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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过早知道太多成人“可羞耻”的秘密，从太小的时候便开始失去对“可耻之事”应有的羞耻之心，并非是从今天开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一个叫派森斯的小孩，专门为党监视自己的父母，随时随地在窥视父母的反动思想秘密，以便及时向党组织打小报告。这样的儿童有成人的政治觉悟，有成人的冷酷无情，能像成人一样大义灭亲。然而，在正常人看来，这样的儿童成熟得非常可怕，他一点不可爱，也一点不好，他使人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并因此毛骨悚然。我们是以什么理由说这样的儿童“不好”呢？我们对这样的儿童觉得毛骨悚然，为什么说是一种正常人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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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研究常常把“童年”视为一种社会产物，一种文化构建，而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物性的人生阶段。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生存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他接受法国社会学家、儿童历史研究的开创者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中，儿童的存在是中世纪以后的事情，只有不到400年的历史。波兹曼对童年历史的看法不是线性发展式的，而是从无到有，然后又从有到无，终于消失：“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印刷文字）的时代，这种手段开发出来。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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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被“构建”的，对这个“构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另一种则有可能被普遍接受。第一种理解是，“童年”本身是被构建的，童年如果不被构建便不存在，波兹曼引用阿里耶斯的话说，中世纪的孩子7岁后，不靠父母的照顾便能自己存活，因此也被抛入成人世界，成为微型的成人，童年是不存在的。这种构建观受到许多童年研究者的质疑。阿里耶斯是法国研究中世纪家庭和儿童的重要史学家，是儿童史研究的开拓者，其著作《古代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是儿童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并刺激了其后有关儿童与家庭的研究。他认为，在有儿童概念之前，画家笔下的儿童从服装到表情，都与大人没有区别，不是画家不会画儿童，而是根本就没有儿童可画，儿童在画家的头脑里是不存在的。辩驳者指出，文艺的例子不能充分证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全部想法，而且，中世纪的绘画本身就有局限，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出现了儿童，原因可能是因为出现了肖像的现实主义画法，而不是因为画家突然“看到”了儿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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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理解是，“童年的经验”是由社会构建的，“童年”被添加了具体的社会文化内容，如无休止的考试、领袖或政党崇拜，等等。童年离不开“童年生活”的内容，而童年生活的特征与内容则是由具体的环境（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传统）主导的，儿童行为的价值规范（什么是“好孩子”）也是受这些外在力量影响和制约的。构建儿童就像构建“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疯子”、“残疾”一样，不是不能从生物或生理上把这些类别的人与其他的类别加以区分，而是单纯的生物或生理的区分缺乏具体和准确的社会文化意义。就像“三从四德”和“独立自主”能造就不同的“女人”一样，中国的“少先队”和美国的公立学校也能把孩子变成不同“儿童”，使他们的“童年”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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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构建比较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按照这种观点，“儿童”是一种由整体社会共同参与构建的观念，而不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也不是一个由明确“基因指令的生命时段”，这是一种“构建”的结果。但是，必须看到，如果不加限定，这样的“构建”可能带来相当严重的有害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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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说最常招来的便是“命定论”的有害误解，它认为，既然所有的社会中都构建儿童，只是内容不同而已，那么，对此也就只能和必须采取一种道德相对论的态度。民主社会构建儿童，与希特勒纳粹极权构建儿童，只是“产物”或“结果”不同而已，而“构建”却是一样的。所以只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价值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孰优孰劣。这样的构建论同样可以用于构建“成人”、“国民”、“人”。这种价值相对论和虚无主义的构建是拥护“国情特殊”论的人们所特别乐意接受的，它反过来又可以用来支持他们所持的道德相对论和犬儒主义，变成一种在儿童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国情有别，无论怎么对待儿童都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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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社会概念的构建，既不必须是命定论的，也不应该是价值虚无主义或绝对相对论的。例如，“贫”和“富”是社会概念的建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对具体社会中的贫、富或贫富差别作出有关于“社会公正”或“分配正义”的道德评判。“童年”是由儿童在童年时具体“做什么”所构建的，而这些“做什么”以及背后的“为什么这么做”（谁叫这么做、社会环境影响、儿童群体特征和同伴压力等）则是因社会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承认这个事实，不等于不能为不同社会的“童年”确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非标准。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迫使儿童成为“童工”、“娃娃兵”、“童妓”是邪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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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虽然在有些国家里确实有“希特勒少年”，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里的家长和成人却并不希望在他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儿童，那理由又是什么呢？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童年，而在于是否有与“童年之善”相一致的“童年”。“失去童年”不好，不是因为儿童从此没了童年，而是因为被迫失去了与“童善”相一致的童年。人们除了把“不善”与性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也还针对其他的不善，并保护儿童不受这些不善的伤害，如仇恨、欺骗、势利、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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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善的伤害中，波兹曼特别提到了“政治生活的阴暗”，他认为，这是一种应该保护儿童不宜过早知道的成人秘密，而在出现电视之前，这个秘密曾经是比较容易保守的，“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政治人物）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完美无瑕的。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17波兹曼在美国的观察放到中国难免会有所偏差。他担心，儿童过早地接触成人政治会因此变得对政治本身“愤世嫉俗”和“漠不关心”。但是，前面提到的武汉小朋友，他不仅从两岁起收看《新闻联播》，还从七岁就开始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他还上网（波兹曼的时代还没有这个），但他上网只看时政新闻，从不打玩游戏。他对政治非常热衷，一点也没有“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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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有的许多儿童研究，包括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还有不少可以补充和扩展的余地，但它们的现实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们那种关注客观现实的文化人类学论述包含着一种关于童年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纯学术”的分析理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文化人类学分析，有细节能吸引人，菲利普·阿里耶斯和波兹曼的著作都有这个特点，读者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结论，但同样可以受益于他们的材料介绍，有趣，有知识，令人寻思。有的读者会满足于这样的趣味和知识阅读。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进一步的阅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例如，确实有历史学家把“童年”客观地看成通往成年的人生阶段，但波兹曼与他们不同，他那具有批判意义的那种暗含的“规范理论”使得他在逝去的童年里找到了童年的一些“本质的善”（intrinsic goods），布莱纳（Samantha Brennan）称之为“童年的内在之善”。18正是因为童年有一些内在的善，童年才值得挽留和维护，童年的逝去才成为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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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兹曼那里，无忧无虑（不包括儿童的那些小烦恼）、不必承受成人生活的沉重责任压力（与暴力有关的死亡，与性有关的疾病）、对成年人的性天真无知、远离成人虚伪和不干净的政治，这些都是“童年之善”的构成因素，当然还包括不需要不得不为生计工作，身体不受药物或致瘾物品的控制，充裕的游戏玩耍闲暇等等。后面这些因素也被看成是“成年本质之善”的因素（不必太辛苦劳作；不抽烟；不酗酒；不吸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个社会有条件帮助儿童享受这些“童年之善”的，但却不这么做，就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标准，波兹曼才会批评“广告大量使用十一二岁的女孩做性对象”、儿童体育的职业化（“少年棒球联合会”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儿童进入职业化和世界级业余体育比赛，并因此接受残酷的体育训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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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事物可以被不同的内容构建成不同的概念，而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里也会被注入不同的“优先内容”。例如，“民主”在美国的优先内容可以是选举主题的全民医保、减税、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等等；而在别的国家则是争取公民的自由选举权、维护公民言论、结社的权利、要求有独立的公共媒体等等。“儿童”和“孩子”的问题也是一样。在波兹曼关注的世界里，“孩子这个词经常用来描述那些不能阅读的成人，包括在智力上被认为孩子气的成人”。20但是，在奥威尔关注的那个世界里，有阅读能力的成人，阅读的是极权统治让他们阅读的文字，他们不仅阅读像“专制就是民主、战争就是和平”这样的宣传，而且还相信（至少装作相信）这就是真理。这时候，什么是波兹曼所说的“智力”，便成为一个令人困惑，而不是不言自明的概念。“智力”本身也就成为一个被以不同方式构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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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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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统治用宣传愚弄人民，是因为人民的智力低下吗？有人确实说过，极权统治下的成人言行像是儿童，而儿童的言行则又像是成人。即使这暴露成人普遍的“低智力”的表现，但却不见得就表现了儿童们不凡的“高智力”。奥威尔并不把这种反常现象视为一个“智力”问题，而是把它看成是极权统治下人们所特有的一种“双重思想”（doublethink）。智力越高的成人就越能娴熟地进行“双重思想”，而儿童则往往难以具有这种成熟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机械地模仿成人。“双重思想”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是《一九八四》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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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熟练地进行双重思想，就必须有相当的文化，受过相当的教育，唯有如此才能把握得恰到好处，像说真话一样地撒谎。这才是“正确思想”的精致谎言。一般的“孩子气成人”（如“大老粗群众”）是难以办到的。他们要么就是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要么就只会笨头笨脑地说谎。说谎的本领于是成为区分精英和大众的语言能力和“思想水平”。谁的谎说得越好，越能运用“双重思想”，谁就越能成为“上等人”，成为“领导”，甚至领袖，“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运用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知道这是进行思想欺骗的好办法的那些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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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互为镜中的影像，儿童的生活世界和成人生活世界都由同一个极权统治意志构建，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前所未有地模糊了，即使与中世纪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极权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都担负起“正确政治”的重责大任，但是，那并不等于他们都已经成熟，尤其是儿童。在波兹曼所关注的社会里，过早担负起成人责任指的不过是父母离异造成的儿童困扰、害怕和焦虑无助。但在奥维尔所关注的极权社会里，儿童过早担负的成人责任却是在心里培植和浇灌与他们年龄不符的崇拜、仇恨、暴力、猜疑、冷酷、奸诈和多疑。纳粹作家赫尔马（Ernst Hiemer）撰写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毒蘑菇》（1938），教育孩子学会如何像识别毒蘑菇一样去发现暗藏的犹太人。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中叙述的苏联“红色少年”巴甫列克，“勇于揭露敌人和奸细”，曾向警察检举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因此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巴甫列克因此成为斯大林时代苏联广为宣传的儿童学习榜样。23这样的儿童在小时候就已经具有比成人更高的“政治觉悟”，长大后又将进一步成为怎样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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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所说的“成人化儿童”是一种长不大的成人，他认为，古往今来这种长不大的成人都是由于“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造成的。24奥威尔让我们看到，在人类出现了极权统治后，这个说法必须有所修正。波兹曼说，儿童之所以为儿童，是因为他们应该被成人保护着，不至于在缺乏理解力的状态下过早地接触人类的残忍、暴力、死亡和野蛮的欲望。成人不同，成人对这些儿童不宜的生活和人性内容应该有成熟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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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波兹曼的判断如果放到一些地方却并不正确，因为那里许多成人年龄虽大，但一辈子缺乏成熟的理解力，对残忍、暴力、死亡麻木不仁，对野蛮的欲望肆意放纵。他们可以有很好的“读写能力”，但却未必当得起“成人”的称号。比如，有一些诗人和作家的读写和文字驾驭能力是不用怀疑的，智力也不能说不成熟，思考的也往往是生与死这样的重大成人问题，儿童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他们对于死亡和生命价值的认识未必就能证明他们真的已经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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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让我们看到，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智力的成熟”已经不再是衡量成年人和儿童区别的标准，因为“智力”是可以被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文革”中，最具革命智力（“觉悟”）的是“红卫兵”甚至“红小兵”，而作为他们教育者的教师则必须由他们来进行革命教育。但是，波兹曼的童年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红卫兵”甚至“红小兵”的产生并非没有意义。从他的角度来看，儿童和少年的判断力尚未充分发育，最容易接受洗脑影响，成年人理应保护他们。但是，有的成年人偏偏是利用他们的幼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给予善意保护。这也被称为教育，甚至还是对下一代最重要的，被美誉为“红色”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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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红色儿童”的种子早在革命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作家王蒙讲了一个故事。在他的大孙子14岁的时候，他对孙子进行教育说：“我14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我那时候参加了还处在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已经从事革命了。而你现在只知道玩电脑游戏。”孙子立刻就给他这么一个回答：“那是因为你当时没有玩具，你连玩具都没有，你不去革命，你还能干什么？”25早年王蒙这个14岁的儿童是一个革命者，在其他孩子还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要革命，他的“革命觉悟”已经高过于无数的成年人。波兹曼把“游戏”看成是儿童的一个主要特征，儿童不仅爱游戏，而且把“游戏”当成游戏的目的。他认为，专业化的儿童游戏（如儿童的球类和体操专业比赛）是模糊成人与儿童界限的罪魁祸首，因为对这些儿童来说，“比赛并不是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专业化的儿童游戏的罪过在于，它把游戏变成了一种过于严肃的沉重负担，它“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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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儿童”是一些童年消逝了的微型大人，他们在革命游戏中得到的当然不是“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他们的游戏有重要的外在目的，即使不是赤裸裸的损人利己、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亨通发达，那也是为了“接好革命的班”。波兹曼的睿见在于，当儿童和成人变得没有区别的时候，人们便把成人利用和欺骗儿童（以及青少年）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把统治权谋当成是好心的关怀和善意的教育。这种环境中的儿童被诱使去模仿成人的残忍、暴力和仇恨，被强迫去接受和模仿成人的语言、真理、趣味、喜好和人际关系。这些都加剧了其他有害的社会关系因素：蛮横而不讲理的语言、功利而虚假的真理、以粗鄙为荣的趣味、对权势的奴颜婢膝、对权位的喜好与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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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儿童的成人化”，说到底，是关心社会对儿童的影响和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必须对波兹曼的两个主要论点作一点修正。第一，他认为“性”是使童年消逝的“成人秘密”，我们发现，还有其他“成人秘密”也在起着这种恶劣的教育作用（如成人之间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贿赂、尔虞我诈、谄媚和奴性），而虚伪的“正确政治”则又是其中特别阴暗的。这是因为，儿童长大了，性就会变得对他们无害；而那种“正确政治”则会使他们一辈子都深受其害。第二，波兹曼认为，童年消逝的主要原因是传媒形式的改变，文字被电视图像所代替，使得原本可以由文字保守的“成人秘密”被难以防守的图像泄漏给儿童。我们发现，传媒的改变也许确实让与“性”有关的成人秘密变得容易泄漏，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加可怕的“成人秘密”泄漏给了儿童，这些秘密甚至不是无意“泄漏”的，而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堂而皇之进行的洗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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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兹曼对童年消逝的担忧毕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因为他所担心的那种“泄漏”成人肮脏秘密的教育，它并不只是发生在课堂里，而更为重要的是发生在社会中。因此，关于儿童和童年建构的问题才特别的重要，特别应当引起所有的家长和教育者们的重视。这不仅关乎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教育正本慎始（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子不学，非所宜”），而且更关乎对孩子的不伤害（所谓“救救孩子”）。一个社会中最严重的伤害莫过于对儿童的伤害，而对儿童的伤害则又莫过于精神和心灵的伤害。《圣经·马太福音》就已经告诫世人这种伤害有多么严重：“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圣经》的喻说离今天的世界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因为儿童仍然是人类的未来。然而，圣经时代毕竟没有20世纪极权国家中那种政治化的残害儿童和断送童年。今天的儿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免受政治的侵犯，也更需要一种保持警惕、远离党派意识形态的儿童心灵保护和教育，为了争取和提供这种保护和教育，21世纪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必须作好准备并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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