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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盐、腌、风干、下酒，前承后递，丝丝入扣地写出爱恨的交加，长期的怨念。《走，我们去植树》里的句子连起码的连贯都没有，“一棵树就是一座绿色工厂／片片枝叶都是快乐的音符”，一树一工厂，枝叶是树的组成部分，以此推论，枝叶可以是厂房，是机器，是锅炉……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枝叶是音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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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宇的诗里，腌、风干、老……缓缓流逝的时间，尽显锥心入骨的煎熬。《走，我们去植树》，“今天栽下绿色的希望，明天长成参天的大树”，一切都在一夜间完成，多快好省，却不符合生活的真实；退一步来说，即便把“今天、明天”理解为“如今、将来”，依然与句中“树”的意象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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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树”的意象，同样用了“今天、明天”，田汉《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一句，就非常妥帖，为什么？一方面，桃李业已长成，可以直接化为栋梁，符合逻辑；另一方面，旋即毕业的学生，立刻就投身社会，报效祖国，这一切都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用“今天、明天”再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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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则不同。十年方能树木，长成参天的大树，总得百年以上，相对于人的生命而言，这是缓慢、漫长的时间，与“今天、明天”中隐含着的速度感、匆忙感相矛盾。事实上，正是这种不负责任、好大喜功的速成心态，才带来了如今漫天的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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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走，我们去植树》里，甚至还有字句都不通之处，“片片枝叶都是快乐的音符”，用“片片”饰“叶子”说得通，饰“枝叶”则搭配不当；“多栽一棵树，就多增添一片新绿”，“增添”本来就有“添加、加多”的意思，再用“多”修饰，不是缺乏诗人的敏感，而是缺乏基本的语文素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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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批评显然抵不过编者的重视。编者把它放在整册语文书的第一篇，并且有预见似的布置了这样的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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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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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钢笔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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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一读，抄一抄，再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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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系课文内容，说说植树有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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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学校的一种树木，查阅资料，按名称、外形特征和作用向同学们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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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后练习一、四、五中，注明这是“课文”，五道习题中没有一处说这是一首诗，显示了编者的自知之明。不过，作为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第一篇课文，采用了诗的形式，却达不到诗的标准（甚至经不起基本文学标准的衡量），作者及写作年代等文学要素也未能充分地呈现，不能不说是教材编撰者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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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被隐去，难以查考；本文究竟写于何时，若借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方法，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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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文中的行动者是少先队员，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简称，原名中国少年儿童队，是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3日创建；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其呼号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回答为：“时刻准备着！”少先队员要求佩戴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象征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所以红领巾也成为少先队员的代称。由此可见，课文写于1953年6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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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化”为“四个现代化”的简称，具体内容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首次提出；不过在1976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一并受到了抨击；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并将其量化为：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从这里可以判断，课文一定是写于1964年12月以后，也很有可能是写于在1979年12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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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显得陈旧，已经过时了，“四化”的简称对于21世纪的孩子来说更是不知所云。“现代化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在社会学上的对等物，而且往往是非西方或反西方国家趋向西方式工业化的一种委婉措辞。”〔52〕2008年底，秦晓在名为《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的访谈录中，对二者作了这样的区分：“‘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17世纪流行，其概念在18、19世纪之交基本形成。现代性的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昧、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而‘现代化’一词则出现得更晚，大致确立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狭义上讲，它更侧重经济和物质层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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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在1972年召开的，距离蕾切尔·卡森的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初版，已经十年，而中国人环保觉醒的时刻，远未到来。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回忆道：“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讲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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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定植树节于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则迟至1979年2月。1981年12月，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号召全民植树。这样看来，课文应该是写于1979年2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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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长江流域的森林面积，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从西晋，到1868年，大概同治年间吧，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长江地区的水灾平均是四十一年一次……到了清朝平均四年一次洪水。到了本世纪30到80年代，平均两年发一次洪水；而目前的情况是，从1991年到现在，年年发洪水……清朝初期，长江流域森林覆盖面积大概还有百分之五十，到1957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二，到1980年只剩下百分之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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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笔调一派欢快轻松，现实情况处处危急沉重，自1949年以来，长江流域的森林三次惨遭大砍伐，一次在大跃进期间，一次在“文革”时期，最后一次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具有一种后发优势：一方面，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可是中国却重复着“先污染，再治理”、“先砍伐，再种植”的老路，而且污染后能不能治理，砍伐后肯不肯种植，也还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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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课文里的文学教育太少，政治教育太多；尽管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一时难以褪去，功利主义依然隐藏得很深；尽管那种扮演的欢快和虚假的昂扬，就连四年级的孩子也能感觉到……无论如何，在小学教材中强调植树与环境保护的重要，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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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呼应植树的话题，在本文行将结束时，不妨温习金子美玲的《树》〔56〕，这也可以帮助读者恢复对诗歌、对语文的正常感觉，体会真正的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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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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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枝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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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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