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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的教育设计中，小学占有特殊的地位（令人想起希特勒时期，小学教师特别受重视，当然原因是根本不同的）。其余三个部分是中学、大学和终身学习。在有公立中学和中学教育普及之前，小学是公民教育的大学。中学是大学预科，除了少数领取由百户区提供的奖学金外，全是自费的，培养出来的主要是职业劳动者和教师。大学是很少数人才有可能接受的精英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可以再分为两部分：一是那些注定要以高深学识的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二是富人，他们拥有独立的财产，立志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或者过着有用而受尊敬的平民生活。这两部分人都需要学习一切更高的学科。”47杰斐逊认为，要维持国民的自由权利，保证领导人的正直，真正能依靠的不只是制度，而更应是普通民众自己。因此通过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即小学教育，来影响广大的民众，也就格外重要。杰斐逊也还一直关心与此相伴的另一种教育：大学教育。相比之下，处于中间的这一段教育（中学）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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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1779年提案”建议，在州里的每个“村”（village）或“百户区”（ward）设立一所小学，“所有的自由人儿童，不分男女，只要是百户区内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免费上学的待遇，为期三年，在这之后，如果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朋友资助并允许，可以再学习三年”。在校学习的课程包括阅读、写作、算术和历史。读、写能力对于每个人的经济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每个人的政治参与也是必需的。1817年杰斐逊的另一份提案更加强调了读写与公民政治能力的关系：“在此法案通过之后出生的和通过时12岁以下的儿童，只要神智正常，如果他们在15岁以后还不能用母语或习得的语言阅读，便不得成为共同体公民。”在这里，杰斐逊设想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初小教育，这种强制性不是来自外部的胁迫，而是来自民主自身的要求，其中可能涉及一个特殊的公民权利问题，那就是，如果家长愿意，他们有权利决定不让孩子接受读书教育吗？杰斐逊认为，“与其硬违背父亲的意愿，强行带走儿童去学校受教育”，“还不如就随父亲之意”。但是，为儿童提供前三年的免费教育就是为了排除家长的经济障碍。而且，子女因不接受教育而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能使父亲三思而行，“我们不能强迫教育，但我们至少可以使接受教育的动因变得更强大一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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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非常强调阅读在教育中的作用，阅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能力培养，而且，并不是阅读任何读物都同样有助于孩子的教育。杰斐逊认为，只有阅读有用的、有意义的读物，才能帮助孩子从小培养成用思考来对待公共事务的好习惯。杰斐逊设想的学校教育，其根本目标是为“未来的秩序打下原则的基础”。他并不赞成当时用《圣经》培养阅读能力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儿童时期的阅读“尚未成熟，不能把握宗教思考”。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父母都认为，在尚不能理解时阅读和熟记《圣经》，可以为孩子从小打下坚实的信仰基础，养成了习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杰斐逊则认为，不妨等孩子们理解力和判断力都成熟一点的时候再开始让他们读《圣经》。他建议阅读应当选一些内容真实的读物，尤其是历史和科学，而《圣经》里有许多“奇迹”和需要作精致复杂解读的内容，并不适宜儿童阅读。他在给17岁的侄子的信中劝他“牢牢把握理性，把读到的事实和想法都用理性来衡量一下”。他特别要求在小学里尽量少用宗教读物（意识形态读物同此），在一份1817年的学校提案中，他要求禁止教士到学校做“访客”，也不允许老师以攻击其他教派的方式宣扬自己的宗教信仰，学校应该把宗教教育限定在自然神论的范围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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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为，最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是那些能让他们获得公民知识并有助于相应判断的读物，那些用来学习读写的读物“应当同时让他们了解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历史”。这些读物不仅让学生知道共和制度成功的例子，也让他们知道共和制度曾如何遭受破坏，如何由于腐败而难逃瓦解的命运。学生们可以了解美国自己的政治传统，以及建国者们曾抱有什么样的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念。通过了解“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的经验”，学生“可以对人的行为和权谋变得更有判断力，对政治野心更有识别能力，看清并挫败这些野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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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说的“历史”是指第一手历史，因此，必须阅读经典著作，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在那些可称为“经典”的著作中，杰斐逊更强调的是其中有“共和”和“自由”内容倾向的。历史是可以从不同的价值角度去书写的，历史读物的选择对学童的价值观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杰斐逊就不满意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华盛顿的一生》（Life of Washington），想请美国作家和政治家巴罗（Joel Barlow，1754-1812）写一部真正的美国时期的共和史。他对休姆的《英国史》也不满意，建议让学生在读过其他英国史之后再读这部著作。他认为：“如果学生一开始就读（这部英国史），那么休姆的托利党观点（精英政治）就容易在美国为托利主义造势。”正因为如此，他甚至认为，在大学里也只要读休姆《英国史》的节选本就可以了。真正真实的历史书就算有，也是很少的，杰斐逊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对历史或历史书抱虚无主义或绝对相对论的看法。他一直坚持认为，学历史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要由具备坚强共和信念的教师来教授和指导。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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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的层次上，无论是对教育的六个渐进目标，还是像历史这样的具体课程，杰斐逊所强调的都首先是培养“美国公民”，而不是“有知识的人”。因此，杰斐逊虽然以自己对建立维吉尼亚大学的贡献而自豪，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民主公民教育的重心所在。公民教育体系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最低层，而不是最高层。他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必须在小学和大学当中放弃一个，那我愿意放弃大学。比起少数人懂得高深的科学而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来，全体人民受到启蒙教育成为体面（的公民）对国家安全要重要得多。少数人有学问，多数人无知识，这是一个国家所能陷入的最危险的境地。”52杰斐逊重视小学教育，一生都没有改变，这就像他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一生都没有改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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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精英教育与自然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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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为，民主国家必须由真正才德兼备的人来治理，他称这样的人才为“自然贵族”。挑选人才是区分真假贵族的关键。让真贵族有机会冒出来，有两个途径：一是修改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二是扩大接受教育的人群。杰斐逊希望这样能够鼓励出现德才兼备的真贵族，遏制、打败那些“用财富和出身来博得公众信任”的假贵族。他并不是要发动一场针对当时社会精英阶级的革命，他的意思是，让真贵族能有机会脱颖而出。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解释，为什么富人应当自愿承担百户区学校的主要费用：如果不订立长子继承权的法律，那么再富有的家庭也往往“富不过三代”，既然他们的后代也会成为穷人，那么自然也就能够得益于免费的公共教育。53这种公共教育，也就是“公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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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还提出最早的“公费生”和“奖学金”构想。他建议，每个学区（collegiate district）应从众多小学生中选出两名或不止两名“才能和品行有前途”的学生，让他们免费上中学（grammar school），而在他们中再选出少数优秀者免费进入大学。他在《弗吉尼亚州信简》（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写道：“以这样的方式，每年都可以把优秀的学生挑出来。”由于弗吉尼亚州民众在金钱上并不大方的实际情况，杰斐逊后来减少了他所提议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但他一直坚持奖学金制度的好处。奖学金不只让获得者受惠，而且也让大家都能参与竞争，都重视教育。除了奖学金，还可以用别的办法让学生有荣誉感。他在1817年提出建议，访问学校的要人可以面试学生，为他们颁发荣誉称号。他一直希望，这种人数不多的公费和奖学金名额可以为将来的教育作一个开创性的试验，以便尽量从广大的学生中挑选和帮助培养可以成为精英人才的“自然贵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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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把教育的目的看成是培养“自然贵族”，这其实也是古典共和的一个传统看法：城邦的兴盛与稳定取决于有德性的、优秀的公民。他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人类中有一种天然的贵族。这种贵族的基础是美德和才能。……我认为，就社会的教育、信任和治理而言，天然的贵族是大自然最宝贵的馈赠。的确，大自然创造了社会状态的人，却没有供应充分的美德和智慧来管理社会的事务，这岂不是矛盾至极。可不可以说，能够最有效地选择这些天然的贵族进入政府机关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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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似乎是说，那些“天生”或“自然”优秀的便应该成为其他人的统治者。然而，他又说，没有人天生就是只配被人统治的：“科学知识的普遍传播已经向每一种见解揭示了一个明白的事实，即人生下来并不是背上装着马鞍，也不是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理当穿着皮靴，套着靴刺，堂而皇之地骑在他们背上。这对别人来说是希望的根本。对我们来说，要让每年的今天永远使我们记住这些权利并一如既往地忠于它们。”56他认为，合法的政治统治是一种服务，服务对象便是公众，统治者的基本责任就是保护公民同伴的权利和自由。任何认为自己天生就比别人权利少，而该受他人统治的想法，都是“荒谬”的：“认为一个人本身应有的权利少，邻人或全体邻人应有的权利多，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也是违反人情的。这是奴役，而不是《人权法案》使之成为不可侵犯、我们的政府必须予以维护的那种自由。要彻底剥夺那种自由，最有效莫过于确立一种舆论，认为国家永远有权让所有人为它服务。”57为公众服务是担负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是一种“痛苦”，“我认为公共服务和个人痛苦是密不可分的”。要贪图享乐就应该去过私人生活，别涉足公共政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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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共服务是一种“痛苦”，从政应该算是一种个人牺牲，因此，公民从政是一种与“爱国”和“关心国人”同样值得称赞的美德。这与从政为个人升官发财是截然不同的。民众选举一些优秀者担任公职，首先看重的便是他们“甘受从政之苦”的美德。但是，杰斐逊并不相信自然已经赋予人类，哪怕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足够的美德，让他们能够全然不顾自己的私利，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杰斐逊对从政者“为公众服务”的动机并不信任，他认为，即使对那些道德优秀的权力精英也必须严加监督。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典共和主义对美德的信任形成了对比。他并不认为，那些有才能的人，只要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便对腐败有了抵抗能力。因此，要防止腐败便不能只是依靠给少数精英提供最好的道德教育的办法，而是必须为广大民众提供必要的政治教育，让他们能够有效地监督精英当权者。民众的警惕和戒备也许是出于错误的判断或缺乏真正经验，但这不要紧，因为时刻存在的民众警惕和戒备本身就对当政者有所管束，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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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缺乏政治经验和知识，情绪容易冲动，判断常有失误，这些常常被当政者用来作为民众理应服从领导、服从权威、安分守己、不要乱说乱动的理由。杰斐逊在法国出任美国驻法大使期间（1784-1789），目睹了法国民众不理会这种统治者比民众高明、因此理应统治他们的说辞。杰斐逊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在一封寄自巴黎的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人民是统治者唯一的审查者；甚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使统治者遵守某体制的真正原则。过分严厉地惩罚这些错误就等于镇压公众自由的唯一保障。防止人民进行这些不正当干预的办法，是通过报纸渠道让他们充分了解国家大事，并努力使报纸进入千家万户。由于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舆论，首先就应当使舆论保持正确；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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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和能力上，民众是政治的弱者，但杰斐逊并不将此视为政治权力必须专属于精英强者的理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弱者和强者对于平等和公正的要求是不同的，“关于平等和公正问题，尽管想发现关于它们的真理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比起规劝那些有能耐的人不要多占多得来就会显得容易了，因为弱者总是渴求平等和公正，强者却往往对此不屑一顾”。60弱者比强者更要求公正，这并不意味着弱者比强者更讲道理或更在乎美德，而是因为要求公正对他有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弱者一旦变成强者后，很快就会变得对公正“不屑一顾”。这是由“植根于每一个人内心的鄙陋和丑恶”所决定的。亚里士多德说：“民众喜爱切实的收益甚于荣誉或地位。这里是一个证明：他们忍受了古代僭主暴政和寡头们的统治，条件仅仅是允许他们进行耕作并且不剥夺其财物。”他认为，民众有选举并审查行政官员的决定权就够了，民众不必占据政治职务，只要有这些权利就可以约束强者，并感到满意，而强者（“贤良显要之士”）也可以因为“不受不如他们的他人的统治”而满意。强者和弱者要“相互牵制，人人都不能只按自己认可的标准行事”。61民众选举和审查官员的权利是用来交换让“贤良显要之士”占据政治职位的。在古典共和理论中，这是保证共和既有能人治理，又让民众觉得满意的两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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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弱者与强者关系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也与联邦主义者有分歧，他强调民众（弱者）的权利，认为担任政治职务者应当由他们选出，而不是事先设定“贤良显要之士”（强者）适宜担任这样的职务。强者统治弱者的原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也许可行，但在民主共和时代的美国则不可行。代替古典共和的美国民主共和也许并不完美，但却符合民主的原则，而民主则是民主共和与古典共和相区别的特征所在。杰斐逊在1789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我赞成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规模更大的众议院。……虽然我认为一个这样选出的众议院远逊于目前的国会，但是这个缺点并不抵消它维护基本原则、使之不受侵犯的优点，这个基本原则就是：除了人民自己直接选出的代表外，任何人不得对人民征税。”62他反对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让某些人总是占有职位，尤其是总统一职，“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总统如果可以重新当选，他就一定永远会重新当选。这样他就成了一位终身总统”。63杰斐逊具有强烈的弱者意识，并在政治上向弱者倾斜，这是他民主思想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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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治是每个公民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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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受到他同时代人和后世尊敬的政治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启蒙思想和民主政治结合的产物，他是从“政治”来设计教育的，在民主政体中，这似乎有一种道义上的自然合理性，因为它对于人民来说是安全的，需要的。但是，在不民主的，甚至是专制、极权的政体中，从“政治”来设计教育却是对人民极端有害，极端危险的。杰斐逊的民主政治理想主义使得他的教育理念与实际可能的学校教育实践有相当的距离，这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不可能完全落实为学校教学实践是同一个道理。他在世时，他的教育理念有的太超前（如他的“1779年提案”），有的则太理想化，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实行，例如，他认为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权力过于集中，所以办学校和主管的权力应该下放到更小的“区”。可是，这样分散的学校管理既缺乏效率，又程度参差不齐，并不利于维持必要的教育水准。他对“普通人”办学能力的信任太理想化，甚至近于盲目。他把教育的政治意义不仅看得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而且还认为是所有知识的终极目标，这种政治挂帅的想法，直到今天也没有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被美国人认可。更不要说他对妇女和少数族裔接受教育的必要和能力所持有的偏见了，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被美国人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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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谁是需要受教育的公民的认识上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他说：“对我来说，妇女教育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系统考虑的题目。我考虑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女儿的教育令我偶有所思而已。”杰斐逊认为，妇女接受教育是为了能够指导自己女儿，或者“有必要”的时候教育自己的儿子，这个必要的时候指的是“父亲不在了，没有能力或者根本不管”。杰斐逊认为，黑人的智力够不上受教育的水准，因为他们总需要有人照看，而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需要先学习欧美文化，放弃自己的土著文化，然后才能接受教育。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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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不会对他们的政治家，即便是那些最有思想的政治家，感到完全满意，他们也不必这样。完美的政治家或十分英明的启蒙者都只是虚构的人物。完美的政治家要能使人人满意，就必须消除所有的社会冲突或异见，这样的人物只能存在于一个极小的团伙之中，或者存在于一个很多人都被迫装作满意的社会里。十分英明的启蒙者要充当所有人的导师，要所有人都对他万般崇敬，这样的人物只能存在于一个人民集体愚昧、根本无力进行自我思索的国家里，或者存在于一个所有人被迫洗脑、绝大多数人接受思想奴役的社会里。但是，美国从来就不曾是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共和协会和他们的民主参与、政治批判便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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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由思想和言论允许在精英与民众之间，以及在精英和民众各自的内部中存在多元和分歧的观点。政治家也和他们所代表的人们一样，对于什么是有利于国家及其共和制度的，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美国人把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的共同存在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不只是统治者，人民也不只是顺民或臣民的被统治者，美国不是一个有统治者但没有政治家，有顺民或臣民但没有公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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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民众在民主启蒙中并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动员和被动员的关系，民主启蒙所需要、被运用的思想资源、价值观和传统是精英和民众所共有的，这种启蒙因此是在不同人群中普遍自然发生，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强行灌输。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得益于两个条件：第一是由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第二是公民们普遍关心并参与政治。美国已故的伊利诺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说：“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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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和民主共和协会成员都不把制度，哪怕是再完美的宪政制度当作是万能的东西，他们都认为，从制度上防止暴政的产生，这固然重要，但如果忽略了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的人民的政治公民素质，不去重视人民的思想、判断能力和民主意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暴政的根源和土壤的。基于这样的看法，民主共和协会和杰斐逊都特别重视教育的重大作用，都不把政治当作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无非是杰斐逊把政治当作他的“职业”，而民主共和协会的普通成员们则把政治当作是他们的“副业”。正因为这个不同，杰斐逊更在意通过教育培养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然贵族”，而民主共和协会则更关注如何使那些尚未成为自然贵族的普通公民在民主共和制度中也能扮演积极有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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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想者，在他看来，通过教育，人们可以发掘自己内在的丰富的智力资源，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及得到知识上的享受；可以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从而成为一位有德行的人；也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以造福于人类或达到个人谋生的目的。相比之下，民主共和协会的成员们未必拥有杰斐逊那样高远的人文主义理想，他们对民主教育的功能有一种比杰斐逊更实际、更迫切的理解：民主公民教育是人民壮大自己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人民才有能力保卫民主、反对精英政治、防止暴政和政府腐败。在美国历史上，像杰斐逊这样杰出的民主思想家屈指可数，但像民主共和协会成员那样的民主公民却千千万万，代代相传。对于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种幸运的搭配：它的杰出的思想家标志美国民主理念所达到的高度，而它的民主秩序最终所必须依赖的则是广大具有民主意识的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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