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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86 斯巴达人的极端平均主义也落实到他们最基本的饮食习惯上，斯巴达武士以15人为一组共同用餐，每个共餐成员每月贡献1蒲式耳大麦、8加仑酒、5磅奶酪、2.5磅无花果和少量的钱以购买像肉或鱼这样的“美味”。共餐不可能有奢侈的食物，“因为当富人像穷人一样去食用同样的饭食时，他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享受、甚至都不能玩赏或者炫耀自己富裕的财产。……富人甚至都不能事先在家中进餐，填饱了肚子再到公共食堂去。因为谁若不与大伙儿同吃同喝，别人就会仔细盯着他，骂他是个孱头，指责他太娇气了，忍受不了共同的饮食”。除了晚餐可以在家里吃外，单独进餐是不允许的，这个规矩非常严格，任何人不得破坏。有一次，国王阿吉斯（Agis）与雅典人交战得胜后回国，想在家里与妻子一起进食，他差人到共餐处领回他那一份食物，结果遭到了拒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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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88 在斯巴达，制度行使教育的职能，而教育的结果则又保证制度能有效行使这样的职能。公民被教育成为无条件服从的、完全属于群体的一员，而由这样的成员所组成的群体则本身就成为一种体制，一种比文字写成的法律更有束缚力、更无所不在的体制。现代极权社会的人群体制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斯巴达人传统中没有成文法，据说这一禁令也是来自来库古。斯巴达没有写成文字的法律，斯巴达的法律贯彻在斯巴达人的生活习惯和对公民从小进行的训练之中。这些法律“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力，教育对于每个青年都起着立法者的职能”。40教育如此重要，是因为来库古把教育视为“立法者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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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90 四、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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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92 可以说，对斯巴达儿童的教育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斯巴达的婚姻关系非常特殊，这与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密切相关。色诺芬说，斯巴达的妇女与任何一个其他希腊国家的妇女都不相同，“其他希腊国家都希望女孩过一种类似于手艺人的二等生活，一声不响，在家纺毛线。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生育优秀的儿童呢？”42斯巴达的女孩和男孩接受同样的训练。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是为了使她们将来的腹中婴儿在壮健的身躯里打下壮健的底子并更好地发育成熟，也是为了使她们自己健壮结实，怀胎足月，能够顺利地对付分娩时的阵痛。”女孩和男孩一样身穿短束腰外衣，据普鲁塔克说，由于这种习俗，女孩子们都很“庄重贞节；不仅如此，这样还使她们养成了朴质的习惯和对身体健美的热烈追求”，她们还因此气质不凡，“因为她们感到在勇气和抱负这个领域里，自己也占有一席地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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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94 在斯巴达，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也是对国家的责任。男人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独身是被鄙视的。斯巴达不允许独身男子观看少男少女的体育表演或竞赛。独身男子还可能遭到公开的羞辱，被迫只穿短束腰外衣，一面绕市场行走，一面唱着自辱的歌曲。有一位名叫德库利达斯（Dercyllidas）的著名将军，他没有结过婚，有一次他到一群青年士兵中去，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这位年长而有阅历的将军让座。一位士兵对他说：“你还没有生下来将来有一天给我让座的儿子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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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96 斯巴达的习俗鼓励生育，这样才能人丁兴旺，不断有年轻的战士。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记载了斯巴达人的这种习俗：如果一个年老的丈夫有一位年轻、健康的妻子，那么他就会把妻子介绍给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让她怀上年轻人的孩子，这是很自然，也很得体的事情。如果一位妇女曾生育过健康的男孩，那么任何男子都可以要求与她生孩子，当然要得到丈夫的同意，而丈夫则有义务不得拒绝。45来库古为这种习俗提出了他的理由，“孩子不是只属于父亲的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共同财产，因此，公民应该来自最好的父母，而不是随便哪个父母”。来库古曾挖苦道：“他们繁殖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交谊；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46为国家优生，这也是现代极权所期盼的，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优生到政治人种优生（阶级成分论），形式虽有变化，精神却是一致的。斯巴达人有“共妻”之嫌，但那却是一种“高尚”的共妻，因为在这种制度中，丈夫不占有妻子，也不妒忌别的男子。同时，由于无须偷偷摸摸地有秘密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淫乱和奸情的罪恶也就自然而然地从社会中消除了。这就是后来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以纵欲代替禁欲的新式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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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698 斯巴达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是国家的财产，当然也就接受国家的教育。而且，这是一种终身的教育。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人的训练一直持续到他们完全成熟的壮年。谁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就像在兵营里一样，人人都过着规定的生活，从事规定的公共事务，时时刻刻考虑到自己整个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人。”47斯巴达人的教育延续时间很长，不仅要延续到成年，而且是一种占据整个生活的训练。可以说，斯巴达人的全部生活便是他们的教育，他们没有人们一般所说的劳动意义上的“工作”。劳动意义上的工作是奴隶或黑劳士要做的事，而斯巴达人要做的事就是接受以为国家服务为唯一目的的教育和训练。亚里士多德说：“必须承认，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必须是可以免除粗活劳动的国家。”48这听起来只能是个理想，但在斯巴达却变成了现实。普鲁塔克写道：“来库古使其同胞享用的高尚和幸运的特权之一，就是充裕的闲暇。他禁止他们从事一切机械的技艺。”49对斯巴达人来说，生活的全部便是教育，为的是充分准备好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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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00 斯巴达儿童接受的是彻底的公共教育，父母不得插手。普鲁塔克是这样描述的：“父亲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抚育后代。孩子生下后，做父亲的得将他送到一个叫作勒斯克的地方去，部族里的长者在那里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匀壮结实，他们就命令父亲抚养他……如果孩子瘦弱畸形，他们就把他丢到所谓的阿波特泰去，即泰格托斯山脚下一个峡谷似的地方。他们深信：倘若造物主一开始就没有把健康和力量赋予这条生命，那它的存在于己于国都是毫无裨益的。”一旦决定婴儿可以抚养，便会把他放到酒里洗澡，因为斯巴达人相信，体质差的婴儿会经受不住而抽搐或昏迷，而体质好的则会因此而变得强壮。这便是儿童最初的教育与锻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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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02 斯巴达的儿童1岁至7岁时在家由保姆照顾，保姆“不用襁褓裹着婴儿，任婴儿的肢体自由发展。她们还教育幼儿知足常乐、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独处，不让他们沾上暴躁和哭闹等不良习惯”。这是为了从婴儿时，就开始从体格和忍耐力上给孩子有好的培养。保姆像是国家派到家庭中去的看护，奴隶是绝对不允许担任保姆一职的，不仅如此，“法律也不准许父亲随心所欲地抚养或训练自己的儿子”。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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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04 孩子到了7岁，就交给国家直接照顾，生活在一个像是寄宿学校的地方，具体负责的是“儿童督察”或“青少年指导”，“判断力能力卓越与格斗极其勇敢的孩子被推举为他所在连队的队长（bouagor），其他孩子都密切注意他，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孩子们一律剪短头发，学习光脚走路，赤身裸体地游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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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06 每个孩子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每个年长者则又都有责任参与教育和训练下一代的工作。他们观看儿童的体育活动，鼓励他们模仿打斗和战斗，了解每个孩子的秉性，察看有无缺乏战斗精神的问题。等到儿童长大一些，长者们就会“经常到他们操练的场地去，观看他们体力和智力的竞赛，并非出于好奇，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觉得自己是所有这些少年的父亲、师长和行政长官。这样，在任何适当时刻和任何地点，做了错事的孩子都会受到规劝或处罚”。53色诺芬认为，斯巴达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父亲管教的是自己的孩子，而斯巴达的“每个父亲不仅能管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能管教别人的孩子”，而且他还必须像管教自己的孩子那样管教别人的孩子。如果他自己的孩子被其他孩子的父亲责打，他不仅不能有所怨言，而且还必须亲自负责责打。54在教育孩子上，斯巴达人做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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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08 孩子长大到12岁的时候，教育训练更加严酷，由“督导师”负责，但具体事务则由“埃壬”（Eiren）执行。“埃壬”是一些已经完成训练的年满20岁的优秀青年，他们是“队长”，负责队里男少年的各种锻炼，有责罚队员的权力。队长“出则指挥他的部下进行模拟战，入则要他们伺候自己的饮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少年队员的坚韧和吃苦耐劳，“到了12岁，他们就不再穿短袖紧身外衣了，一年发一件大氅，肌肤干燥坚硬，很少知道洗沐和涂抹油膏。他们成群结伙地住在一块，睡在自己堆积的、用灯芯草穗子做成的地铺上，灯芯草穗子是他们用手（刀是不准用的）从欧罗塔斯河两岸采折来的。冬天，他们在地铺里加进所谓的‘吕科丰’（lycophon），即蓟花冠毛，据说此物含有热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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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0 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和提高文化或技艺，而是造就一种在体能、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符合斯巴达国家统一规格的“公民”。这个国家需要他们成为能从事战争行为的人肉机器，而这样的行为则又被国家和社会确立为体现“好”的品性或性格。普鲁塔克说：“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56这就是斯巴达引以为傲的“国民性”，这样的国民性受到赞扬并被视为“美德”。然而，这种美德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或独立善恶判断并没有关系，它纯粹是机械训练的结果。斯巴达人所具备的与其说是正确的想法或心态，不如说是正确的行为。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如果还有的话，是根本不重要的，对国家来说更是根本不相干的。一个人只要有正确的公开行为，哪怕他心里并不情愿，他也被视为具有正确的思想，甚至美德。斯巴达这种完全以“正确行为”来辨认的国民美德向人类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令统治者和教育工作者困扰的问题：究竟应该用什么来检验教育的成果呢？是一个人心里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还是他表面的行为？这也成为现代宣传研究，尤其是极权统治下洗脑式宣传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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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2 五、对国家有用的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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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4 斯巴达教育重在培养一种对国家有用的、完全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国民素质。以它自己的标准来看，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这样的教育是以牺牲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文化、技能、教养、道德、价值观）为代价的。一般教育最基本的部分是读与写。关于斯巴达人的教育，普鲁塔克写道：“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58一位曾是毕达哥拉斯学生的智者这么说：“斯巴达人把孩子学习音乐、阅读和写作看作是坏事，而爱奥尼亚人（Ionian）则认为，不学习这些是不可思议的。”59雅典智者伊索格拉底（Isocrates）认为，斯巴达人的教育比野蛮人还要落后，“他们比我们的普通文化和学问落后太多，连读写都不教”。伊索格拉底并不是一个对斯巴达有偏见的人，他在不少方面甚至还很欣赏斯巴达，但他还是认为，“除了海格力斯（Hercules，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圆柱上写的东西之外，他们对雅典写的东西不会感兴趣”。那些比较有知识的斯巴达人也许会对演说有兴趣，“但需要有人把演说念给他们听才行”。在柏拉图的《大希比阿篇》中，苏格拉底和智者希比阿讨论可以教斯巴达人一些什么知识。苏格拉底建议教他们一些星相知识，希比阿说，他们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苏格拉底又建议教斯巴达人一些几何知识，希比阿说，他们连数数都还没有学会。希比阿又说，斯巴达人喜欢荷马，认为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他们还喜欢提尔泰奥斯（Tyrtaeus）的战斗和爱国诗歌。他们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对古代建国兴邦的历史也有兴趣，如此而已。60雅典人对斯巴达人没有文化的记叙也许有些夸张，但文化在斯巴达不受重视恐怕是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教育多有称赞，但连他也承认，斯巴达人“许多必须学习的东西都没有学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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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6 在公元前7-前6世纪，斯巴达曾经是希腊音乐的中心，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和抒情诗人，如特尔潘德尔（Terpander，公元前7世纪最杰出的基萨拉琴演奏家）和提尔泰奥斯（公元前7世纪的著名哀歌体诗人）。斯巴达的合唱在希腊也是有名的。他们的音乐与国民性是一致的。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人在音乐与诗歌培养方面也很认真严肃，可与他们渴求谈吐纯洁所作的努力媲美。他们的歌曲蕴含激情，振奋精神，唤起热诚，备具效能。其风格古朴，毫无矫揉造作，主题皆是严肃的教诲，大多数赞扬为斯巴达献身的人们，歌颂他们是天神保佑的、幸福的人；歌中还谴责贪生怕死之徒，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罪恶深重的、充满厄运的生活；此外还有适合不同年龄的人的诺言和对于勇气的夸耀。”斯巴达的音乐中没有靡靡之音，那是战斗的进行曲，“在长笛伴奏下，向敌人发动攻击”。普鲁塔克描写了这样的战争场面：“当他们排好战斗队列而敌人迫在近前的时候，国王按照惯例用一只母山羊作了献祭，就传令所有的战士戴上花冠，又下令吹笛手吹起赞颂卡斯托尔的曲调；然后，国王亲自领唱起进军的凯歌。于是，他们行进着，步点叩着长笛的节奏，战斗的行列严严整整，战士的心灵里没有丝毫恐慌。他们安安详详地、高高兴兴地前进，高唱赞歌，投入殊死的战斗。这种景象真是壮观异常，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气质既然如此，恐惧也好，激怒也罢，都不能控制他们。相反，他们倒是怀着一种充满希望和勇气的目的，深深相信上界神灵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62文艺成为鼓动的工具，在某些时期，别的可以不学，但唱歌、跳舞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小分队却是非常受到重视，也发展得非常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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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8 斯巴达人的舞蹈也很闻名。舞蹈不是用来取乐的，而是用来训练身体的协调运动，增强战斗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柏拉图提到过斯巴达人的舞蹈。63希腊作家卢奇安（Lucian，约公元125-180）提到过一种斯巴达年轻人跳的舞，那是一种军事集体舞，舞者排成整齐的密集队形。64色诺芬也记载了斯巴达人的一种结合运动和战斗模仿的舞蹈。65在斯巴达，舞蹈和音乐都是健康向上的，就像某些时期的唱歌、跳舞，说是“文艺表演”，其实是“文艺宣传”，是有实用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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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0 体育训练是斯巴达人教育的重要部分，斯巴达人擅长于体育竞赛。从公元前720至前576年，有记载的奥林匹克胜者有81人，其中46人是斯巴达人。66现代极权国家几乎都是体育强国。斯巴达的体育有自己的原则，他们并不在意单项比赛，也看不起只是朝专一方向拼命发展的运动选手。他们更看重的是全面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特别擅长拳击和格斗。67在纳粹时代，体育成为德国学校的主要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其中拳击更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68学生不是为体育而体育，也不是为了在比赛中争名次而体育，学习体育是为了增强作为战士的素质，为了备战而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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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2 每一种政体制度中的教育，都有一个与“好国民”相一致的“人”的理念。把一个孩子从小教育成人，就是培养他当一个好国民。因此，不同政体中的教育，它们的区别又都可以归结为对“人”或“人应该如何”的不同定义和理解。民主政体把人当成是自由、平等、有尊严、应该享有自然权利的个体，而专制政体则正好相反，它们以国家、政党、主义或者共同理想的名义来否定和取消这种个体人的合理性，代之以对生命个体的全面宰制和操控。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有学识的人，更不是造就有自主和独立意识的人。它的目的是把每一个人都用同一付模子铸造成无条件贡献给集体的一个零件。每个人都必须为实现国家的目的而无条件服从权威，为此目的完全放弃或抑制个人的自然欲望和需要。这就是斯巴达教育要造就的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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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4 在斯巴达的教育理念中，这就是“成人”的意思。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拉乌斯（Agesilaus），儿童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道：“那些能对他们成人有用的东西。”69普鲁塔克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斯巴达人在奥林匹克的投掷比赛中失败了，别人对他说，战胜你的是一个比你更优秀的男人；这位斯巴达人回答说：“他只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投掷手，不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人。”70这位斯巴达人说得对，因为他参加体育比赛，目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表明自己是一个更优秀的人。把自己当成是优秀的人，与在技能上能否胜过别人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但是，在这位斯巴达人头脑里的“优秀”，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意义上的“优秀”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培养“优秀”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提到斯巴达人这样一种培养优秀的方式：斯巴达人晚上从营地回去的时候，是不准打火炬照明的。71斯巴达人是不畏黑夜的。色诺芬在斯巴达居住过多年，对斯巴达非常了解。他说：“来库古为了培养斯巴达人的彻底庄重，要求他们把手放在斗篷下面，静悄悄地走路，决不东张西望，眼睛盯住前面要走的路……要叫这些小伙子出声，比叫石头还难，要叫他们分心，比叫铜像更难。你也许会觉得他们比在闺房里待嫁的新娘还要庄重。”72斯巴达的教育要造就一种既勇敢又庄重的品格，但这不是通过哲学或文学教育的心灵感化或领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组织化的生活、相互影响和同伴压力来形成的。这是一种强迫形成的习惯，由习惯而成自然，并凝固为“品格”。这种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惩罚严厉、纪律严酷的组织极具暴力强制性。作为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组织化生活对个人的强制塑造特别有效，因此在现代极权社会中一再被运用，也一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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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6 六、组织和恐惧的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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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8 斯巴达人从幼年起就被放在组织中，接受服从权威的训练，组织是训练必不可少的强制性训练环境。没有组织，不可能达到训练的结果。从7岁起，儿童就被编成小组，每个队有自己的“队长”（bouagor），12岁以后，每个队的少年们就有一名“埃壬”（Eiren）领导，“埃壬”由20岁的青年担任，年龄既比他们大，又是优秀青年，所以成为他们的队长，更成为他们的“辅导员”。73极权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无不以类似的“队长”外加“辅导员”的方式充分组织起来，纳粹的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便是这样。每个少年队的小队、中队、大队都有自己的队长，而少年队同时又受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少年队的活动往往由青年团派出的人员来指导。在斯巴达，担任“埃壬”的先进青年是“上面”派到少年们的小队里去的，他的权威来自指定他为“埃壬”的那些在“上面”的人们。这种授予权力的形式和等级制度在现代极权组织体系中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埃壬所指导或管理的少年队员们必须对他无条件地服从，不然他就可以加以惩罚。儿童少年日后“成‘人’”，自觉自愿服从组织纪律就是这么残酷训练出来的。这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或仅以肉体痛苦为标准的利害考量。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组织性”、“纪律性”成为“美德”（也就是思想好、觉悟高）的代名词，反之，则是品格不佳或恶习（也就是思想落后，没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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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0 斯巴达青少年少言寡语，不等于他们不学习说话。他们从小就接受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正确看法的训练。极权国家青少年从小接受的团体内发言（如“交流思想”、“谈体会”）与此相似。普鲁塔克记载道，晚餐后，埃壬会召集队员一起开会，有的孩子会为大家唱歌，别的孩子则回答问题。问的问题有，“谁是斯巴达最优秀的人？”或者“你对某某人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被问到的队员必须回答问题，不回答是绝不允许的。回答问题时，在讲出自己看法后还要简短地说明理由。这就是“发言”，不发言的就会受到惩罚，那就是被埃壬在他的拇指上狠咬一口。如此学会“发言”的孩子就会“说话辛辣而优美，言简意赅”。74这就像有时发言都必须引用“精彩而深刻”的某种语录一样。发言的训练不只是在表达想法，而且是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来，要想好了才说话，不能乱说话，说笑话也是这样，“比如一个斯巴达人被邀请去听某人模仿夜莺鸣叫，就回答说：‘我听过那鸟儿自己发出的鸣啭。’”还有一位读了下面这段墓志铭：“他们要去扑灭专制的烈火，戎装的战神阿瑞斯把他们杀戮，塞利努斯城下布满他们的尸骨”，便说道：“这些人活该送死，他们本应让那火烧尽为止的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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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2 斯巴达的教育要让孩子变得能吃苦耐劳、宠辱不惊，身体和心灵里都具有极大的承受力。他的饮食受到限制，以免发胖，而在日后的战争中，如果供给不足也能忍耐。他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挨饿中度过的。76不仅如此，他还要能经受得起心灵的折磨。在共餐时，他“容忍别人的逗笑，毫无愠色”。77他必须培养起能经受别人嘲笑和不公待遇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里，有组织经验的人都知道，总是在一起生活、活动的小型组织（如学校的“班”和班里分出来的“小组”，插队农场的“班”、“排”、“连”）是多么容易蜕变为恶质的小环境。这种组织说起来是亲密的“团队”，其实充满了争斗、阴谋和诡计，是一个小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和绞肉机。在组织里总有人会成为别人嘲笑、欺凌的对象，因此而饱受心灵折磨。在大的组织里更是有数不清的内部斗争、尔虞我诈、诬陷诽谤、落井下石和冤假错案。如果大多数个体成员不能忍耐这种集体生活，不能“正确对待”来自同伴的欺凌，不能以“集体为重”而忍气吞声，这样的组织是维持不长的。要维持这样的组织，除了“组织纪律”，个体成员的忍耐素质是必需的。他们必须把这种奴性忍耐自欺欺人地说成是“顾大局”、“识大体”。这种“忍耐”大多是训练使然，或者是“学乖”的结果。忍耐和学乖都会使人对不公正和非正义变得麻木、愚钝。这种品格和素质正是组织生活所鼓励和宣扬的“美德”和“好品质”。这种品质对当事人有用，有好处，可以让他免遭进一步的组织伤害。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组织和由它代表的权力有用，有好处，它能保证组织成员的服从和配合，保证他们绝对“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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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4 斯巴达儿童在接受“服从”和“合群”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学习“主动行动”，但那是一种被导向的“主动行动”，它本身就是服从和合群教育的一部分，例如，斯巴达青少年接受秘密行动的训练，潜伏到乡村里去杀死黑劳士。78这是斯巴达仇视黑劳士教育的结果，就像是仇视犹太人或阶级敌人的教育那样。斯巴达青少年不会对嘲笑或欺凌过自己的团队同伴采取秘密杀害的行动，黑劳士没有伤害过他，他却要秘密杀害黑劳士。这种有悖常理的选择，其主动行动和敌友意识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革命队伍和革命组织里，这种怪戾的主动选择也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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