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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教书很难——又要做戏，又要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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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很难——又要做戏，又要做人。”张爱玲的一句话，今天想起来用，翻翻她的散文全编，却怎么也找不着出处了。〔8〕不过也无妨，大凡教过书的人，都能体会其中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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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意味着诚实与正直，意味着保持自己，保持全部生活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做戏”则出于课堂的要求，有时候你不得不在略带戏剧化的情境中，渲染、夸张、重复，甚至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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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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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学勇气》中的观点不同，帕尔默主张自身心灵的完整，在真实的生活中与人相遇，因为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的不同——医生的工作方式是私人性的，他们必须为患者保密；律师虽然出席于公众法庭，但是他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不掺杂个人感情与经验；而教书则面临着“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危险的会合”，一如“徒步穿行在高速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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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叹惋那些不够有勇气的教书匠们：“为了减少我们易受到的伤害，我们与学科分离，与学生分离，甚至与我们自己分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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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勇气》第一章中的第二节“教学与真我”与第三节“当教师失去心灵”，是我最喜欢的段落，固然是因为他在这里提到并引用了哈维尔的言语（起先还有点不敢相信，因为书中译为“哈弗尔河”），更因为帕尔默的确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心灵的导师，其自身必定是本色的，是活在真实中的有着轻盈的呼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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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几天看《记住你是谁：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却又回到了张爱玲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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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S·特德罗讲述的故事名为《你就是你》，他初到哈佛商学院任教时，总是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惑——一个教师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向学生们展示自我——“你也许听了某些教授整个学期的课，但是对他们本人却一无所知。而有些教授则不一样，他们会充分利用自我，将自己的个性、奇怪的习惯以及幽默感带进课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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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而缺乏职业经历的他，一次午餐时坐到了哈佛终身教授安东尼·阿索斯（Anthony Athos）教授身旁，安东尼教学精湛、德高望重，《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伟大的教师”曾经专门介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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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谈论到教师这个职业所面临的挑战。理查德说，在做一个好教员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本色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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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东尼说，“你不需要做本色自己，只需像你自己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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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从此不曾忘记过这条忠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体会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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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确定角色的区分与平衡，有很大的好处，有时候你会面对陌生的学生，你不想把自我完全展现，所以不妨有一个在公共场合的形象——与你自己很像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可信的，在创造这个形象时，你不是在假冒，但同时那又不是真实的你，那是一个职业化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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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说：“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的我与工作中的我之间做一个细微的划分，也就是区别我们是谁与我们做什么。”这个历史学博士，最终也成了哈佛的著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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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既学会了做戏，也学会了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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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教师是负伤的治疗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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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对钱理群先生的专访分两版，细读B11版的《理想主义者要学会毒蛇般的纠缠》〔12〕，钱先生在回答如何“小有可为”时，给出的几点方法都稳健可行：建设你自己、从细节开始变革、为了美好的今天、面对具体的个人、理性低调的行动、做符合人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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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A2版的《告别教育》则颇多激愤与凄凉——身为教师，我能理解这去意彷徨的心情，在教书的园地里辛勤劳作多年的人，当一句“告别教育”脱口而出时，内衷的难过可想而知，浮上心头的怕是《影的告别》里低语：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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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告别，是因为太失望。钱先生以令人钦佩的勇敢，直陈自己在中学课堂的“屡战屡败”。报道中写道：“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就减少到二十余人。”据钱先生自己的分析，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应试的巨网，二是学生的短视与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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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职业敏感，这一点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钱先生所谓的“节节败退”，似乎主要着眼于人数上。在我看来这并不算什么失败，既然定位是选修课（而不是讲座），那么二十余人的课堂（找一个紧凑的小教室），恰是挺合适的，既有亲密的研讨氛围，也能保证每个学生的有效参与。这沉淀下来紧紧跟随的学生，往往是求知心切的文学爱好者，耳提面命之，倾心培养之，当是其乐融融的课堂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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