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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几何学速度变老的教师，根据帕克·帕尔默的推断，他们大部分都在29岁之前就进入了中年期！这些心怀恐惧的教师，选择了停滞状态，把自己关在资格、讲台、身份与研究之内，不许别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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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师说》，体味着韩愈的教学宣言，一个问题忽然冒了出来，作为一代名师的韩愈，有过教师内心的恐惧吗？通篇读下来，从师者的定义到师道失传的感慨，从圣人多师的范例到少年李蟠的嘉许……只觉气盛言宜，连丝毫犹疑都没有，哪里还找得到半星恐惧！是因年轻而气盛吗？《师说》约作于贞元十八（802）年，韩愈当时35岁，早已过而立之年；那么他的信心来自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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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字仿佛一枚铀核，通过链式反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道”。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之所以为师，是因为与道同在。而“道”之概念，约略等同于“绝对真理”，它这样一个神奇的实体，可以通过对经典的学习而获得，可以在学习者之间通过教授而传递，也会因为重视不足而失传；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人掌握了它，就能长久地拥有，从此超凡入圣，一通百通，完全挣脱了一个凡人的局限，变得千手千眼，全知全能。不过“道”的掌握与否，并没有正常的逻辑思维可以遵循，也不能通过一种共同规范来考核确认，“道”的掌握，属于不可鉴定的个体直觉体验，全在心口相传的偶然与随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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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伟大的“道”啊，汉语中简直没有另外一个字可以与之抗衡，勉强要找一个，大概只有一“死”，庶几近之吧——人如微蛾，扑往道之太阳，得道日即寻死时——我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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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道的修习，既无开放的知识体系，亦无充满挑战性的新生问题，一切都是自足（意味着封闭）、圆满（不注重过程）、给定（无需学生创造性的参与）。在另一篇文章《原道》中，韩愈透露一个大秘密似的，说“道”是从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路传下来的，到了孟轲就失传了。然后呢？他言辞闪烁，语焉不详，隐约透露他自己就是“道”的继承人——其他都不谈，只论学习方式——既然你自己可以通过修习原典，不需要任何传道之师，直接越过千年，继承所谓的“道”；那么为什么否认别人也有可能通过自学而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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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E. 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的观点：课程并不是为了呈现一个命题、名词或观点的真理，课程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协调信息——协调文本与读者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经验与意识之间的信息。E. 多尔展示了理想的课程，当是“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王国”〔2〕——用后现代的镜子一照，中古之“道”顿时显得霸道而空洞，一如神神鬼鬼的屠龙之技，无须艳羡，更不值得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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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韩愈文中的师生关系。在对“道”的学习过程中，貌似人人平等，师不必贤于、长于、尊于弟子，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其实所有这些，只是便于推销的漂亮广告，韩愈在贩卖他的“道”之前，早已作了两次严格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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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圣人／愚人的二分，“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在韩愈看来，愚人没有老师的指点，就永远是愚人。其实韩愈另有潜台词，那就是愚人们即使有了指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先验的愚人，不会通过教育走向解放。也许并不全是韩愈的罪过，因为这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当追溯到《论语·阳货》，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这两类人为先天所决定，不能改变。韩愈只是挪用了孔子的观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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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传道之师／童子之师的二分，“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在韩愈看来，现在的中小学老师，竟然连教师资格证都不配有的，可悲的正是这些人，在授下一代《师说》而习其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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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奇怪的是，韩愈一方面强调师是如此重要，感觉天下人都得拜一个传道之师，而他本人俨然便是最佳人选；另一方面又决不出示自己的师承，更不要说向自己的老师表示尊敬，以此作为示范的榜样。嘻，这是诚实的写作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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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师说》，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好为人师，什么是挟道者的傲慢。韩愈眼里，合格的教师有几个？放眼看去，大概只有他自己。还是顺着这种心态，张载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句子，固然激动人心，但“天地”、“生民”、“往圣”、“万世”之类，实在不是教育学中的有效概念，也就意味着，这些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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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个结论是唯一的：凡是挟道自倨者，定然只是饾饤知识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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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米兰·昆德拉是后现代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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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E. 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有一句话印象深刻，他称之为他的课程乌托邦，“一种创造‘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王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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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页上有作者自己的注释：“我在此所引用的句子实际上来自罗蒂《偶然性、讽刺性与团结性》的卷首语。罗蒂看起来解释了孔达拉（Kundera）的观点并部分地精制了孔达拉的文本。当孔达拉谈到小说是这种‘迷人的思想王国’时，罗蒂用这些词来描述他的自由乌托邦的理想，而我则用此来描述我的后现代主义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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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手边有罗蒂的这本书——一次听傅国涌先生谈起，评价很高，说是崔卫平先生的手边书，即刻就去枫林晚买下了——商务译本，书名为《偶然、反讽与团结》，翻开找卷首语，果然在，一看才明白，《后现代课程观》中译作“孔达拉”的，就是昆德拉呀。理查德·罗蒂引用的是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的一段文字，此句完整的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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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正经”（法国小说家拉伯雷用这个字眼来形容不懂得笑，缺乏幽默感的人），就是不经批判思考地接受大家熟悉的观念，这其实与“媚俗”没有两样，都是艺术的三头怪敌。真正的艺术乃是上帝笑声的回音，在艺术所创造出来的令人着迷的想象世界里，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别人正确地了解。那个宽容的想象世界是与现代欧洲同时诞生的，它其实就是欧洲给人的印象——或至少是我们对欧洲的梦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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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小说的艺术》，书架上也有，翻出三联版孟湄的译本（据说译得不全），找了半天，总算在结尾处找到，是这样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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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快活的人，对既成思想的不思索，媚俗，这是作为上帝发笑的回声而诞生的艺术所面对的唯一的三头敌手。这一艺术创造了迷人的想象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人都有权被理解。这个想象的空间与现代欧洲一起诞生，它是欧洲的形象，或者说，它至少是我们对欧洲的梦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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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孟湄译得生硬，但这确证是米兰·昆德拉的句子了。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句子，写在《小说的艺术》中，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被引到《后现代课程观》里，却让人一睹难忘呢？是昆德拉表达得好，还是多尔引用得好？况且中间还要夹个罗蒂。天下文章一大抄，终于明白了这句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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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了很久，终于憋不住一声感叹：我的天！米兰·昆德拉是后现代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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