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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1937年出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40年他开始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杭州解放后，由于竺可桢校长离校在外，蔡邦华被推任为学校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在此期间除1945年秋受当局派遣，赴台湾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并一度担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外，一直在浙江大学任职。蔡邦华不仅在学术上成就诸多，在昆虫分类学上，发现了150余个新种属，涉及等翅目、直翅目、鞘翅目、鳞翅目和同翅目五个目。他积极倡导害虫综合防治思想，并在生产上发挥了作用。而且，为学科请来诸多名流，使浙江大学昆虫学科名声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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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曾在日本、欧洲等地求学的经历，又在中华农学会担任职务，与学界名流交往较多，加之其为人坦诚，善于吸收他人之长，一时为昆虫学科也为整个农学院请来许多名家。在广西时，他请来了李风荪先生，1940年8月请哈佛博士刘淦芝教授来校执教，1940年11月请到了陈家祥副教授。在1942年8月，蔡邦华请同窗挚友、中国寄生蜂分类与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者祝汝佐来校执教，祝汝佐后来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45年8月，蔡邦华请中国蚤目分类研究的奠基人柳支英回校任教授，直至1952年赴抗美援朝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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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前及解放初的一段时期里，浙江大学昆虫学科有蔡邦华、柳支英、祝汝佐三位正教授，这么强的学科队伍在全国也只此一家。当时的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和中国农科院虽有外国的教授，但没有一家有3位正教授，可谓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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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教授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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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作为战争工具，在战争史上不乏先例。早在11世纪，英国国王理查德一世率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古城让达克时，利用蜜蜂攻城，很快便占领了让达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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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近代战争画面，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倒行逆施、违反人道，制造了大量可以携带病菌、传播疾病的昆虫或有毁灭性的农作物害虫，并以此为秘密武器投放到被侵略的国家，造成被侵害国疾病和瘟疫流行或虫害蔓延，造成缺粮饥荒。二战期间，日本对我国、朝鲜等国都投放过带菌和传播疾病的昆虫，造成一定范围的疾病流行。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为了实现其在亚洲的霸权，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而发动了朝鲜战争。1952年春，美国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了大量带有致病细菌的昆虫，严重危害了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中国昆虫学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及时发动广大会员投入反细菌战的战斗，冯兰州、刘崇乐、陈世嚷、柳支英等数十位昆虫学家组成小组，会同有关部门亲赴前线，大量搜集毒虫标本，进行鉴定并指导防治；媒介昆虫种类的鉴定为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帝发动细菌战提供了无可抵赖的罪证，因为这些昆虫种类在我国和朝鲜根本没有分布，完全是北美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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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中国蚤目分类研究的奠基人，浙江大学昆虫学教授柳支英以其在跳蚤研究中的声望，被派往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研究》中，当时的浙江大学学生陈耀在1952年6月6日的一篇《我要向站在反细菌战前线的教师们学习》的文章中写到：我们浙江大学的昆虫学专家柳支英教授和李平淑助教，在三个月前，响应祖国的号召，志愿赴朝鲜前线参加防疫检验工作。他们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大大地鼓舞并教育了我们。李平淑助教在第一次来信中说：“一个漆黑的夜里，在行军的道路上，我不幸跌伤了。但是我没有气馁，我只有愤恨，我要与美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后来，我很快被转移到一个山洞中去，志愿军同志们就像亲兄弟般地照料着我，我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同志的阶级友爱。”不久以后，我们又接到她第二封来信说：“我的伤已经养好了。我用松树枝做了一根手杖，能够一拐一拐地做工作了。为了尽快地把敌人的暴行公布给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时常工作到深夜一、二点钟。”在战斗的环境里，他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柳支英教授初到朝鲜，由于旅途劳累，曾闹过胃病，得了痢疾，但经过医生的悉心诊治，不久就好了。他病好以后，立刻进行工作。在他们的来信中，还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彭司令员来到了我们这里。他跟我们整整谈了半天，使我们太感动了。”柳支英教授在信中说出了他会见彭司令员时的心情。他写道：“我没有办法描写我心中兴奋的心情。彭司令员的一言一语，都使我非常感动。这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一个年逾半百的人了，我像一个小孩子，两只眼睛直盯着彭司令员……。”他们在信中一致保证做好工作决不辜负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期望。我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所给予我的教育太大了。我校广大的同学和教师，都深深地为他们这一种爱国行为所感动。我们一定要和教师们一道，手挽手地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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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年的柳支英教授，胡萃教授显得很是激动。他说，虽然当年自己才是二年级的学生，与柳支英教授接触时间比较短，但仍清楚地记得他带着助教李平淑赶赴朝鲜战场的往事。柳支英从昆虫学的教授，到共和国的少将，这是我们这个学科史上的亮点，也是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的亮点。年过九旬的唐觉教授说，柳支英在浙江大学时还是教经济昆虫和害虫防治，从朝鲜回来后，就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了，还点名要我去研究蚊子，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唐觉介绍，李平淑回来后留在了北京农业大学工作，丈夫是很有名的军事记者，叫阎吾，解放一江山岛的剧本就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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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因在反细菌战工作中做出贡献，柳支英获中央卫生部爱国卫生模范称号。据悉，柳支英后来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所副所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我国媒介生物学及其防治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于蚤类研究，阐述了我国的蚤类区系分布和系统发育，发现并记述了蚤类5个新属、2个亚属和59个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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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农业害虫：勇作害虫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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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近些年，“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产品”等词频频出现在媒体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资源不断消耗，农业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持续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可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又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维护农业生态平衡，已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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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生物防治，即利用生物及其产物控制害虫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因其植根于昆虫系统学、生物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克服了化学防治害虫抗药性、杀伤天敌和污染环境等缺点，已成为支撑无公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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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的生物防治农业害虫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蔡邦华院士、祝汝佐教授等昆虫学先驱为核心的团队就率先在浙江大学奠定了我国天敌资源与害虫生物防治基础，培养了新中国一大批成就斐然的昆虫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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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寄生蜂分类与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者祝汝佐与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是同窗挚友。1926年祝汝佐大学毕业，受江苏省昆虫局局长张巨伯之邀请，在该局从事桑树害虫防治的研究。1932年他来到浙江省昆虫局，新调任的局长张巨伯委派他为寄生昆虫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国有关害虫天敌方面最早的研究机构。1933—1937年，祝汝佐先后发表了有关寄生蜂的论文达12篇。这是我国寄生蜂寄生率考查、生物学、分类学及其利用研究方面的首批科学报告。“桑螟守子蜂生活之考查纪要”一文，开创了我国寄生蜂生物研究的先例，其内容包括命名、分布及寄主、饲养方法、各期形态特征、越冬、年发生世代数、发生经过、各期习性等。而“赤眼蜂生活之研究”，则是我国赤眼蜂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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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何俊华教授、全国模范教师胡萃教授及国际昆虫学会理事程家安教授等承前启后，先后分别在天敌资源调查与系统分类、天敌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重要天敌生物学与生态学等方面作为学科队伍的核心，不断开拓创新，新人辈出，形成了水稻害虫、蔬菜害虫、茶树害虫和桑树害虫生物防治及综合治理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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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以来，通过自主培养与引进留学人员相结合，新一代学科骨干逐渐成长起来。1996年初，冯明光受聘原浙江农业大学，任生物科学系教授。在学校多方面的支持下，他的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受聘为昆虫学科的长江学者。在教育部公布的2005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名单中，一直埋首无公害农业研究的冯明光和他的“农业害虫生物防治科研团队”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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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支创新团队，冯明光如数家珍。团队核心骨干刘树生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昆虫科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昆虫生态学和害虫综合治理领域的科研工作，获国际昆虫学杰出成就奖；沈志成教授长期从事微生物杀虫基因的发掘以及转基因抗虫作物的开发，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陈学新教授长期从事寄生蜂分类和系统进化研究，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娄永根教授、叶恭银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创新团队骨干成员先后承担了一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通过强化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和地方科技计划重点或重大项目的相互参与和合作，增强了创新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了农业害虫生物防治的团队研究特色和优势，已在农业害虫生物防治领域形成了显著的优秀人才团队效应和当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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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明光表示，创新团队将深入从主要作物害虫与天敌和病原微生物之间不同层次互作的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流行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深入发掘新型杀虫蛋白及其功能基因资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害虫生物防治新理论、新策略及新技术，发挥团队优势，争取获得一批国际一流的理论和技术创新成果，为我国害虫生物防治事业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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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如一日，发掘昆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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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是地球上种类最多的生物类群，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像果蝇那样的生物学基础研究材料，更为我们提供了诸如蜜蜂和家蚕等昆虫资源。长期以来，以唐觉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发掘昆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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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是瘿棉蚜科五节根蚜亚科某些蚜虫寄生在盐肤木属几种树的复叶上形成的一类虫瘿。国际上把五倍子称为中国五倍子，属我国特产资源昆虫。以五倍子为主要原料生产单宁酸、没食子酸、焦性没食子酸和抗菌素增效剂（TMP）等数十种医药、化工产品，这些产品在医药、染料、稀有金属提取、石油钻井、纺织品印染与固色、食品防腐、油脂抗氧化、饮料澄清和三废处理等方面均有重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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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0余年前，唐觉先生就在蔡邦华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五倍子研究工作。上世纪40年代初，唐觉在贵州湄潭深入山区整年调查五倍子生长情况，自6至10月隔天上山定点观察采集。通过艰苦工作，在两年中共发现9种倍子，其中三个新属六个新种的倍蚜是新发现，从而明确了我国五倍子寄主有两种，而蚜虫种类达九种之多。这是中国五倍子蚜虫分类上的一个突破。1945年，以蔡邦华、唐觉两人署名整理成文，由中英文化合作馆推荐，1946年《贵州湄潭五倍子蚜虫的分类——附三新属六新种的描述》的论文刊于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会刊上（97卷16部分，405～418页附图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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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l0月22日，英国的科学史专家、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与妻子桃乐赛、剑桥大学动物学教师毕丹田及翻译到浙江大学参观时，对浙江大学在非常艰苦条件下的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在回国后于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发表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中对此作了高度的赞扬。对农学院的科研，他是这样记述的：“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农学院的许多研究工作都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遵湄期间，农学院承担了农林部的《五倍子之研究》等7个特约研究课题，其中五倍子的研究取得突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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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年逾九旬的唐觉教授依然有着浓郁的“五倍子”情节，再次和他谈及五倍子研究，唐先生显得很自豪，“论文发表60年了，至今依然没有发现有错误，也没有人超过我的研究”，唐觉说，“1974年，我第二次去湖南，又发现了一个新种。现在国内应该有11个种类。”唐先生共发现了7个新种。唐觉教授先后完成了生物学观察任务，对角倍蚜的生物学、生活史及其在夏寄主（盐肤木）和冬寄主（提灯藓）上的转换作了详细的观察，明确了采用人工辅助或保护可以使非产地结出五倍子，原产地提高蚜虫成活率和结倍率，在国内首先提出繁殖五倍子的措施和途径，对推动全国各地五倍子生产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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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唐觉教授又带领研究人员开展了鼎突多刺蚁的研究；陈盛禄教授培育了蜂蜜和皇浆双高产蜜蜂新品系；高祖教授研究开发了冬虫夏草正宗昆虫蝙蝠蛾全人工饲养技术；张传溪教授利用生物技术，发掘昆虫功能基因并利用昆虫作为生物反应器，作为生物检测和药物开发的资源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