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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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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浙大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 勇作害虫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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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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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昆虫科学的起源地之一。长期以来，在寄生蜂分类、害虫生物防治、农业昆虫学、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同行中享有盛誉。近年来围绕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产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的利用等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积极开展学科交叉，应用分子生物学和信息技术，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形成了昆虫进化生物学与生物防治、昆虫生态学与害虫治理、昆虫分子生物学与功能基因利用、转基因抗虫植物与生物安全等国内领先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的研究方向。现有教授14名，拥有长江特聘教授1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4名，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已培养了100余名博士，近五年来有150篇论文被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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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进化生物学与生物防治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害虫重要寄生性天敌——寄生蜂的系统研究，现已基本查清我国水稻、棉花、蔬菜、果树等作物上重要害虫的寄生蜂资源，提出了保护和利用策略。80年代以来发现了寄生蜂新种900余种、500余个新记录单元。近年来在国际上率先组建了茧蜂科多基因分子系统树，揭示了新的系统发育关系。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2册、中国动物志3册、浙江蜂类志1册，形成了亚洲最大的寄生蜂标本及资源库，成为寄生蜂领域国内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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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生态学与害虫治理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率先组建了水稻飞虱种群动态模拟模型和动态规划模型，此后率先开展水稻生态系统中植物—害虫—天敌多营养层互作研究，提出了水稻害虫持续控制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建了以保护和促增天敌为核心内容的蔬菜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并大面积应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2004年应邀在第22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做大会特邀报告，并被大会理事会授予昆虫学杰出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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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分子生物学与功能基因利用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揭示了多种寄生蜂抑制寄主免疫的机理；建立了中蜂毒腺cDNA文库，明确了中蜂主要蜂毒组分的基因特性，获得一批功能基因；在国际上率先构建了有特色的家蚕多角体病毒基因操作平台，对杆状病毒种群开始分化形式提出了新观点；研制了含几乎所有与化学毒性物质抗性相关基因的cDNA微点阵芯片，可用于昆虫抗药性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建立了对有机磷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超敏感的乙酰胆碱酯酶Bacto Bac高效表达体系，为研制用于有机磷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残留检测的超敏感生物传感器提供了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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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基因抗虫植物与生物安全方面，上世纪末率先开展转抗虫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研究，为Bt水稻的应用提供了基础信息；近年发现和克隆了多个新型杀虫蛋白质基因，取得了杀虫基因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率先开始入侵生物学研究，为我国科学治理入侵害虫稻水象甲做出了贡献；近年首次发现入侵害虫B型烟粉虱与其所传播的植物双生病毒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从而加剧害虫入侵和病毒病流行，该成果在2007年1月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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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聘名家执教浙江大学昆虫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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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国内现代昆虫学科的起源地之一。全国许多老一辈的昆虫学家，如蔡邦华（院士）、周明牂、柳支英、祝汝佐、程淦藩、屈天祥、唐觉、李学骝、林郁、蒋书楠、肖刚柔等教授均曾在此任教或求学，为我国昆虫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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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是我国早期昆虫生态学学者之一，在实验生态和农业昆虫生态学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也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1920年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1924年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电邀，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1928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受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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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昆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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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我国近代农业昆虫学的先驱周明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受聘于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植物病虫害系主任。在他的筹划下，该系新建的教学大楼、温室和实验室，当时均属国内一流，其中昆虫实验室的规模、设备与美国大学的不相上下，为该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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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1937年出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40年他开始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杭州解放后，由于竺可桢校长离校在外，蔡邦华被推任为学校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在此期间除1945年秋受当局派遣，赴台湾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并一度担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外，一直在浙江大学任职。蔡邦华不仅在学术上成就诸多，在昆虫分类学上，发现了150余个新种属，涉及等翅目、直翅目、鞘翅目、鳞翅目和同翅目五个目。他积极倡导害虫综合防治思想，并在生产上发挥了作用。而且，为学科请来诸多名流，使浙江大学昆虫学科名声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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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曾在日本、欧洲等地求学的经历，又在中华农学会担任职务，与学界名流交往较多，加之其为人坦诚，善于吸收他人之长，一时为昆虫学科也为整个农学院请来许多名家。在广西时，他请来了李风荪先生，1940年8月请哈佛博士刘淦芝教授来校执教，1940年11月请到了陈家祥副教授。在1942年8月，蔡邦华请同窗挚友、中国寄生蜂分类与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者祝汝佐来校执教，祝汝佐后来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45年8月，蔡邦华请中国蚤目分类研究的奠基人柳支英回校任教授，直至1952年赴抗美援朝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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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前及解放初的一段时期里，浙江大学昆虫学科有蔡邦华、柳支英、祝汝佐三位正教授，这么强的学科队伍在全国也只此一家。当时的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和中国农科院虽有外国的教授，但没有一家有3位正教授，可谓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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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教授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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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作为战争工具，在战争史上不乏先例。早在11世纪，英国国王理查德一世率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古城让达克时，利用蜜蜂攻城，很快便占领了让达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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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近代战争画面，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倒行逆施、违反人道，制造了大量可以携带病菌、传播疾病的昆虫或有毁灭性的农作物害虫，并以此为秘密武器投放到被侵略的国家，造成被侵害国疾病和瘟疫流行或虫害蔓延，造成缺粮饥荒。二战期间，日本对我国、朝鲜等国都投放过带菌和传播疾病的昆虫，造成一定范围的疾病流行。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为了实现其在亚洲的霸权，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而发动了朝鲜战争。1952年春，美国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了大量带有致病细菌的昆虫，严重危害了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中国昆虫学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及时发动广大会员投入反细菌战的战斗，冯兰州、刘崇乐、陈世嚷、柳支英等数十位昆虫学家组成小组，会同有关部门亲赴前线，大量搜集毒虫标本，进行鉴定并指导防治；媒介昆虫种类的鉴定为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帝发动细菌战提供了无可抵赖的罪证，因为这些昆虫种类在我国和朝鲜根本没有分布，完全是北美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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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中国蚤目分类研究的奠基人，浙江大学昆虫学教授柳支英以其在跳蚤研究中的声望，被派往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研究》中，当时的浙江大学学生陈耀在1952年6月6日的一篇《我要向站在反细菌战前线的教师们学习》的文章中写到：我们浙江大学的昆虫学专家柳支英教授和李平淑助教，在三个月前，响应祖国的号召，志愿赴朝鲜前线参加防疫检验工作。他们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大大地鼓舞并教育了我们。李平淑助教在第一次来信中说：“一个漆黑的夜里，在行军的道路上，我不幸跌伤了。但是我没有气馁，我只有愤恨，我要与美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后来，我很快被转移到一个山洞中去，志愿军同志们就像亲兄弟般地照料着我，我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同志的阶级友爱。”不久以后，我们又接到她第二封来信说：“我的伤已经养好了。我用松树枝做了一根手杖，能够一拐一拐地做工作了。为了尽快地把敌人的暴行公布给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时常工作到深夜一、二点钟。”在战斗的环境里，他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柳支英教授初到朝鲜，由于旅途劳累，曾闹过胃病，得了痢疾，但经过医生的悉心诊治，不久就好了。他病好以后，立刻进行工作。在他们的来信中，还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彭司令员来到了我们这里。他跟我们整整谈了半天，使我们太感动了。”柳支英教授在信中说出了他会见彭司令员时的心情。他写道：“我没有办法描写我心中兴奋的心情。彭司令员的一言一语，都使我非常感动。这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一个年逾半百的人了，我像一个小孩子，两只眼睛直盯着彭司令员……。”他们在信中一致保证做好工作决不辜负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期望。我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所给予我的教育太大了。我校广大的同学和教师，都深深地为他们这一种爱国行为所感动。我们一定要和教师们一道，手挽手地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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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年的柳支英教授，胡萃教授显得很是激动。他说，虽然当年自己才是二年级的学生，与柳支英教授接触时间比较短，但仍清楚地记得他带着助教李平淑赶赴朝鲜战场的往事。柳支英从昆虫学的教授，到共和国的少将，这是我们这个学科史上的亮点，也是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的亮点。年过九旬的唐觉教授说，柳支英在浙江大学时还是教经济昆虫和害虫防治，从朝鲜回来后，就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了，还点名要我去研究蚊子，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唐觉介绍，李平淑回来后留在了北京农业大学工作，丈夫是很有名的军事记者，叫阎吾，解放一江山岛的剧本就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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