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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能力各有特色，并且这种感觉类型非常活跃，它可以使人类完成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动作。但这些感觉类型都不存在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一类型都在心理器官形成后消失。一旦这些器官形成，这些感觉类型就消失。但在形成过程中，它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能量。我们在器官长成之后已经记不起我们曾经具有过这种类型。当所有器官长成之后，它们就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心理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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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短暂感觉类型的出现在昆虫身上也找到了例证。前面提到的对突变理论进行阐述的德·弗雷斯，向大家展示了这些感觉是如何在昆虫出生、并经过一系列活动之后开始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感觉类型对昆虫来说都是求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德·弗雷斯的这一发现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扩展到了其他动物身上。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各种理论和学派的兴起，直到美国心理学家怀特森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上辟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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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丢开那些无法验证的东西吧！”他说，“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我们能够证明的东西。现在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动物的行为。让我们以此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走出一条新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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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从我们所能看见的动物的外部行为开始。由于他认为这些行为能为我们加深对生命的研究提供了最为保险的指导，因此他将研究目标转向了人类的行为和儿童的心理。但他很快就发现，刚刚降生的婴儿没有什么行为可言。他于是认定儿童没有所谓本能和心理方面的遗传，并且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一系列特定条件下的反映。这些反映在一系列平台上层层相叠，越来越高。于是他提出了他的“行为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曾经在美国非常流行，但在其他国家却遭到反对和批评，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和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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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建议却引起了两位美国研究学者的兴趣。他们决定通过实验或试验的方法对行为进行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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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考格西尔和盖塞尔。考格西尔以行为学为基础研究胚胎学。盖塞尔则对儿童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建立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室，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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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考格西尔花费了多年时间对一种动物的胚胎发展进行了研究。这种动物的演化还没有达到两栖动物的水平，其简单结构非常适于进行研究。考格西尔的实验结论直到1929年才发表。他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发表，是因为他的实验结论与当时根深蒂固的生物学思想格格不入。虽然他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精确地重复他的实验，他还是发现大脑的神经中枢比接受它指令的器官发育得早。例如，视觉中枢在视觉神经发育之前就出现了。如果胚胎发育遵循“物种发展过程中先出现的结构就先在胚胎中出现”这些的规律，那么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讲，胚胎中先出现的应该是器官，之后才是其神经中枢。那么，为什么视觉中枢不但比眼睛出现得早，而且比控制眼睛信息传递的神经出现得还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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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格西尔的工作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他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器官比中枢发展得晚，那么这些器官的形成必定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不但行为是可以遗传的，器官的形成也是生物在行为过程中适应环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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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在自然界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例证，器官的形态与它们所负责的工作有很大关联，虽然有些器官不对动物本身起多少真正的作用。以花蜜为食的昆虫会长有长长的嘴，以适于在花冠中吸取花蜜。而且也会长出一种对它们采食花蜜不起任何作用的表皮，但这些表皮可以为这些花施加养分，以便它们可以再次采食花蜜。食蚁动物的嘴非常小，仅可供它们的细长舌头通过，这些细长舌头外表覆盖有粘性物质，对粘食蚂蚁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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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动物的行为方式如此有限呢？为什么有的动物爬行，有的动物跳跃，有的动物攀岩呢？为什么有的动物吃蚂蚁，有的动物吃花朵？为什么有的动物吃活物，有的动物仅吃腐肉呢？为什么有些动物食草，有些动物吃木头，而有些动物只在土壤的腐殖质中穿行呢？世界上存在如此多的物种，原因何在呢？为什么每一物种都有其固定的、与其他物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呢？为什么有些动物不但凶残而且具有进攻性，而有些动物既温和又驯良呢？生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目的可能不只像达尔文进化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在周围环境中获取利益。“生命力量”好像不仅仅是一个不断完善生命形态的过程。完善本身似乎不是生命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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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根据这一理论，生命的目的似乎与环境的要求有更大的关系。也就是说，生命可能是造物的手段，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特定任务，有如一个大家庭中的仆人或工厂中的雇员。地球表面的自然和谐是由无数生命的共同努力得来的，每种生命都有它们各自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生物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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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在科学界立足这么长时间的进化理论又何去何从呢？难道进化论会走向没落吗？不是。它只是得到发展而已。当然，进化论观点不可能停留在“逐步进化、永臻完善”的旧有形式上。今天，对物种进化的研究视野应该更加广阔，它应该延伸到各种边缘领域。它应该包括一些或远或近的功能关系，这些关系能够将不同形态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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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联系不应该被认为是互助的简单例证，而应该被理解为与整个世界环境有关的最终目的，最终达到自然的某种统一。在自然达到某种统一之后，所有生物都可以获取它们生存所必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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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功能与地球具有某种联系已经为上个世纪的地理学家所认识。这个人就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莱耶尔。他向世人展示了不同地理时期不同生物在地球上的不同生存形态。他通过不同地层中的动物化石对动物进行研究。但从那之后，其他科学家也研究证明动物行为也对地球表面的建设起影响作用。德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西·拉兹尔的论文《地球和生命》本世纪初在我国非常著名。此后的其他一些出版物也谈到了大量的发现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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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对在喜马拉雅或阿尔卑斯山脉的高高岩层中发现海洋动物的遗迹感到非常震惊。这些东西也可以在从山顶冲刷下来的堆积物中找到。毫无疑问，这些动物曾经对陆地建设起到过帮助作用，我们目前仍能看到他们在无数珊瑚岛上做这样的工作，像花一样在浩瀚的海洋中不停地成长。这些都是那些无名建设者留下的标志，这些建设者为日益没落的地球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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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证据和研究结果不停地涌现。地球表面现在的形态不能只归因于风和水的作用，动物、植物和人类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意大利地理学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向大家展示了生物是如何影响地表状态的。他在其著作中写道：“动物逐渐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为保卫自然和谐而战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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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谈某个或某一部分观察结果了，因为现在有一门名为生态学的学科专门对生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门学科对一个物种对另一物种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正如经济学对自然的影响一样。通过这门科学的帮助，我们可以解决许多农村的实际问题。例如，为了防止人类无法控制某一地区引进的物种，我们可以根据生态学引进一种与之相克的昆虫，来恢复自然界的平衡。澳大利亚就有这样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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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可以被称为实际应用中的生物学，它研究物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每个物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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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最有意义的部分在于其实用性，它认为进化是由特定环境下的生物活动所完成的。这就把我们同真理的距离拉近了一步。从这一角度讲，它们的作用最强，也最有决定性。生命不只是为了保持其物种的延续而存在于地球上，它要对所有其他物种负起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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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成就所得出的发现和理论都不足以解释生命的奇迹，但这些科学成就的每一个成果都加深了我们对生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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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外在事实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指导。所有像我一样想通过教育对生命提供帮助的人，都应该像研究其他生物一样研究儿童的成长过程。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人类的婴儿时期在生物学以及在整个生物世界中的地位到底如何呢？传统的进化理论仅仅通过适应遗传和完善来研究生物发展已经远远不够。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目的不是生存而是和谐，这种力量将所有生物的贡献结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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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儿童不但有创造自我、追求完美的能力，他们的存在必定还有另一种目的，那就是创造和谐，为整个生物群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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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童年时代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回答这一问题，就无法充满自信地进行科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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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负有双重责任，如果我们只考虑其中一个，也就是他们的成长问题，儿童的巨大潜力可能就发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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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探讨过，儿童一生下来可能就具有巨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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