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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文教育其实只适用于极少数的人文学者，不可能用作一种普遍的教学方法，就是勉强运用，它的效果与原来的设计也会有很大的距离，甚至只能机械地模仿，得到一些皮毛。《论词语的丰富》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教育复兴古典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它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也就是把“整体”（阅读的文本）化为“部分”（用标题和小标题的办法记下阅读到的东西）。这种分析取决于阅读者自己的“分类”意识和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消化的结果。第二，仅仅分类或分析还不够，那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记忆，在脑子里记住自己记在笔记本里的东西。记忆一直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它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锺书的《管锥篇》和他做学问的方法），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当时有专门介绍和传授记忆技能的人，如一位名叫伊普勒斯（Aeporeus）的教师，建议学生在头脑里想象面前有一道长墙，墙顺次分成八段，每一段都写着需要记住的东西。每天早晨一醒过来，就要想象自己站在这长墙前，一段一段地依次在读墙上写着的东西。另一位建议运用卡片游戏来帮助记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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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要诀是记住许多孤立的东西，然后再按照需要，把它们重新组合，这就是教育所要获得的聪明才智。这样的聪明才智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就是能够做到，也不过是机械记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观——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如何获得和运用这些知识——已经离我们今天的知识观非常遥远。这种知识观的影响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到启蒙运动时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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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一些像伊拉斯谟这样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是，学校里的教师当中很少有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教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职业。在学校里教修辞的或者人文学科教师的工资都很低。在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世界最早的大学，据信始创于1088年）担任人文学科的讲座教师，工资不过是法律教师的八分之一。1439年，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费莱弗（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受邀到博洛尼亚大学讲学，领取的工资是当时人文主义学者中最高的，也只与普通的法律教师差不多，而且只领了半年的薪俸。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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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包括伊拉斯谟，都不是好教师，因为他们为知识和学问设定的标准太高，在学校里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学校教学的效果取决于学生来源以及为学生设置的课程和编纂的教本，更不用说是具体授课的教师了。梅兰西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斯图谟（Johannes Sturm，1507-1589）和科迪埃（Mathurin Cordier，1479-1564）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教育家。梅兰西顿是著名的《萨克森学制计划》（又名《萨克森拉丁文法学校计划》）的制订者，并帮助建立了德国中等教育的体制。斯图谟是“文科中学”（Gymnasium）的创始人，这是一种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科迪埃是伊拉斯谟的朋友，曾是加尔文的老师，他编写的课本在欧洲的学校里极受欢迎。文艺复兴的著名研究者博尔加以从第一到第四位的顺序，称伊拉斯谟、梅兰西顿、斯图谟和科迪埃是“有学识的虔诚”教师的四位领导者。博尔加做这样的顺序排名有两个理由。第一，这个顺序是按他们人文主义热情程度的递减来排列的。第二，“伊拉斯谟是一个理论家，他提出的想法从来没有被依样实施过。梅兰西顿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组织者，但是，他在组织（学校）时，不得不作出无数的妥协，他所得以实施的只是他理论的一个苍白的影子。斯图谟的思想能力不如前面二位，但成功地办了一个学校，成为许多其他学校的楷模。但以他为楷模的人却从来没有真的想要达到他订立的那种高标准。科迪埃是一个务实的教师，兴趣狭隘，但对学校的影响却最大，他任教过的学校都受到他的影响，而他编写的教科书被好几代人一直在使用。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教育制度中真正有影响的代表，其实反倒是科迪埃”。67像伊拉斯谟这种等级的人文主义者，即使提出一些教育或教学理念，也离那个时代学校的实际教学非常遥远。现有的许多对西方教育理论的泛泛介绍，往往忽视这二者间的极大距离，把理论误以为是现实。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伊拉斯谟身上，也程度不等地发生在洛克、卢梭、富兰克林、杰斐逊、杜威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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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退隐的人文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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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后期，人文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再也没有能力在思想和改变现实的理念上向前拓进。人文主义教育进入了学校，虽然在教学建制、课程设置、教材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对于越来越专制的君主统治却既无反抗的意愿，也不能产生有助于反抗的新思想观念。由于人文主义的政治和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许多人文主义者为求生存，退隐到私人领域之中，以心灵修养、自我审视、自我陶冶甚至自娱自乐来逃避危险的政治斗争、宗教仇恨和思想灾祸。退隐已经成为或是迫不得已或是自愿选择的唯一出路，16世纪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便是一位退隐的人文主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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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生活的那个时代，宗教派别的敌对冲突前所未有地激烈，以致酿成宗教战争。蒙田从1557年至1570年在波尔多最高法院（Parlement de Bordeaux）任职十三年后，于37岁时便出售了这一职位（出售职位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开始过退隐的生活，他说自己是“从战争退隐”，“只要上帝希望打仗，战争就会向我袭来……我的屋子是我躲避战争的地方。我想使这个角落免受社会风暴的侵袭，就像我在自己心灵中营造另一个这样的角落那样。我们的战争可以改变形式，不断增加，产生新的党派，但我却纹丝不动”。681570年蒙田退隐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在法国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八年，负责调停的罗比塔勒（Michel de l’Hpital）因为劳而无功，自己也于1588年退隐了。蒙田的退隐可以说是16世纪人文主义绅士版的“独善其身”，因为他的退隐并不是绝对的，退隐后从1581年至1585年他两度出任波尔多市长，并于1588年参与天主教的亨利三世和新教的纳瓦拉的亨利（后为亨利四世）的居间调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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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退隐是一种贵族和绅士的生活方式，退隐是离开政治生活，在当时来说就是退出与宫廷有关的“廷臣”生活。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退隐后开始的是一种私人的闲逸、静思生活，罗比塔勒退隐后用拉丁文写作诗歌，蒙田退隐后写他的“随笔”，就像罗马时代的贺拉斯退隐后写他的诗作一样。蒙田把自己的退隐看作是暮年的开始，是从所谓“死得其所之艺术”的哲理中得到启示。蒙田的退隐是一种社会逃避，但那是一种很体面的逃避，虽然有远离政治斗争、宗教战争，避祸全身的意图，但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因为害怕政治迫害，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一般躲起来的逃避是不同的。蒙田的逃避是一种自由而优雅的逃避。他赞美自由、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适的生活；他的隐居生活是精致的，不是狼狈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除了埋头做学问之外，还积极从事写作，自中年开始一直到逝世（1592年），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中，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的观察，以一种标志着文艺复兴后期知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写作了他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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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随笔中表达了对人生的“正确”或“正当”理解，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解是一种“知识”。蒙田式的写作样式，它本身就成为16、17世纪“知识观”转型的一个标志。16世纪后期的知识话语，用福柯的话来说，正在发生一种从“注释”向“评说”的转型。69随笔的出现是这种知识话语转型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只要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不管是由谁写的，或者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把它们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这就像伊拉斯谟所做的那样。这是一种第二手的话语增生。在这种知识形式中，所有的“作者”（authors）都自动成为知识“权威”（authority），这两个词本来就是同一词根。求知者对“著作”十分尊重，把每一种著作都当作是宝贵的知识。一个人能够尽量多地知道古人说过什么，就算是学问渊博，知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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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随笔中对古典学问积累的知识所采取的是一种以“我的判断”来评估的姿态，是一种评说而不是注释。他的写作因此表现出一种新的话语转变和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他对第二手的话语增生甚为不满，认为那是对解释的解释，而不是对事情本身的解释，是就书在写书，而不是就事情而写书。蒙田要求写作回到“事情”本身，以事情本身为对象，这就必须就前人对具体事情说过的话和积累的知识作评价性的甄别，在其中选择那些与知识者自己直接观察相一致的部分。蒙田对自己引述古典的选择标准是，引述应能与他自己的个人观察相一致。这种知识态度强调对事情的实际观察，与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实证科学是相一致的，而培根则正是这种实证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尽管“随笔”与实证科学有认知上的亲缘关系，但它与实证科学对知识的性质却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属于实证知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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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田那里可以看到，他对前人的想法极有兴趣，也非常熟悉，但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些想法和见解是以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他总是把自己的见解与前人的想法在作比较。这样的一种思想和写作方式形成了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知识形式：独立的观察者，具体的观察对象（事物、道德伦理问题）和能够与作者心领神会的读者。这种知识因此也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平等的交际方式和交际原则。这个独立观察者是自我克制的，谦逊但不失自信。他像是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哲学中那个“我思故我在”的孤独自我，面对一个什么都无法确知的世界，但他又不完全是那个“我思故我在”的孤独自我，因为他的“思”，目的不在于寻找一种能取得确实知识的可靠方法，而是始终保持一种怀疑的精神。蒙田的随笔既无系统，也无体系，它们自发自为，即兴而作，它们甚至并不形成一种特定的文类，一直到今天“随笔”这一所谓的文类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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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比尔克（Peter Burke）在讨论蒙田的怀疑主义时说：“怀疑主义是坏时代的好哲学，怀疑主义对16世纪晚期宗教战争期间的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是一点也不奇怪的。”70在蒙田的随笔中可以看到一种文艺复兴晚期所特有的“古典怀疑主义”（Classical Skepticism）。蒙田从古代怀疑主义者那里找到了一种能够帮助他实现日常生活解放的思考方式。在古代的怀疑论者，如怀疑主义的始祖庇罗（Pyrrho，约公元前360-前270，希腊怀疑主义者）以及恩培里可（Sextus Empiricus，约公元前160-前210，希腊医生和哲学家）那里，“怀疑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今天人们在一个犬儒主义社会中的理解是不同的。在今天的犬儒主义社会中，怀疑主义是一种怀疑的心态，指根本不相信人对任何事情可以获得确实的认识和知识。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麻木冷淡，更有极端者，甚至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而生，认为人世间根本就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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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所复兴的古典怀疑主义并不是这样的，这种怀疑主义并没有设下任何教条，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它只是主张两件事情必须相结合：一是人要探索学问，二是人要过一种具有充分典范意义的生活。蒙田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对自己（并由自己而及他人）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人的各种能力和所有能做的事中享受到乐趣。这是一种自我观照中的自我实现，它是在不断发问而不是在盲从中实现的。蒙田的怀疑主义是把人自己变成一个活人，而不是一块石头，要人学会用理智思考他自己的生与死。所以他说，首先需要教育儿童的就是“教他认识自己，教他如何死得其所，并活得有价值”。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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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最不信任的便是教条，尤其是思想教条。蒙田认为，凡是教条，人都可以，也应该理智地去辨析质疑。只是盲目顺从，会使人成为连什么是幸福都不曾想过的可怜虫，更无真正的幸福可言。教条总是自以为是，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的真理，蒙田觉得，许多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绝对的、现成的清楚解答。因此，他特别强调要从小教育儿童培养自己的“判断力”，而对他当时的教育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72他还说：“在有学问之前，有一种大字不识的无知；在有了学问之后，还会有一种满腹经纶的无知：学问造成和产生的无知，它由学问产生，就像前一种无知由学问消除一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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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批评他那个时代的教育弊病，大多数是针对教学法的。当时，伊拉斯谟那种知识渊博、视野宽广的人文主义教育在学校里的庸才教师手里变成了毫无生气、东施效颦式的教条和机械操作。例如，当时的学校死守着西塞罗修辞的规则，写作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式来进行。当时的学生还都有一本称为“常用语笔记”（commonplace books）的笔记本，用来随时记下警句、格言、名章摘句、精彩言论，精华观点，以备写作的不时之需。这种写作没有自己的想法，充满了繁缛的引文，装腔作势，冒充博闻广记、学富五车、谙熟古人智慧。伊拉斯谟的“丰富”在低劣的教学中很快就变得庸俗、空洞：在一个词、一个用语的花样翻新上下功夫。这种完全没有问题意识的知识成为学校训练和考试的内容，命题作文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还有就是学校的“辩论”（称作为disputatio），正反两方立场由抽签决定，与学生心里到底有什么要说的真话根本无关。辩论的题目老套无聊，例如，正方说“男人比女人优秀”，反方就说“男人不比女人优秀”或“女人比男人优秀”；正方说“世界是圆形的”，反方就说“世界是方的”。命题作文的题目也是空洞的大话，诸如“论友谊”、“论美德”、“论谨慎”、“布鲁图斯该不该杀恺撒？”74这跟中国学生在阶级斗争年代的作文题，写来写去都是“血泪斑斑数往事”、“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党的恩情说不完”、“做一个坚强的革命后代”、“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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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选择怎样的“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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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反对对学生进行“学究”教育，他认为，学习古典不是让学生成为未来的学究，而是要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他说：“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75蒙田对学校向学生灌输西塞罗式的修辞规则非常反感，他挖苦道：“西塞罗能言善辩，许多人对他钦佩不已，可小加图却付之一笑，他说：‘不过是个可笑的执政官罢了’。一个有用的警句和妙语，不管先说还是后说，总是适宜的。即使放前放后都不合适，那警句本身也是好的。有些人认为掌握了韵律，就能作出好诗，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孩子想加长一个短音节，就让他加长好了，我们有的是时间；只要有独特的思想，有高度的判断力，我认为他就是一位好的诗人，但不是好的韵文作者。”76他警告说，修辞可以用来说谎，因此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危害，“用三段论繁琐的诡辩伎俩来折磨我们的孩子……那些愚蠢的诡辩，那些‘晦涩难懂、难以捉摸的诡辩’，要是让孩子相信这些谎言，那是危险的”。77蒙田的话在今天仍不过时，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谎言也还是这样利用修辞手法来进行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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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持续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16世纪晚期，已经进入了尾声。这个时候，在那些有影响的作家那里，如蒙田和莎士比亚，“对古典的热忱已经在不断衰退”，虽然古典的影响依然存在并起作用，但已经“远不是像以前那么似的深深执着”。许多人文主义者“虽然对古典仍抱有真挚的感情，但已经成为冷眼的旁观者（ironical observer），他们不再信任前辈们的那种热情兴奋和夸大的希望”。78这种变化明显地反映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的新的选择上，而对古典的选择则又反映在他们新的修辞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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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在几十年前，16世纪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还在以罗马共和的西塞罗为他们的修辞典范。西塞罗式的修辞四平八稳、格调高雅，体现了罗马的公共生活和法庭威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崇拜罗马共和，想要恢复它的高贵传统，认为西塞罗的修辞是最为合适的楷模。这样的古典修辞本身就是一种掷地有声的“雄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话当众说出来，讲清楚。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体现的是一种尊严的、光明正大的政治生活。它不使用阴谋诡计，不两面三刀，不口是心非，不使用骗术伎俩；它是一种个人的、言为心声的表述，也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公共关系，听众对说话者信任、尊重，而不是随时提防他说假话、行欺骗。西塞罗的修辞代表着公共话语的良好状态（当然是理想化的），这是一种公共话语的信任和荣誉机制没有遭到破坏，有荣誉也有信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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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这样一种公共话语状态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生活已经不再存在，讲究公共说理的逻辑话语也就被其他的话语形式所代替。人文主义者们开始转向罗马帝国时代的文体家塞内加和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6-117），他们在塞内加和塔西陀那里找到了一种令他们心仪的“私人”话语。塞内加在《致卢西利厄斯（Lucilius）信札》中运用一种私人之间亲密而放松的说话方式，相比之下，西塞罗的修辞就显得一本正经、严肃沉重，甚至还有些官腔。塔西陀的写作风格机警锐利、生动灵活，善于旁敲侧击。在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中，争斗的双方都用西塞罗体来做压倒对方的冠冕堂皇文章，这使西塞罗体变成了一种“宣传”体，败坏了其公共作用。与这种冠冕堂皇的公共文体相比，塔西陀的文体成为受人喜爱的另类。在绝对君权政治的新政体下，西塞罗的“雄辩”被塔西陀的“谨慎”所取代。法国宗教战争造成的思想氛围起先将西塞罗式的修辞用于政治辩论，但是，随着战争的加剧，西塞罗式的公民积极参与和辩论变得不合时宜，西塞罗式的公共话语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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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后期的公共话语变化影响到了人们对古典作品的重新评价。法国宗教战争以后，包括蒙田在内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们对塔西陀的历史著作都更加重视，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现实生活世界的态度。生活在罗马颓废时期的塔西陀不仅文字风格与西塞罗不同，他写历史的角度和素材选择也不同于较早时期的罗马作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阅读的罗马历史学家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17），李维写的是罗马的兴起和辉煌胜利。塔西陀写的是罗马的颓废和衰败。在马基雅维里之后六十年，蒙田喜爱塔西陀写的历史和他的文体风格，与其说是一种“学术”的选择变化，还不如说是因为塔西陀的历史和文体风格更能折射身受宗教战争之害的蒙田所熟悉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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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晚期，民众对政治越来越厌恶，对不能起到约束权力作用的公共话语也越来越不信任。就连公共话语这样一件“公器”，它本身也成了人们厌弃的东西。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强权控制了公共话语，公共话语发生了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也不仅发生在欧洲，在其他历史时期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危机便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另类的私人话语也就越发受到欢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私人化写作”（又称“新状态文学”、“晚生代文学”、“个人化写作”）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写作因其“私人化”而受到许多作者和读者的喜好，“关于‘私人化’的界定必须以‘公众化’的为对照。私人的（private）不仅指体验的方式或写作的方式，同时也指经验的类型或写作的内容。私人化的核心在于它与公众的（public）和群体性的严格对立与区别，而不在于其他区别（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与区别）”。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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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从“公众”转向“私人”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趣味和写作文体的选择变化。从公众转向私人固然与作者的角色意识（大众导师、启蒙领袖、灵魂工程师或是彻底被个人欲望摆布的个体人），或写作驱动力（国家、民族、人类、拯救社会、弘扬正义或是单纯的个人心理或隐秘驱动）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关乎写作者对自己生存世界的状态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可能起到什么作用的评估。对这一点，蒙田曾有清醒的意识，今天，我们同样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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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开明君主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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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喜爱塔西陀写的历史和普鲁塔克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因为这两位历史学家都已经把兴趣从英雄的公共事迹转移到普通人的风俗和私人习惯之上。在《论交谈艺术》中，蒙田说：“我刚一口气通读了塔西陀的历史书（我从未这样读过书，还在二十年前我就已经没有连续阅读一个钟头的习惯了）。……我不知道有哪位作者能像他那样在政府文件汇编里掺进如此之多的对民风民俗的思考和他个人的爱好。……他注视同时代帝王们……极度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残酷对待臣民的一些突出行为。因此，他有比一般战役和骚乱更重大、更吸引人的题材供自己谈论和描绘。”蒙田在塔西陀的历史中看到了个人的命运，“个人的行为取决于自己的命运。这本书与其说是演绎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评价；其中箴言多于叙述。……那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可以为操纵世界的行列中人提供储备和增光添彩的资料”。蒙田还欣赏塔西陀的文体风格，“辩论措辞尖锐，洞察入微，并遵循那个世纪十分讲究的文风；操纵世界的人们喜好自我膨胀，因此，只要他们处理事务时措辞无法尖锐也无洞察入微，他们便借助这本书上的一些话。此书与塞内加的作品有相似之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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