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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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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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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老王》的四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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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文革”的课文，人教社初中六册教材中仅有三篇，一篇是杨振宁的《邓稼先》〔21〕，一篇是牛汉的诗《华南虎》〔22〕，还有一篇就是杨绛的《老王》〔23〕。杨振宁的文章满是歌颂与吹捧，对中国的苦难无丝毫的正视，实不该收录于教材中；牛汉的华南虎以囚禁中屈辱生存的自由之兽，暗喻“文革”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迫害，有力量，然而受诗歌体裁之限，不能具体而微地呈现“文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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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老王》是唯一的细致记录“文革”中人与事的文章，弥足珍贵，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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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江南的香榧，摁住末端凸起的小眼，坚果的壳便一下子打开了；《老王》的穴眼，也在全文的末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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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句子中，可以找到第一个关键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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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者是显而易见的——老王一贫半盲，既老且孤；然而“文革”伊始，杨绛的专职就是扫女厕，钱钟书被人剃成“十”字头，她则被剃成只有半边头发的“阴阳头”，不得不连夜做假发套。以及后来的挂牌游街，女婿自杀，夫妻下放……杨绛真如她自指的那样，算得上一个“幸运的人”吗？从中可以知道，幸与不幸，乃是来自与他人的比较；然而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事实上并非“幸运者”与“不幸者”的区别，而是“不幸者”与“更不幸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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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在《上校沙倍尔》有一个好句子：“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于是可以引出本文的第二个关键词：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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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的善良体现在他的三次“送”的行为：他送的冰比他前任的大一倍，冰价却相等；他送钱钟书去医院，不愿要钱；弥留之际，他还送来香油和鸡蛋，来作朋友的最后的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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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及她家人的善良，掩藏在文中的细处：她与老王平等的交往，平日里的记挂；她关心老王的住处；老王送钱钟书去医院那次，她怕老王蹬不动两个乘客而自己挤公共汽车；她女儿钱瑗还给老王送过大瓶的鱼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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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的文字，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作了见证，而且温和内敛，写出同在底层的人与人之间的暖老温贫，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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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本文的最重要的第三个关键词“愧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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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怍”从何而来？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作为思路的指引：“杨绛和老王，是否把对方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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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视杨绛为朋友，是确定无疑的，他临终的最后探视，是有力的证明；杨绛视老王呢？也是朋友，一如她对待《杂忆与杂写》第二篇所记的可怜的林奶奶。朋友是建立于平等之上的友好对待，杨绛显然做到了，为什么还会愧怍？问题也许在于，情感投入的差别。老王把杨绛当作至亲的朋友，而杨绛只把老王当作普通的朋友而已。所以老王提着香油和鸡蛋的探视，她要用钱酬谢；而明知老王直僵僵得“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她的关心也要等到十多天之后，才去询问偶然碰见的老李。这愧怍之意，大致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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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第一层，还有一层意思，只有跳出这单篇文章，才能找到答案。《老王》写于1984年3月，四年前她写了《干校六记》，凡六章，分别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三联书店1981年版的书前，有钱钟书作的一篇小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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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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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于1980年12月的序言，杨绛定然印象深刻，三四年后，在杂忆与杂写之时，自然地跳将出来，以苦弱者无告的呼号，反衬旗手、鼓手、打手与凶手的罪恶。还是如巴尔扎克所言：“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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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归结本文的要义，当落实在第四个关键词上：正义。以笔为证，以证词在历史的裁判中，求得正义。或者反过来让人明白，那是一个怎样的非正义的时代。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蹬三轮的老王，平凡之极，若没有作者的记录，谁会记得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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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中有两个句子，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最为精当的象征，那是一个让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的动弹不得时代，那是一个“把自己降格为‘货’”的非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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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过这四个关键的语词，方能明白杨绛先生最为深远的用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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