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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课堂 谁来还孩子那张充满朝气与无忧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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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很犹豫填“师大”还是“医大”。后来妈妈和我说了一句话：当医生，你每天看到病人和家属一张张苦哈哈的脸；做老师，你每天迎接的是孩子们一张张充满朝气与无忧的笑脸。于是乎，我选择了当老师。毕业后终于如愿以偿当了老师，但是看到的却是被功课、升学、补课、家教、家长、老师等压得没有活力的孩子们，孩子的朝气早已被消磨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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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教师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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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学生，教学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教学，教师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教师，一切都变了样。可为什么教育会走样呢？为了学生健康成长，肯定不是；为了教学更有趣味，肯定不是；为了教师工作更加轻松，肯定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可以扭曲这一切呢？考试成绩吗？很多人会说是，但我坚持说“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是考试成绩背后的考核机制与利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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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可怜的，他们没有享受到学习的幸福，也无法感受童年的乐趣，因为他们被绑上了教育的战车。在教育的战车上，他们没有丝毫的控制权，至于这辆车将要驰向何方，这辆车要与何人交战，学生们无从知晓。学生是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只是被动地顺应成人的目的。学生是可悲的，因为他们被成人“教唆”着，每天都与自己作战，与自己的学友作战，与课堂上的教师作战。至于战争的目的，他们丝毫不知晓，因为这是成人的安排，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战场上的士兵，除了遵守纪律之外，除了按照教师的意图“学习”之外，没有自己的选择。在学习这个战场上，遵守命令就是学生的天职。当教育教学完全滑向成绩之后，教育就异化了，教学不再是通过成绩来促进学生的学习，而是通过学生来提高考试成绩，学生只是学校与教师提高教学业绩的工具。呜呼，教育没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没有了生命的终极关怀，因为教育和学生都沦落成了外在的考试成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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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也不再是那个教学。陶行知早就为教学目的下了个定义：“教是为了不教。”可教师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教师教得越来越多，学生学得越来越少。君不见现在学校补课已经泛滥，天价家教已不再是新闻，这突显了“教”的意义。可是，“学”呢？当教变得泛滥的时候，学变得如何呢？当学习不再有内在的目的，当学习无法满足学生自我需求的时候，学习已经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令人生厌的事情。教与学的关系，是“教”帮助“学”，可当下的教学，是引导与领导着学生的学，教是一个独裁者，学是一个驯服者。在独裁者与驯服者之间，除了简单的模仿之外，就只剩“阶级斗争”了。现在的教学，是为后台老板而歌而舞，尽管观众已经散尽；教师的苦，就在于表演时要面向后台（学校管理者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套教学绩效评价体制），同时还要维持观众席的秩序，还要求教师获得台下观众的掌声，这样能不累吗？可这样的累，有价值吗？面向“后台”的演员，哪怕他的演技再好，也无法赢得观众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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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不再是那个教师。韩愈也曾为教师下过定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今天的教师，已经远离了韩愈的年代。今天教师的繁忙，容不得教师去想那么多的为人之道，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解开学生的“惑”。教师为了生存，必须追求更好的成绩，尽管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不是教师的“教”能够控制得了的。也正因为如此，教师不但要想方设法地去教，还要尽可能去引导、监督与督促学生的学。于是，在学生的眼中，今天的教师是自私的，教师的教学是为了在学生身上考出更好的成绩，教师对学生的“关心”与“补课”也是为了在学生身上考出更好的成绩。教师是“可恶的”，因为他把学生当作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手段；教师是“可恶的”，因为他把学生当作自己赖以生存的手段；教师是“功利的”，因为他只是关心学生的学习，却不去真正地关心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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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学生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童趣，教学不再是教育而成了训育，教师不再是清高的象征，而成了世俗与自私的人物。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教师失去了真正的目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与综合素质。当教育目的是外在于教育过程的考试成绩时，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为了实现这外在的目的，就得丧失自己的本义，教育也就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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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课堂 透视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博弈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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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减负的态度都是欢迎的。因为减负既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样才可能产生自主学习；还可以让教师有了身体与思想上的自由，这样才有可能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可是，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对于减负的未来却都是悲观的。为什么大家都赞成的事，却没有人愿意去做呢？我们先来看两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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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公地悲剧”。在北方的草原上，住着许多牧民，牧民也都有自己的羊群。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公共的草原上放牧养羊，肥美的牧草养肥了羊群，也使牧民们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可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羊群规模的增大，牧民们都感觉到了“草荒”的危机；也都意识到，如果羊群规模继续扩大，将导致草地生命活力的丧失。但对于单个的牧民来说，每个人都清楚，如果自己率先降低羊群规模，别人就会利用自己的退出而扩大羊群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明白应该降低羊群规模，可谁也不愿意，关键是谁也不敢降低自己家的羊群规模。于是，一群理性的牧民，眼睁睁地看着羊群规模过度膨胀。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由于共有土地上过度放牧导致草场荒漠化，羊饿死了，人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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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囚徒困境”。两个共犯被抓进了牢房，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无法对他们进行定罪。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将两人分别关进了两个独立的牢房。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供出同伙的罪行，他们就会因立功而轻判为两年；如果他们被别人供出了罪行，他们就将被重判为八年。因此，囚徒的处罚有了三种可能：其一，两者都保持沉默，从而无罪释放；其二，把对方供出来，自己被轻罚为两年；其三，被对方供出来，自己被重罚为八年。在这种情况下，每位囚徒都在想，虽然明知两个人都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法，可都在猜测对方会为了减轻自己的惩罚，从而把别人供出来。而且，不管对方是否把自己供出来，自己把对方供出来都是有利的。于是，最终的结局并非两人都保持沉默，而是两人都把对方供出来，结局是两人都被重判为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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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子为大家广为传颂，但这两个例子中的教训，却很少被大家吸取。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之所以越来越重，其中充满了博弈的成分，与这两个例子有着相似的原理。在学生学业负担这个问题中，存在着以下双重博弈：一是相同班级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博弈；二是相同学科不同班级教师之间的博弈。再加上学校管理文化对教师双重博弈的认可与推崇，学校教师置身其中的博弈困境，越发在走向“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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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同班级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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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教师自己在学科教学上花更多的时间，二是教师让学生在自己所教学科上花更多的时间。每位教师都清楚，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只有教师的努力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教师的努力不但提高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有可能导致学生厌学。因此，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在自己所教学科上花更多的时间。可是，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是有限的，正如公共牧场上的草一样，总量是有限的。教师就如公共牧场上的牧民一样，既然牧场上的草是公共的，那就尽可能自己多养几只羊，否则自己就会沦为贫穷的牧民；既然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并没有完全划归哪位教师，因此自己就可以尽量多地去占用，否则自己这个学科的考试成绩就会跌下来。教师让学生在自己所教学科上花更多时间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让学生更加喜欢自己和这个学科；另一种是为学生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对前者来说，效果实在是太慢了，要吸引别人喜欢你和喜欢你所教的学科，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成得了的；于是，绝大多数教师“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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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同一个班上，学生只学英语和数学两门功课（这只是为了减少分析问题的复杂程度的假设，现实中学生学的功课远不只这两门，因此问题的复杂程度也比这大得多）。为了让学生在自己所教学科上考出更好的成绩，两位教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给学生布置更多的作业，来使得学生在自己学科上花更多的时间。于是，两位教师之间的博弈就开始了：原本学生每天背十个单词（这是适量的英语家庭作业）与做十道数学题（这是适量的数学家庭作业）。现在，为了让学生在自己所教学科上花更多的时间，英语教师决定让学生每天背十五个单词，尽管这样也多花了英语教师监督学生的时间，但在短期内，这种增加作业量的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把学生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的时间给利用起来了；另一方面，把学生原本花在数学上的学习时间，也抢了一部分过来。可是，数学教师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学生花在数学学习上的时间少了，学生尽管还是完成十道数学题，但完成的质量不如以前了。于是，数学教师为了抢回原本属于自己学科的时间，就布置学生每天完成二十道数学题。当然，数学教师也知道学生实际上是完不成二十道数学题的，但布置二十道，学生至少可以完成十五道，这样不但抢回了曾经被英语教师抢去的时间，还从英语教师那儿抢了一部分时间。同样的道理，英语教师也不是省油的灯，于是他又……如此循环下去。而且博弈的主体也不断增多，语文教师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物理教师也意识到了，化学教师也参与进来了，历史教师也不敢不如此，地理教师明知这是个火坑也必须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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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教师都参与进来以后，学生的负担就严重超载了。本来学生在家的有效学习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现在被学科教师们的博弈扩展成了三到四个小时，于是学生学习时间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于是，教师们要求家长也参与进来，确保学生完成所有教师布置的作业；教师自己也深度参与，如果谁不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教师就陪学生检查作业。随着这个博弈深度的加大，陷入这个困境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耗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学生学习有效性也就越来越差，学生考试成绩一落千丈也就不再是意外了。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这个班级的科任教师来说，明知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大家都应该退回原处，追求教学与学习的有效性，而不是这样去侵略与抢占学生更多的有效学习时间。可是，谁又敢率先退出来呢？你退出来的空白正好被其他教师抢过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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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同学科不同班级教师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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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中，在同一年级不同班级但却教着相同学科的教师，是最应该合作的一个团体，因为大家的教学任务是相似的。比如，现在有三位教师，他们都在初二年级教数学。由于教材一样，学生的年级水平一样，所以三位教师完全可以共享彼此的备课材料，共享彼此的教学思想。其实，也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彼此间的重复劳动。可事实上，情况并不像理想中的那么乐观。尽管三位教师也非常清楚，如果能够彼此共享备课材料，共享教学思想，对三位教师的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三位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有助益的。可是，学校目前的评价机制——相对评价法，即只评价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的相对高低，而不是评价教育教学水平的相对变化，这种评价方法逼着三位教师各自为战，而且彼此陷入另外一个博弈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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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科教师，虽然我们提倡终身学习，提倡教师要关注自身的专业发展，但学科教师的能力基础是确定的。要让学科教师在短期内，通过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难度实在太大。可是，学校对学科教师的评价，又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标准的。于是，教师一方面尽可能地挖掘自己的潜力（但挖掘自己的潜力，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尽管需要教师一朝一夕地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教师要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自己这个学科上投入最大可能的时间与精力。从逻辑上，要让学生在自己这个学科上投入最多的时间与精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喜欢自己和自己的学科，可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学生对特定学科教师与特定学科的态度，教师是很难去塑造与改造的。于是，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迫自己班的学生，比其他班级的学生，多做家庭作业。其实，今天的家庭作业，已经脱离了复习巩固课堂教学知识的目的，已成为学科教师占有学生课外时间的理由。试想，如果教师上课上得很好，学生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去复习与巩固吗？由此可见，相同学科教师间的相对竞争，并不是以教师学科教学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而是彼此抢占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的能力的竞争。学生的课业负担，只是教师抢占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的一种借口，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并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就去除了学科教师抢占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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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管理文化对博弈困境的纵容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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