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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0 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和提高文化或技艺，而是造就一种在体能、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符合斯巴达国家统一规格的“公民”。这个国家需要他们成为能从事战争行为的人肉机器，而这样的行为则又被国家和社会确立为体现“好”的品性或性格。普鲁塔克说：“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56这就是斯巴达引以为傲的“国民性”，这样的国民性受到赞扬并被视为“美德”。然而，这种美德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或独立善恶判断并没有关系，它纯粹是机械训练的结果。斯巴达人所具备的与其说是正确的想法或心态，不如说是正确的行为。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如果还有的话，是根本不重要的，对国家来说更是根本不相干的。一个人只要有正确的公开行为，哪怕他心里并不情愿，他也被视为具有正确的思想，甚至美德。斯巴达这种完全以“正确行为”来辨认的国民美德向人类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令统治者和教育工作者困扰的问题：究竟应该用什么来检验教育的成果呢？是一个人心里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还是他表面的行为？这也成为现代宣传研究，尤其是极权统治下洗脑式宣传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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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2 五、对国家有用的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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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4 斯巴达教育重在培养一种对国家有用的、完全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国民素质。以它自己的标准来看，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这样的教育是以牺牲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文化、技能、教养、道德、价值观）为代价的。一般教育最基本的部分是读与写。关于斯巴达人的教育，普鲁塔克写道：“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58一位曾是毕达哥拉斯学生的智者这么说：“斯巴达人把孩子学习音乐、阅读和写作看作是坏事，而爱奥尼亚人（Ionian）则认为，不学习这些是不可思议的。”59雅典智者伊索格拉底（Isocrates）认为，斯巴达人的教育比野蛮人还要落后，“他们比我们的普通文化和学问落后太多，连读写都不教”。伊索格拉底并不是一个对斯巴达有偏见的人，他在不少方面甚至还很欣赏斯巴达，但他还是认为，“除了海格力斯（Hercules，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圆柱上写的东西之外，他们对雅典写的东西不会感兴趣”。那些比较有知识的斯巴达人也许会对演说有兴趣，“但需要有人把演说念给他们听才行”。在柏拉图的《大希比阿篇》中，苏格拉底和智者希比阿讨论可以教斯巴达人一些什么知识。苏格拉底建议教他们一些星相知识，希比阿说，他们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苏格拉底又建议教斯巴达人一些几何知识，希比阿说，他们连数数都还没有学会。希比阿又说，斯巴达人喜欢荷马，认为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他们还喜欢提尔泰奥斯（Tyrtaeus）的战斗和爱国诗歌。他们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对古代建国兴邦的历史也有兴趣，如此而已。60雅典人对斯巴达人没有文化的记叙也许有些夸张，但文化在斯巴达不受重视恐怕是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教育多有称赞，但连他也承认，斯巴达人“许多必须学习的东西都没有学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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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6 在公元前7-前6世纪，斯巴达曾经是希腊音乐的中心，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和抒情诗人，如特尔潘德尔（Terpander，公元前7世纪最杰出的基萨拉琴演奏家）和提尔泰奥斯（公元前7世纪的著名哀歌体诗人）。斯巴达的合唱在希腊也是有名的。他们的音乐与国民性是一致的。普鲁塔克写道：“斯巴达人在音乐与诗歌培养方面也很认真严肃，可与他们渴求谈吐纯洁所作的努力媲美。他们的歌曲蕴含激情，振奋精神，唤起热诚，备具效能。其风格古朴，毫无矫揉造作，主题皆是严肃的教诲，大多数赞扬为斯巴达献身的人们，歌颂他们是天神保佑的、幸福的人；歌中还谴责贪生怕死之徒，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罪恶深重的、充满厄运的生活；此外还有适合不同年龄的人的诺言和对于勇气的夸耀。”斯巴达的音乐中没有靡靡之音，那是战斗的进行曲，“在长笛伴奏下，向敌人发动攻击”。普鲁塔克描写了这样的战争场面：“当他们排好战斗队列而敌人迫在近前的时候，国王按照惯例用一只母山羊作了献祭，就传令所有的战士戴上花冠，又下令吹笛手吹起赞颂卡斯托尔的曲调；然后，国王亲自领唱起进军的凯歌。于是，他们行进着，步点叩着长笛的节奏，战斗的行列严严整整，战士的心灵里没有丝毫恐慌。他们安安详详地、高高兴兴地前进，高唱赞歌，投入殊死的战斗。这种景象真是壮观异常，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气质既然如此，恐惧也好，激怒也罢，都不能控制他们。相反，他们倒是怀着一种充满希望和勇气的目的，深深相信上界神灵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62文艺成为鼓动的工具，在某些时期，别的可以不学，但唱歌、跳舞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小分队却是非常受到重视，也发展得非常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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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18 斯巴达人的舞蹈也很闻名。舞蹈不是用来取乐的，而是用来训练身体的协调运动，增强战斗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柏拉图提到过斯巴达人的舞蹈。63希腊作家卢奇安（Lucian，约公元125-180）提到过一种斯巴达年轻人跳的舞，那是一种军事集体舞，舞者排成整齐的密集队形。64色诺芬也记载了斯巴达人的一种结合运动和战斗模仿的舞蹈。65在斯巴达，舞蹈和音乐都是健康向上的，就像某些时期的唱歌、跳舞，说是“文艺表演”，其实是“文艺宣传”，是有实用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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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0 体育训练是斯巴达人教育的重要部分，斯巴达人擅长于体育竞赛。从公元前720至前576年，有记载的奥林匹克胜者有81人，其中46人是斯巴达人。66现代极权国家几乎都是体育强国。斯巴达的体育有自己的原则，他们并不在意单项比赛，也看不起只是朝专一方向拼命发展的运动选手。他们更看重的是全面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特别擅长拳击和格斗。67在纳粹时代，体育成为德国学校的主要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其中拳击更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68学生不是为体育而体育，也不是为了在比赛中争名次而体育，学习体育是为了增强作为战士的素质，为了备战而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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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2 每一种政体制度中的教育，都有一个与“好国民”相一致的“人”的理念。把一个孩子从小教育成人，就是培养他当一个好国民。因此，不同政体中的教育，它们的区别又都可以归结为对“人”或“人应该如何”的不同定义和理解。民主政体把人当成是自由、平等、有尊严、应该享有自然权利的个体，而专制政体则正好相反，它们以国家、政党、主义或者共同理想的名义来否定和取消这种个体人的合理性，代之以对生命个体的全面宰制和操控。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有学识的人，更不是造就有自主和独立意识的人。它的目的是把每一个人都用同一付模子铸造成无条件贡献给集体的一个零件。每个人都必须为实现国家的目的而无条件服从权威，为此目的完全放弃或抑制个人的自然欲望和需要。这就是斯巴达教育要造就的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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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4 在斯巴达的教育理念中，这就是“成人”的意思。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拉乌斯（Agesilaus），儿童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道：“那些能对他们成人有用的东西。”69普鲁塔克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斯巴达人在奥林匹克的投掷比赛中失败了，别人对他说，战胜你的是一个比你更优秀的男人；这位斯巴达人回答说：“他只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投掷手，不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人。”70这位斯巴达人说得对，因为他参加体育比赛，目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表明自己是一个更优秀的人。把自己当成是优秀的人，与在技能上能否胜过别人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但是，在这位斯巴达人头脑里的“优秀”，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意义上的“优秀”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培养“优秀”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提到斯巴达人这样一种培养优秀的方式：斯巴达人晚上从营地回去的时候，是不准打火炬照明的。71斯巴达人是不畏黑夜的。色诺芬在斯巴达居住过多年，对斯巴达非常了解。他说：“来库古为了培养斯巴达人的彻底庄重，要求他们把手放在斗篷下面，静悄悄地走路，决不东张西望，眼睛盯住前面要走的路……要叫这些小伙子出声，比叫石头还难，要叫他们分心，比叫铜像更难。你也许会觉得他们比在闺房里待嫁的新娘还要庄重。”72斯巴达的教育要造就一种既勇敢又庄重的品格，但这不是通过哲学或文学教育的心灵感化或领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组织化的生活、相互影响和同伴压力来形成的。这是一种强迫形成的习惯，由习惯而成自然，并凝固为“品格”。这种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惩罚严厉、纪律严酷的组织极具暴力强制性。作为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组织化生活对个人的强制塑造特别有效，因此在现代极权社会中一再被运用，也一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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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6 六、组织和恐惧的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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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28 斯巴达人从幼年起就被放在组织中，接受服从权威的训练，组织是训练必不可少的强制性训练环境。没有组织，不可能达到训练的结果。从7岁起，儿童就被编成小组，每个队有自己的“队长”（bouagor），12岁以后，每个队的少年们就有一名“埃壬”（Eiren）领导，“埃壬”由20岁的青年担任，年龄既比他们大，又是优秀青年，所以成为他们的队长，更成为他们的“辅导员”。73极权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无不以类似的“队长”外加“辅导员”的方式充分组织起来，纳粹的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便是这样。每个少年队的小队、中队、大队都有自己的队长，而少年队同时又受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少年队的活动往往由青年团派出的人员来指导。在斯巴达，担任“埃壬”的先进青年是“上面”派到少年们的小队里去的，他的权威来自指定他为“埃壬”的那些在“上面”的人们。这种授予权力的形式和等级制度在现代极权组织体系中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埃壬所指导或管理的少年队员们必须对他无条件地服从，不然他就可以加以惩罚。儿童少年日后“成‘人’”，自觉自愿服从组织纪律就是这么残酷训练出来的。这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或仅以肉体痛苦为标准的利害考量。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组织性”、“纪律性”成为“美德”（也就是思想好、觉悟高）的代名词，反之，则是品格不佳或恶习（也就是思想落后，没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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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0 斯巴达青少年少言寡语，不等于他们不学习说话。他们从小就接受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正确看法的训练。极权国家青少年从小接受的团体内发言（如“交流思想”、“谈体会”）与此相似。普鲁塔克记载道，晚餐后，埃壬会召集队员一起开会，有的孩子会为大家唱歌，别的孩子则回答问题。问的问题有，“谁是斯巴达最优秀的人？”或者“你对某某人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被问到的队员必须回答问题，不回答是绝不允许的。回答问题时，在讲出自己看法后还要简短地说明理由。这就是“发言”，不发言的就会受到惩罚，那就是被埃壬在他的拇指上狠咬一口。如此学会“发言”的孩子就会“说话辛辣而优美，言简意赅”。74这就像有时发言都必须引用“精彩而深刻”的某种语录一样。发言的训练不只是在表达想法，而且是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来，要想好了才说话，不能乱说话，说笑话也是这样，“比如一个斯巴达人被邀请去听某人模仿夜莺鸣叫，就回答说：‘我听过那鸟儿自己发出的鸣啭。’”还有一位读了下面这段墓志铭：“他们要去扑灭专制的烈火，戎装的战神阿瑞斯把他们杀戮，塞利努斯城下布满他们的尸骨”，便说道：“这些人活该送死，他们本应让那火烧尽为止的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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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2 斯巴达的教育要让孩子变得能吃苦耐劳、宠辱不惊，身体和心灵里都具有极大的承受力。他的饮食受到限制，以免发胖，而在日后的战争中，如果供给不足也能忍耐。他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挨饿中度过的。76不仅如此，他还要能经受得起心灵的折磨。在共餐时，他“容忍别人的逗笑，毫无愠色”。77他必须培养起能经受别人嘲笑和不公待遇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里，有组织经验的人都知道，总是在一起生活、活动的小型组织（如学校的“班”和班里分出来的“小组”，插队农场的“班”、“排”、“连”）是多么容易蜕变为恶质的小环境。这种组织说起来是亲密的“团队”，其实充满了争斗、阴谋和诡计，是一个小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和绞肉机。在组织里总有人会成为别人嘲笑、欺凌的对象，因此而饱受心灵折磨。在大的组织里更是有数不清的内部斗争、尔虞我诈、诬陷诽谤、落井下石和冤假错案。如果大多数个体成员不能忍耐这种集体生活，不能“正确对待”来自同伴的欺凌，不能以“集体为重”而忍气吞声，这样的组织是维持不长的。要维持这样的组织，除了“组织纪律”，个体成员的忍耐素质是必需的。他们必须把这种奴性忍耐自欺欺人地说成是“顾大局”、“识大体”。这种“忍耐”大多是训练使然，或者是“学乖”的结果。忍耐和学乖都会使人对不公正和非正义变得麻木、愚钝。这种品格和素质正是组织生活所鼓励和宣扬的“美德”和“好品质”。这种品质对当事人有用，有好处，可以让他免遭进一步的组织伤害。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组织和由它代表的权力有用，有好处，它能保证组织成员的服从和配合，保证他们绝对“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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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4 斯巴达儿童在接受“服从”和“合群”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学习“主动行动”，但那是一种被导向的“主动行动”，它本身就是服从和合群教育的一部分，例如，斯巴达青少年接受秘密行动的训练，潜伏到乡村里去杀死黑劳士。78这是斯巴达仇视黑劳士教育的结果，就像是仇视犹太人或阶级敌人的教育那样。斯巴达青少年不会对嘲笑或欺凌过自己的团队同伴采取秘密杀害的行动，黑劳士没有伤害过他，他却要秘密杀害黑劳士。这种有悖常理的选择，其主动行动和敌友意识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革命队伍和革命组织里，这种怪戾的主动选择也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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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6 斯巴达的“主动行动”教育还借助并激发孩子们的求生本能，用以培养他们的单独求生能力。杀死黑劳士的“秘密行动”（krupteia）被作为一种求生训练，一种你死我活的丛林生存规则应用。就算不是去杀人，在野外生存也是一种艰苦的“主动行动”训练，一个人要独自找食物、庇所，随时警惕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斯巴达人梅捷勒斯（Megillus）这样描述“秘密行动”：“被称作为秘密行动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严格艰苦训练，受训练的人在冬天也光脚行走，不盖被子睡觉，没有随行的，只有他们自己，日夜独自一人在旷野里行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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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38 “主动行动”训练还包括学会用狡诈的方式保护和保存自己，包括偷盗。训练中的青少年只带一点点口粮，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普鲁塔克和色诺芬都记叙了斯巴达少年被训练和鼓励去偷盗的事情。偷盗要进行得秘密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被发现，就会受到挨饿和严厉鞭笞的惩罚，不是因为偷盗，而是因为没有能成功地偷盗。80偷盗的人会拼死逃避，不让别人发觉。普鲁塔克记叙道：“斯巴达少年把偷窃看作一件异常严肃的事，正如传说讲的那样，一位少年偷了一只幼狐，把它藏在自己的大氅里，这畜生用尖牙利爪扒出了他的肠子，他还是强忍痛苦，宁愿死去，也不愿让人发现他的偷窃行径。今天斯巴达青年忍受苦难的情景，只能更加强了这传说的真实性。我就曾经目睹许多斯巴达青年，在月神阿尔忒弥斯·奥提亚（Artemis Ortheia）祭坛阶下，被鞭笞至死。”81斯巴达青少年接受的是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但是这并不是一种什么都不怕的教育。这种教育所借助的心理力量其实恰恰是人的最大心理弱点，那就是恐惧和害怕——害怕被人发现，害怕受到惩罚，害怕被人瞧不起，害怕不被自己的群体所接受。这种以害怕为驱动力的教育对儿童的性格有极大的扭曲作用。这类似于暴力帮派成员在团伙中接受的教育，斯巴达人为了把少年培养成“战士”，不惜先把他们造就成少年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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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40 七、兽化是人的教育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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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42 然而，在斯巴达的教育中，还有比这个更残酷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兽化教育，也就是把儿童训练成野兽。82斯巴达有一种鞭笞比赛，每年特定的日子在月神阿尔忒弥斯·奥提亚的神坛举行。青少年接受鞭挞，无论鞭笞如何凶狠，皮肉如何痛苦难当，都绝对不能呻吟。普鲁塔克说，他见过被鞭笞至死而不哼一声的情形。83这种习俗一直到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甚至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公元143-176）活着的时候还在延续。饱受鞭笞最多且不哼一声的少年会获得“神坛胜者”（bomonikes）的称呼，还会为他建碑铭文以示表彰。希腊修辞学家和讽刺诗人卢西恩（Lucian，约公元125-180）在《安纳查西斯》（Anacharsis）中有一段想象的对话，对话是在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塞提亚人（Scythian）安纳查西斯之间进行的。梭伦对安纳查西斯说，你到斯巴达去的时候，不要笑话他们的这种鞭笞比赛，“最要紧的是，他们在月神神坛上被打得鲜血淋漓，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边，不仅无动于衷，而且会亲手惩罚受不住鞭笞的儿子，恳求自己的儿子尽力熬住疼痛，无论经受什么折磨都决不屈服，你看到这种情形，绝对不要发笑。事实上，有人因这种比赛而丧命，在他们同族的注视目光下，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屈服，身子纹丝不动。你会看到人们向他们的塑像致敬，塑像是由斯巴达国家的公众出资建造的”。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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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44 一个人能够经受如此残忍的考验，就一定能在为国家征战时勇气过人，无所畏惧。他一旦不幸被敌人俘虏，也会咬紧牙关，决不泄露机密。这看上去是视死如归，无所畏惧，但是，在这无所畏惧的后面却深藏着一种更深层、更强烈的畏惧，一种对人的自然畏惧的畏惧。一个人要克服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自然而然会有的害怕和畏惧，他就得接受“超人”或“非人”的训练，而那些最不怕死、最不拿自己的苦和死当一回事的人，恰恰是对他人最残忍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兵就是例子。那些在斗争中“觉悟”最高，最能残酷地对别人下毒手的，正是那些最不怕死的亡命之徒。残忍教育有助于“对敌斗争”，但最后必然要使得整个社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残忍”的暴力冲动和施虐本能是最容易失控的，也并不总是以“敌人”为对象，“敌人”与“自己人”是不断变化和转变的。更何况，在一个以残忍为价值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会因此丧失人性，变成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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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46 斯巴达的残忍教育不仅包括接受别人的鞭笞，还包括相互拼死搏斗。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斯巴达人梅捷勒斯描绘斯巴达少年是如何在“徒手搏斗中忍受痛苦”。85那不只是相互搏斗，而是尽量激发施虐的狂暴。西塞罗说，他亲眼见过一队队的斯巴达青年凶狠无比地相互搏斗，拳打脚踢不算，还用指甲掐，用牙咬，宁愿死也不肯认输。86帕萨尼亚斯说，搏斗时甚至还有把对方眼珠子都挖出来的。87杀戮式的训练使人癫狂，现代精神病学告诉我们，无数的人就是这样变成自觉的施虐狂的。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潜在的施虐冲动，文明教育要帮助人们理解并克制这种冲动，但是，斯巴达教育却要唤醒和煽动这种冲动，因为这种冲动引发的暴力本能对国家有用，这就像某些运动鼓励野蛮粗暴一样。统治权力利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暴力是否会毁掉人性，那是根本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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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48 斯巴达的教育是一种彻底的国家主义教育，国家要使每一个个人觉得，他可以，而且也必须把国家当作他的家庭，必须随时准备为这个家庭献身，必须永远对国家权威效忠、顺从，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纪律，放弃一切个人的欲望、需要和利益意识。这样的教育在斯巴达成功了。这是因为，它不仅被接受了，而且被视为一种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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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50 这是斯巴达教育，而“斯巴达教育”与“教育”是有区别的。斯巴达教育成功之时，正是教育失败之日。在斯巴达教育（其他极权教育也是一样）那里，只有成败，没有对错或是非。这样的教育是经不起对错和是非的价值观责问的。斯巴达教育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20世纪的极权教育，如纳粹教育中的残酷斗争、残忍暴力、军事管理、吃苦耐劳、视死如归。在后极权国家里已经不再能直接看到类似的教育的情形，但是，国家主义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绝对服从，放弃个人判断，接受洗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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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52 八、极度与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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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54 价值判断的对错、是非不是绝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变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守度”。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美德时所推崇的“适度”便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斯巴达教育中的一些细节价值，如吃苦耐劳、有集体心、遵守纪律和法规，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一旦把这些价值推到了极度和极端，就会完全取消人和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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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56 斯巴达教育是为战争准备服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存，而不是人的存在的自身目的。这就像人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斗争，但如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变成了其乐无穷，为斗而斗，那就是一种变态的极度。战争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没有战争的训练和准备是一种匮缺，但是，一味崇尚战争，把战争当作一种目的，则会把人变成战争的机器，也会把战争的残酷接受为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宣扬战争或别的人际殊死斗争（如种族斗争、阶级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正当性，则是出于权力统治的需要，而并不是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理性考量和适当应对措施。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样。它以正义之名宣扬仇恨，崇尚残忍，结果受害的不只是所谓的“敌人”，而且还有“自己人”。仇恨和残忍教育会对一个国家整体的社会道德和国民品格造成长久而极难弥补的伤害，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恶质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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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99758 斯巴达人受到的是一种极端的、彻底的战争教育，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永远高度戒备，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之中，并将此确定为人的“正常”生存状态，从这样的生存状态生发出来一系列乖戾、极端的价值和行为规范（鞭笞和残忍搏斗比赛、偷盗训练、杀害无辜黑劳士等）。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来自雅典的外来客说：“来库古为斯巴达订立的法律出于一种对战争的特殊看法。”88“特殊”可以理解为“与一般人所不同”，也就是怪异和乖戾。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阶级理论对19世纪社会学是一大贡献，人们用这个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是，阶级斗争的某些鼓吹者对“阶级”有他们的“特殊”看法，“阶级斗争”（包括“路线斗争”）被用作了他们随意整肃、打击、压制，乃至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他要消灭的人的斗争手段，成为他们随意整人的一种极端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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