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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那种非常美好、宏大的忘我与团结精神，成为20世纪“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古典的表述。它先是锻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坚强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又由这个政党把整个国家和所有的国民按照这个模式变成一个极权的整体。但是，那些宏大且曾经极为成功的理想并不总是带来美好的现实后果。这些前所未有、开天辟地的社会再造蓝图，它们所造就的社会成果可能看起来非常辉煌、成功，甚至也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带来极大的满足、幸福、骄傲和成就感。这样的国家也可能非常强大，令它的敌人闻风丧胆，斯巴达、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都曾是这样的国家。但却都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更不用说永世长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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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曾经是希腊世界的“导师”（paidagogos），斯巴达的国王对此非常骄傲，他说：“斯巴达人不仅向其他希腊人灌输了心甘情愿的服从概念，而且还使他们树立起了追随和臣服斯巴达的愿望。人们不是向斯巴达要求船只、或者金钱、或者士兵，而是请求给他们派一名斯巴达统帅。一旦如愿以偿，就对他异常尊敬、敬仰，像西西里人对待古利波斯，像卡尔基狄亚人对待布拉西达斯，像所有居住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对待莱山德、卡利克拉提达斯和阿格西劳斯那样。不管他们去到哪里，人们都称他们为人民和行政长官的协调人与执法者，而他们所来自的斯巴达城邦则被视为传授井然有序的平民生活与稳定内政的导师。”19斯巴达向希腊其他一些城邦派出导师，就像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向一些想学习德国或苏联的国家派出“顾问”一样。今天，我们并不把斯巴达制度看成是一种值得传承的经验，就像世界上几乎再也没有国家会把纳粹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公然当作值得效仿的楷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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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残酷的统治和保守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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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令许多古代哲人和历史学家称赏不已的斯巴达制度，今天为什么不值得我们羡慕和向往呢？这不是一个玄奥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与今天现实生活体验有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厌弃和拒绝曾经非常成功的古代斯巴达制度与现代纳粹或斯大林制度，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正义、幸福和尊严价值正是它们所排斥和压制的。斯巴达是一个通过教育消灭个人意识的国家，而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理性则是现代人类所珍视的价值，也是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在斯巴达制度中，这些价值都被当作“私心杂念”而严加清除。普鲁塔克记述了这样一个斯巴达人的故事，在一场选拔300名最优秀斯巴达人的竞赛中，这个斯巴达人失败了，离开的时候，他“脸上喜气洋洋，像是在为城邦感到高兴，因为城邦中有300名比他还要优秀的斯巴达人”。斯巴达的惯例是，国王出征时会带一支近卫部队，他们都是体育竞赛中的优胜者。还有一次，一位斯巴达健儿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有人许诺他一大笔钱财，要求他输掉比赛，但他不为所动，经过艰苦的比赛，赢得了胜利。别人问他：“啊，斯巴达人，赢得比赛对你有什么好处？”他微笑着回答：“在我们与敌人战斗的时候，我将会有机会站在国王的前方。”20这种看上去非常令人敬佩的“忘我”精神后面，其实隐藏着一种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我”的意识，那就是自己人的“我们”。这个“我们”是在与敌对的“他们”的区分中确定的。越是在“我们”中忘我，也就越是把“非我类”当成天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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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斯巴达人”的自然仇敌便是作为“非我类”的奴隶“黑劳士”（helots）。斯巴达人英勇无畏的另一面便是对“黑劳士”的野蛮和残忍。斯巴达城邦中的斯巴达公民只是少数，人数只有8000到1万。21被斯巴达人奴役的黑劳士人数与斯巴达人的比例至少是七比一。对于那些少数的斯巴达公民来说，黑劳士是他们永难消除的生存威胁。黑劳士必须供养那些自己不劳动生产的斯巴达人，世世代代为斯巴达统治者耕作，并且要顺从地处于奴隶的地位；一旦黑劳士变得不安分而有反抗行动，整个斯巴达制度也就会光荣不再，顷刻崩溃。亚里士多德说，这些黑劳士“就像一直在等待灾难降临到斯巴达人头上的敌人”。22对于这些黑劳士来说，斯巴达人的习俗，尤其是他们的教育是极其可怕的，“别的希腊人通常只在夏季打仗，而斯巴达人和黑劳士时时处在对峙状态，因此一年四季都保持战备。被称作为ephors（意为‘监督官’）的行政长官每天前来巡视男孩们，每隔十天则脱光衣服检查”。23每有新的监督官上任，必然郑重其事地重申与黑劳士的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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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敌我观念使得斯巴达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可以任意处置黑劳士的命运。普鲁塔克记述到，斯巴达人有一种叫密探（krupteia）的做法和教育方法。最优秀的斯巴达青年被挑选出来，送到城邦周围的乡村地区。他们只携带短小的匕首和必需的干粮，分散潜伏在山区荒野，白天没有动静，夜晚便出来活动，见到夜不归宿的黑劳士便格杀勿论。这令人想起那些时刻监视犹太人活动的希特勒青年、斯大林时代监视和告发富农的巴甫列克式先进少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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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些斯巴达青年在白天也会突然闯到黑劳士干活的地方，处死最强壮、优秀的黑劳士。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还记述了一种更可怕的对付黑劳士的办法：“斯巴达人宣布，所有在战争时期为斯巴达人服务得最好的黑劳士会被区别对待，似乎是要给予他们自由的意思。事实上，斯巴达人只是在测试黑劳士，因为那些自以为可以得到自由的黑劳士正是最有可能攻击斯巴达人的。大约有2000名黑劳士被这样挑选出来，斯巴达人给他们戴上桂冠，让他们围着神庙转圈，就像已经让他们获得了自由一样，但是不久后就将他们处死，谁也不知道这些黑劳士是怎么死的。”24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引蛇出洞”和“阳谋”的记录。那些黑劳士是被秘密杀害的，他们的死对斯巴达的主子和奴隶都是一种教育，一种用残杀来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能记忆一辈子的恐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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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保守的国家，斯巴达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个国家不断有可靠的下一代，把这样的制度千秋万代地继承下去。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制度，因为它确保了斯巴达人在这个国家里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一切荣耀和好处。在公元前550年之前，斯巴达曾经有过发展。这之后，斯巴达人统治下的麦西尼亚人（Messenia）发动了起义，结果被斯巴达人残酷镇压，幸存的起义者被流放到西西里岛，剩下的麦西尼亚人则继续沦为黑劳士从事苦役。这次起义（史称“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揭示黑劳士制度已经岌岌可危，而一个制度越是充满危机，就越是害怕变革，越发趋于保守。历史学家通过古文献发现，斯巴达人在发生起义后采用的统治手段非常残酷：“斯巴达城在实施这些手段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化社会。简而言之，斯巴达人意识到如果能够调动所有潜在的重装备步兵，将他们的作战技术训练到最高水平，斯巴达就将在军事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打败黑劳士及其他敌人将不在话下。斯巴达人对其政治制度加以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构成斯巴达城邦的五大村镇的男性自由公民可以免除其他义务，但必须悉数从军；二是组织自由民接受特别的集中军事训练，全力培养斯巴达式士兵。公元前4世纪，即希腊化时期以前，斯巴达人是唯一的真正的职业士兵。实际上，他们和黑劳士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并且也随时准备着投入其他的战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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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对峙的恐惧使得斯巴达的所谓“改革”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僵化制度。“改革”并不是改革的全部意义，改革需要明确改革后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可能变得更开放、进取，也可能变得更封闭、保守。不幸的是，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后斯巴达发生的是第二种改革。历史学家迈洛（Henri Irénée Marrou）说：“就在斯巴达的发展让它处于（希腊世界）进步之首的时候，它就此自动选择了永远的僵化。”26在这之后，古希腊其他城邦所发展出来的那种希腊式教育便不再与斯巴达有什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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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教育是斯巴达政体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劳森（E. Rawson）说，在希腊世界里，“斯巴达的制度太异常（anomalous），以至于不能成为一个被别国学习的模式”。相反，雅典则成为一种可以学习的楷模，“‘雅典制度’有一个政治的方面，那就是，它的民主是一种辩论型的政府，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放到公民大会上来解决”，而在这样的制度中，智者（sophists）所提供的教育起到了作用，“这些人的主要工作是教育。他们所教的课程可以互不相同，但都与智力有关，用来培养言语和思考的能力。也许有些奇怪，他们虽然对政治教育有兴趣，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由国家来组织教育。一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习惯于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但很少有到斯巴达去的”。斯巴达不需要他们，“他们似乎对斯巴达也没有兴趣”。27柏拉图在《大希比阿篇》（Hippias Major，又译《美论》）中记载，在与苏格拉底谈话时希比阿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以传授知识为生的人与其到斯巴达去，还不如到西西里岛（Sicily）或伊涅库斯（Inycus）去，因为“斯巴达人没有改变法律的习惯，也不会给孩子与斯巴达习惯不同的教育”。28在最小的事情上也能看出斯巴达人的保守，例如，斯巴达使用的里拉琴（lyre）是七弦的，而且有严格规定，禁止改变弦的数目，提摩赛俄斯（Timotheos）有一次携带一只十一弦的里拉琴去斯巴达，结果琴被迫当众毁弃，福里尼斯（Phrynis）有一次带去了一只九弦的里拉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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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不仅保守，而且还特别仇视外来者，既不容纳陌生人到他们中间来，也不让自己人到陌生人那里去，与现代闭关自守的极权统治十分相似。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不允许斯巴达人随意到外国去游逛，学到外国人的习惯，模仿那些没受过训练和受不同政府治理的生活方式。不止于此，他还从斯巴达城里驱赶走了大量不干正经事的（外国人），不是因为害怕外国人羡慕斯巴达的治理，或学习斯巴达有用的美德……而是免得他们把恶习教给斯巴达人。”30色诺芬也写道：“斯巴达人到外国生活是非法的。我相信，这样的规定，目的是防止斯巴达公民因接触外国人而受到污染。”31在某些国家，每个人必须向组织交代“海外关系”，“偷听敌台”、不经官方允许私自接触外国人更是会成为一桩可怕的罪名。封闭锁国，不允许与外界接触，这是全面严控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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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制度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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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把个人完全当作国家的工具，把维护现有秩序当作压倒一切的目的，并把外来影响视为敌对行为，对之进行全面防范，这就是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它对儿童、少年和青年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教育体制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一个高度国家主义的国家里，教育被严格规定必须担负起维持和延续国家体制的功能。斯巴达的国家制度确实可以说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是，其他古希腊城邦也有战争，而它们却并没有出现像斯巴达这样的国家制度。其他城邦有的羡慕斯巴达，希望能仿效它，甚至还邀请来自斯巴达的“导师”（顾问），但是，却没有其他城邦变成像斯巴达那样。其他城邦缺少的不是传授斯巴达经验的人，而是一个像来库古那样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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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者”是形成国家制度的重要因素，“缔造者”是制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不同的缔造者缔造的是不同的国家制度，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与列宁、希特勒缔造的就不是同一种制度。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来库古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人。尽管所谓的“来库古改革”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600年之前太久，但斯巴达人还是认为，来库古就是斯巴达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缔造者。色诺芬写道：“来库古给了斯巴达人法律让他们服从，并使他们繁荣昌盛，我对他充满了惊讶，我认为他达到了智慧的顶峰。因为他造就了这个国家的卓越成就，不是依靠仿效其他的国家，而是设计出一种与大多数国家绝然不同的制度。”32来库古的伟大智慧在于，他造就了一个具有斯巴达特色、而且只具有斯巴达特色的国家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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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库古为斯巴达立下的法要把这个国家造就成一个紧密团结、绝对一致的集体，既能抵御外侵，又能防止内乱。当来库古被问到如何才能打败敌人的时候，他答道：“让所有的斯巴达人一样穷，谁也不要想比其他人了不起。”当他被问及如何巩固城防的时候，他答道：“强固的城防是由勇士而不是城砖筑起的。”33为了使斯巴达强大，每个斯巴达人都必须心甘情愿地与其他人绝对一律平等，一起准备随时充当防护斯巴达的人肉城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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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绝对平均主义是通过在公民中间彻底平分土地来实现的。普鲁塔克写道：“为了消灭懒惰、嫉妒、犯罪和奢侈，为了根除那些更深层、更有害的国家疾病和贫富差别，来库古劝告他的国人把疆土并为一处，然后重新划分。然后，便能完全相同并平等地满足生活需要……除了做错事受罚，做好事受赏之外，所有人都是没有区别，也是没有高下的。”34每个斯巴达人分到的土地的收获，都只够每个男人得到70蒲式耳大麦，他妻子得到12蒲式耳，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食用油，“他们需要足够的粮食保持健壮和健康，如此而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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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巴达，人们只使用铁钱，金、银是不用的。不仅如此，分量很重的钱只有很小的价值。价值10个米那斯（minas，相当于200美元，按1914年货币值计算）的铁，可以装满一个储藏室，需要用一辆牛车来运载。这样一来，偷窃、抢劫钱财、用钱来贿赂收买、营私舞弊统统都自然地消灭了。所有的奢侈消费也都不再可能，因为斯巴达的铁钱在其他希腊城邦是不流通的，当然，对外贸易也都没有了。普鲁塔克写道：“因此，不可能购买外国的货品或物件，没有商船来到斯巴达的港口，没有修辞教师到斯巴达来教学生，云游四方的占卜人、开妓院的、金匠、银匠也都不到斯巴达来，因为在这里无钱可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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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没有金钱，所以也就没有奢侈消费。斯巴达人不需要花心思制造奢侈品挣钱，所以在制造日用品上格外下工夫。斯巴达的日用品因此特别漂亮，桌椅板凳和床铺都制作精美，斯巴达的杯子也远近闻名，“斯巴达的匠人无须去做那些无用的事情，他们把手艺全部展现在常用的必需物品上”，财富变成了“没人要的东西”。37斯巴达人的手艺连造房子都用不上，因为有规定，“所有的房屋屋顶必须只能用斧子，门必须用锯子，而不能用其他工具来建造”，因此斯巴达人没有华丽的建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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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的极端平均主义也落实到他们最基本的饮食习惯上，斯巴达武士以15人为一组共同用餐，每个共餐成员每月贡献1蒲式耳大麦、8加仑酒、5磅奶酪、2.5磅无花果和少量的钱以购买像肉或鱼这样的“美味”。共餐不可能有奢侈的食物，“因为当富人像穷人一样去食用同样的饭食时，他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享受、甚至都不能玩赏或者炫耀自己富裕的财产。……富人甚至都不能事先在家中进餐，填饱了肚子再到公共食堂去。因为谁若不与大伙儿同吃同喝，别人就会仔细盯着他，骂他是个孱头，指责他太娇气了，忍受不了共同的饮食”。除了晚餐可以在家里吃外，单独进餐是不允许的，这个规矩非常严格，任何人不得破坏。有一次，国王阿吉斯（Agis）与雅典人交战得胜后回国，想在家里与妻子一起进食，他差人到共餐处领回他那一份食物，结果遭到了拒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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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巴达，制度行使教育的职能，而教育的结果则又保证制度能有效行使这样的职能。公民被教育成为无条件服从的、完全属于群体的一员，而由这样的成员所组成的群体则本身就成为一种体制，一种比文字写成的法律更有束缚力、更无所不在的体制。现代极权社会的人群体制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斯巴达人传统中没有成文法，据说这一禁令也是来自来库古。斯巴达没有写成文字的法律，斯巴达的法律贯彻在斯巴达人的生活习惯和对公民从小进行的训练之中。这些法律“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力，教育对于每个青年都起着立法者的职能”。40教育如此重要，是因为来库古把教育视为“立法者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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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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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斯巴达儿童的教育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斯巴达的婚姻关系非常特殊，这与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密切相关。色诺芬说，斯巴达的妇女与任何一个其他希腊国家的妇女都不相同，“其他希腊国家都希望女孩过一种类似于手艺人的二等生活，一声不响，在家纺毛线。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生育优秀的儿童呢？”42斯巴达的女孩和男孩接受同样的训练。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是为了使她们将来的腹中婴儿在壮健的身躯里打下壮健的底子并更好地发育成熟，也是为了使她们自己健壮结实，怀胎足月，能够顺利地对付分娩时的阵痛。”女孩和男孩一样身穿短束腰外衣，据普鲁塔克说，由于这种习俗，女孩子们都很“庄重贞节；不仅如此，这样还使她们养成了朴质的习惯和对身体健美的热烈追求”，她们还因此气质不凡，“因为她们感到在勇气和抱负这个领域里，自己也占有一席地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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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巴达，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也是对国家的责任。男人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独身是被鄙视的。斯巴达不允许独身男子观看少男少女的体育表演或竞赛。独身男子还可能遭到公开的羞辱，被迫只穿短束腰外衣，一面绕市场行走，一面唱着自辱的歌曲。有一位名叫德库利达斯（Dercyllidas）的著名将军，他没有结过婚，有一次他到一群青年士兵中去，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这位年长而有阅历的将军让座。一位士兵对他说：“你还没有生下来将来有一天给我让座的儿子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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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习俗鼓励生育，这样才能人丁兴旺，不断有年轻的战士。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记载了斯巴达人的这种习俗：如果一个年老的丈夫有一位年轻、健康的妻子，那么他就会把妻子介绍给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让她怀上年轻人的孩子，这是很自然，也很得体的事情。如果一位妇女曾生育过健康的男孩，那么任何男子都可以要求与她生孩子，当然要得到丈夫的同意，而丈夫则有义务不得拒绝。45来库古为这种习俗提出了他的理由，“孩子不是只属于父亲的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共同财产，因此，公民应该来自最好的父母，而不是随便哪个父母”。来库古曾挖苦道：“他们繁殖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交谊；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46为国家优生，这也是现代极权所期盼的，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优生到政治人种优生（阶级成分论），形式虽有变化，精神却是一致的。斯巴达人有“共妻”之嫌，但那却是一种“高尚”的共妻，因为在这种制度中，丈夫不占有妻子，也不妒忌别的男子。同时，由于无须偷偷摸摸地有秘密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淫乱和奸情的罪恶也就自然而然地从社会中消除了。这就是后来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以纵欲代替禁欲的新式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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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是国家的财产，当然也就接受国家的教育。而且，这是一种终身的教育。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人的训练一直持续到他们完全成熟的壮年。谁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就像在兵营里一样，人人都过着规定的生活，从事规定的公共事务，时时刻刻考虑到自己整个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人。”47斯巴达人的教育延续时间很长，不仅要延续到成年，而且是一种占据整个生活的训练。可以说，斯巴达人的全部生活便是他们的教育，他们没有人们一般所说的劳动意义上的“工作”。劳动意义上的工作是奴隶或黑劳士要做的事，而斯巴达人要做的事就是接受以为国家服务为唯一目的的教育和训练。亚里士多德说：“必须承认，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必须是可以免除粗活劳动的国家。”48这听起来只能是个理想，但在斯巴达却变成了现实。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使其同胞享用的高尚和幸运的特权之一，就是充裕的闲暇。他禁止他们从事一切机械的技艺。”49对斯巴达人来说，生活的全部便是教育，为的是充分准备好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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