开始面向合作通讯等新技术开展研究，也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冲击着最前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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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人自己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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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庆栋教授说，通讯与信息系统学科的不断发展壮大，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个深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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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左右，所里姚庆栋、顾伟康教授坐在一起商量学科的发展方向，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光要做理论，要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最终需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做出成品来。姚庆栋在国内率先设计集成电路，用国内能生产的元器件做成了当时国内指标最高的模数转换器。全国专家开了鉴定会，认为这个转换器很成功，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转换器的“出生”就意味着“死亡”：姚庆栋老师做的转换器有计算机的主机箱那么大，相同的功能在美国能在四分之一名片大小的一块芯片上完成。80年代，当国外已经轰轰烈烈搞起芯片研究，中国还只能生产一些低端的元器件。在中国可以搞理论研究，但是真要做个成品，元器件还得向国外购买。国外进口的元器件价格高，更致命的是，国外对中国元器件的开放有两代的时间差（“巴黎统筹”协议），也就是说，当国外已经拥有第三代的成熟技术，中国才有进口第一代产品的可能性。而一旦中国用自己本土的原件自行开发系统，国外马上将相同功能的芯片进入国内市场，打压中国的本土研究。后来所里做了一个实时图像处理的设备，实时图像理解两个系统，遇到的是相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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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姚庆栋、顾伟康、仇佩亮三位教授又在一起研究学科发展方向，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只做理论研究，二是继续自主研发。会议开得很沉闷，最后姚庆栋老师发话了：“就算趴在地上，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出来。……既然这方面我们不行，就尽可能现在就开始做，总有一天我们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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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庆栋等教授的带领下，通信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从80年代开始一手搞图像压缩编码研究，一手搞调制解调器，两方面都达到了国内领先。到了90年代，这两项技术在芯片研发上得到了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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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教授读本科和硕士的专业都是半导体，1994年成为姚庆栋老师的博士生时，姚老师给张明布置了一个作业：做一块芯片。那时候，国内对芯片设计还认为是很玄妙的事情，只有美国的大公司才能研发，国家关注程度不高，科研经费也没有来源。姚老师那时正在承担一个国防科工委的863项目，并没有要求做芯片这一环，他就从这个项目的科研经费中，专门划出一块支持张明做研究。姚老师这样坚持，是因为他看到了学科发展的更远处：要把做芯片和做系统结合起来，做中国人自己的芯片。由于涉及的是一块全新的领域，张明每天要下很多的工夫翻阅文献做读书报告。一次他写了一个有关并行计算的十几页读书报告交给姚老师，一个礼拜以后，姚老师手写了20多页的评语。张明说：“他可能不记得此事，因为他对每个学生都是这样认真。”前辈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敬业精神深深影响着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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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研制芯片需要工作站和设计软件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张明开始做芯片时，研究所一没有工作站，二没设计软件。张明联系上了一位在北京做国外软件代理的校友，在北京友谊宾馆代表处打了两个月的地铺，借用代表处的工作站和设计软件进行研发。经过一年的努力，张明终于做出一个128单个比特微处理器的芯片，在当时算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一块集成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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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叫“国芯”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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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是国家数字电视总体组、数字电视联合工作组核心成员单位，国家自主知识产权有线数字电视标准研发技术牵头单位。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始涉足数字电视领域，浙江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参与其中，负责难度最大的传输部分。四年过去，国内第一套数字电视样机诞生了，这在国际上是第四套完整的数字电视系统，整套方案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但这第一代数字电视就像第一代计算机一样，有大衣柜那么大。项目组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发，1999年国庆50周年数字电视试播样机研制成功，获广电总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大学做出了发端调制器与收端机顶盒，1999年天安门举行国庆50周年庆典时，拿出了31台自主研发的数字电视机顶盒。一台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其余的放在各个部委的办公室。有了这次试播，国家认为是数字电视产业化的时候了。第二年，国家发改委把数字电视标准制作的测试样片列为产业化重大专项，实行全国竞标，必须是企业才有资格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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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研究所在数字电视传输方面的研究起步早，技术优势明显，但参加这个专项竞标的必须为企业单位，浙江大学没有资格参与招标。也正好是2000年，杭州市出台了一个鼓励高校教师兼职创业的政策，为了争取科研经费，姚庆栋、仇佩亮、王匡和张明决定依托信息与通信研究所的技术优势，成立一家学科性公司参与竞标。公司叫什么名？几个人聚在一起苦苦思考了一个晚上，最后张明一拍脑袋：“就叫‘国芯’吧！”他抑制不住兴奋继续说：“我们中国已经是整机生产大国，但基本上是个空芯产业。如果什么时候芯片也是中国设计了，才能变成真正的技术强国……”现在国内叫“国芯”的科技公司有很多，但第一个以“国芯”注册公司的创意，正来自7年前那个苦思冥想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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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最初的50万注册资本，很大部分是几位老师你三万，我五万地募集起来的。国芯公司的筹建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开筹建会议的时候，省发改委、省科技厅和省信息产业厅的领导都到齐了。2001年2月底，国芯公司还未筹建完毕，国家发改委就已经启动了数字电视标准制订的测试芯片产业化重大专项的招标。筹建中的国芯公司在竞标中落马，“判决书”是这样的：技术第一，但因尚在筹建中，还不具备产业化能力。在这种急迫的节奏下成立的国芯公司，并没有拿到发改委的项目经费，但国芯公司的事业仍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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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国芯公司正式宣告成立，主攻数字电视与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芯片设计、应用方案开发与产品销售，全面参与国家数字电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标准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公司2003年前致力于国家数字电视自主标准方案研发，2004年起全面转入市场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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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短几年的奋斗，杭州国芯在数字电视领域，技术和产品横向覆盖了所有的信道传输技术，纵向又覆盖了从信道解调、信源解码到视频处理的整个接收终端的处理环节，建立了比较理想的技术构架与完整的产品体系，具备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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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芯公司设计的国产首款DVB-S卫星数字电视解调芯片GX1101，拥有业界最快的硬件高速盲扫能力。国产首款DVB－C有线数字电视解调芯片GX1001，在业界拥有最优的抗网络干扰性能。芯片荣获2005年度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公司被半导体行业协会评为2005年度中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最具成长性企业第一名，2006年8月获信产部科技创新先进集体称号。目前公司的芯片产品销售已超过1000万片，新增产值超亿元，业已成为国内数字电视领域最主要的国产芯片设计与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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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智能机器人长上“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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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夏天，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保卫部部长带着满腹的愁云，推开了信电系刘济林教授的办公室的门：“听说你们这里是研制机器人的‘眼睛’的，我们搞银行保卫的，也需要这样的眼睛，现在的设备太落伍了。你这里有没有好用的技术呢？”当时银行系统的监控设施，绝大多数是在营业点用家用模拟录像机直接记录，无法严格管理和及时反应，银行还得专门安排房间，存放一屋子一屋子的磁带，查询不方便，而且磁带容易擦抹，安全漏洞多，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银行对此需要支付高额的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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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部部长算问对人了，信息与通信系统研究所一个强大的研究方向，就是实时图像处理。刘济林教授利用银行监控系统的改造时机，提出基于CWDM的远程视频图像传输，集中监视、控制和数字存贮、管理的创新银行监控模式。2001年12月起，这种想法首先在丽水分行试点成功，并逐步在浙江省的各个网点实现推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保卫部把这一事例作为典型多次在全国保卫干部培训班介绍经验。其他银行也开始考虑让银行的监控系统更新换代。2004年浙江省建设银行决定大规模投资建设基于CWDM的银行监控系统，已经投资7800万元，建成绍兴、舟山、嘉兴、湖州、台州等5个市级分行系统，大约在2007年完成全省所有市级分行的基于CWDM的银行监控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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