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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使和迫使大多数人在公共言行中奉行功利主义和道德价值虚无主义，放弃对错、正邪的辨别，这恰恰是老谋深算的极权政权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统治效果。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所驱使，那么人与人之间就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当然也就难以形成对极权专制的集体反抗。在功利和实惠利益的驱使下，人的正确行为是没有统一价值导向的，有奶便是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计谋的宣传者只要求受宣传者有正确行为，并不要求他们有前后一致的行为”，宣传者因此可以把被宣传者“在不知不觉中引上他原本不想去走的行为道路”，这种行为包括行为者原先也许不齿的告密、谄媚、迎逢、加害他人等等。（35）这些行为由于与个人道德完全脱节而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制度性个人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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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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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制度性宣传，无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基础。精明的宣传者都知道，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相信小谎话，但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小谎话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联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于它无法证伪，所以它成为当然正确的绝对真理。既然是绝对真理，当然也就绝对不允许质疑或妥协。因此，这样的“主义”也就成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教义”。苏联作家巴贝尔（Isaak Babel）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苏联政权全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个支撑，它十年内一定垮台。”后来这句话被汇报给秘密警察，巴贝尔被处死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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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意识形态要人们相信，它已经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学或社会理论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终的世界观——它已经完全了解必须通过哪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来实现这种世界观，它也已经充分知道，必须为这个新世界造就什么样的新人（苏维埃人等等）。这个新世界的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它对一切与它不同的世界观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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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政权来说，意识形态是它的生命线，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用作一个只能信仰、不能怀疑的神话。但是，宣传它的人并不承认它是神话，他们否认它的神话性质，坚持那是一门“科学”、一种“学说”，一种可以研究和学习的理论。可是，这种“理论学习”的结果却又是早已由这个神话本身所规定了的——它是永远正确的，绝不允许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由于人们既无法确证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一定不存在，又不被允许对这个意识形态提出与宣传相左的结论，所以，不管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与人们对现实腐败的观察、感觉多么矛盾冲突，多么格格不入，统治权力照样还是可以在公共话语中用意识形态神话来维持它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在私下里是否还真的相信这个神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康克斯特（Robert Conquest）所指出的，即使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苏联时，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对政权统治者仍然具有“关键的实用意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知道人们真正是怎么想的。正如列宁所说，‘真诚的测试仪’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且，如果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好处，那么相信或者同意这种意识形态也是非常容易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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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曾经是共产主义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奥威尔写道：在30年代中后期，像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这样的作家“就是‘主流’，正像乔伊斯和艾略特是20年代的主流一样；而且，主流代表的方向正是共产主义。早在1934年或1935年，如果作家不偏于‘左倾’的话，会被圈内人视为怪物，一两年后，就发展出了一套‘左翼’的正统观念，使某些题材的某些观念成了固定的信条，认为作家必然要么是左派、要么就写不出好东西的观念，越来越占居上风。在1935年至1939年间，共产党对所有40岁以下的作家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们经常会听说某某作家‘入了党’，就好比几年前罗马天主教吃香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某某人入了教一样。事实上，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英国文学的主流都处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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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的宣传分析解答了奥威尔的问题，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接受意识形态神话的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包含了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知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阶级的关系、政治变革的途径、人类未来的图景。20世纪30年代，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向往苏联，就是被它的神话所吸引。他们后来在党内权力阴谋和斗争面前饱受失望和恐惧之苦，但那时他们已经深深被囚禁在政治组织的牢笼之中，逃脱的后路也已经被完全切隔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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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意识形态神话黯然失色的今天，从它衍生的其他神话对知识分子继续具有吸引力。今天，宣传所常常利用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爱国”、“民族”、“国家”、“某国特色”，这些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正如埃吕所说，“宣传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它必须依附在个人原本已经具有的感情或想法上。神话必须顺应受宣传者自动的想法。……宣传只能利用已有的（情感）材料，它无法创造这些材料”。（36）在知识分子的“士”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材料，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可以方便地利用知识分子对这些材料的“条件反射”。所谓“条件反射”也就是“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甚至人物、事实所一定会有的反应”。（31）宣传只要拨动那根弦，就一定可以弹出它要的那个音来。国家的外辱历史、西方的某些批评，都能每发必中地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条件反射，进而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党国和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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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要奏效，就必须不断发明“新说法”。知识分子自以为具有比一般人高的思考水平，对话语有不凡的理解能力，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听上去深刻、理论性强、似乎很高瞻远瞩的新鲜说法。宣传很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要。其实，宣传中的新说法无不是由那些在党内效力的知识分子发明的。与奥威尔或其他极权宣传观察者不同，埃吕并不把宣传的新说法当作是变着法子行欺骗的新手法。他把新说法看成是一种“合理化”手法，即“寻找好的理由”（155），对于个人或集体，“碰到新的情况，或者有了没有预料到的需要，传统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这时候，宣传为了证明统治权力的“正确和正义”，就会造出新的合理化说法，利用新说辞，“宣传帮助平息矛盾，提供一种方便、现成的合理化说辞，以传达给社会，让人们就此相信”，“在成功的情况下，新说法可以同时满足（宣传者和受宣传者的）个人与集体需要”。（158）新说法能帮助说圆本来说不圆的前后矛盾，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能说圆的方法。提供说法，无论是高明还是拙劣，都比不提供说法要有用，这也是宣传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凭经验理解世界的没文化者，许多突转是根本没法合理化的，但有文化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做“理论思考”，会“辩证法”，会做理论创新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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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埃吕指出，现代社会中最容易受宣传影响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们更是会自以为是，生吞活剥，食而不化，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推波助澜。比起社会中其他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等等，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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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例如，某“新左派”知识分子大佬断言，“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仿佛因此民主与专制再也没有区别。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Alain Besanon）指出：“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就会被这种语言绑架。他也许只是漠不经心地使用了官方语言，但是只要一进入这个语言，他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为虎作伥。”7许多知识分子是以自己“专业”和“学术”来加入这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他们以教授、学者的身份来对各种“新说法”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甚至做出长篇大论，开出专门的课程来。新说法满足了他们寻找安全研究课题的需要，就像宣传解决了他们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恼一样。尤其是当这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分享体制内的利益和特权时，他们接受这样的宣传其实不是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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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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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对传媒持批判态度与他怀疑和不信任知识分子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加深了他对“前宣传”的忧虑，也使得他不太相信教育能帮助人们抵御宣传。埃吕对宣传和民主关系的论述因此陷入一种近于悲观与矛盾的无力感之中。他虽然支持民主、主张做能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个人，但他对宣传的态度却与自由主义者反对宣传、坚持以个人独立思想和判断来抵御宣传有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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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宣传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可以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普遍提高人们识别和抵御宣传的能力。“一战”以后，以杜威和宣传分析学会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们从民主和个人思想自由的立场出发，对美国“一战”后的宣传提出了批评，并且主张从教育入手增强公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宣传分析学会深入各类学校进行反宣传教育，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这类课程。身为教育家的杜威积极推动这一社会启蒙工作，他认为，在“一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政府仍然在利用新闻操纵民意，控制人们的思想，他将此称作“新家长制作风”。现代大众社会中，个人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因此很容易被国家、商业机构利用大众媒介来控制。媒体使公众之间形成一种表面上的一致意见，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共识。杜威认为，民主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前提是一个社群能够自由地交流，并且按照自己的直接经验，形成共享的意见。在宣传的影响下，人们的意见并不是来自理性判断和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外在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教育，让公民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识别宣传与事实的不同，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思想自由和智力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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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杜威和埃吕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人们首先看到的便是他们的分歧。杜威认为，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应该、也有能力对大众进行启蒙。埃吕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指望通过知识分子启蒙和教育群众来阻止宣传的影响，因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但不启蒙，而且反倒是常常在帮助宣传。就党化教育来看，埃吕是对的；但就民主教育来看，则杜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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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埃吕与杜威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分歧。埃吕的看法不妨看作是对杜威的一种补充或特别说明。杜威所着眼的是民主社会，而埃吕所关注的则是还不民主、却不是没有可能变为民主的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性质的社会是有区别的。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形成、现实处境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分子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群体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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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说的教育和启蒙是以民主社会为条件的，而埃吕所说的那种为宣传服务的教育则总是发生在专制政治的国家。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教育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制度自我再生的机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中的教育，在意识形态内涵、价值取向、运作机制、服务对象上都是不同的。埃吕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协助宣传，这本身就是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教育在内涵、价值观、运作机制、服务对象等方面有所差别的体现。在极权国家里，确实有人提出教育要发挥启蒙的作用，通过诸如加入“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帮助形成普通民众的民主公民意识。但是，这种努力一直是受到限制的，能否有效实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如果因此而对教育启蒙抱悲观无为的态度，甚至完全放弃这种努力，那却又恰恰正中了极权统治的下怀。事实上，即使在最严酷的极权社会里，也还是有知识分子在有意识地努力发挥对民众的教育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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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中的教育能比专制国家中的教育更积极、有效地起到帮助公众提防、辨别宣传的作用，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的宣传与专制国家中的宣传互不相同，这一点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宣传可以禁止别的意见同样进行宣传和反宣传，任何一种宣传，政党文宣也好，社会主张也罢，都不能专断、独享一言堂的话语特权。这成为民主国家中宣传的基本特点，但也凸显了民主与宣传关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没有宣传，民主就难以生存；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运用了宣传，就会变得像专制一样“极权、威权、排斥异己”。即便是那些为民主所作的宣传，它也会从民主中抽掉“民主生活的风貌”，使得民主公民丧失“对他人的理解、对少数人的尊重、对自己想法的审视、对自己教条主义的留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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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民主原则的核心是自由、理性的个人，“他能够根据理性来思考和生活，能够按科学的模式来控制激情，遵守生活秩序，能够自由地辨别善与恶”。（233）而这些正是宣传所不愿看到的，宣传希望的就是民众无条件地完全接受它所提供的现成观点。为了达到目的，宣传甚至必须利用各种不当影响和制造神话的手段，在个人身上唤起非理性情绪和随众行为。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的矛盾，使得对民主的宣传必须随时自我警惕两个可能与民主理念不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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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陷阱是国家主义和冷战思维。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民主，宣传对于民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中说的，因为民主与专制极权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宣传在对外时是一个战争武器”。（238）在对外关系中，一个民主政体的实际多元性被假设的单一民主“民意”所代替，这个民主“民意”的对立面是纳粹、专制极权等等。然而，这样一种对立观往往会把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引向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群体观，“民主政权想把自己说成是整个民意的代表，而民主国家（nation）则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整一的全体。这些说法与民主的真实、确切情况并不符合”。（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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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宣传的陷阱是把民主用作一个永久真理性的抽象理念，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变化、进步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代表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真理力量”，这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现实。这样的神话与极权统治所营造的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个神话都“把真理看成一种凭它自己就能胜利的力量”（234），这是一种很简单又很危险的逻辑，既然真理必然获胜，那么获胜的权力也就当然有理由自称代表真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合理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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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我警惕的民主宣传清醒地知道，并不是因为民主在运用宣传，宣传就具有了民主的性质。民主国家中为竞选、推行公共政策等目的所进行的宣传首先必须允许他人宣传不同的看法，“必须兼顾同一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其次，它必须成为“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工具”，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它只能说真话，以事实为依据。（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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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埃吕认为“民主宣传在运用宣传时仍会觉得内心不安……民主的良心会让宣传者觉得有所顾忌，有所负担；他隐隐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因此，当一个民主主义者全力投入宣传时，他必须真心相信他所宣传的，也就是说，在他宣传时，他有真诚的坚定信念”。说真话，并且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的宣传与极权国家中的谎言、虚伪宣传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宣传的“内心不安”使得它不可能被极权统治所接受，因为在极权统治看来，民主宣传注定只能是一种“无效宣传”（ineffectual propaganda）：“正因为宣传者保留了对个人的尊重，他不可能要求自己去实现所有宣传都有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让受宣传者在无思考的状态下行动。由于他尊重说话的分寸（nuances），他只能忽略宣传的主要法则，那就是干脆利索、任意武断地瞎说。他虽有自己的立场，但却无法将之变为神话，而没有神话则无优质宣传。由于他在宣传时良心不安，他无法专心宣传，就算他自己相信，也是于事无补”。（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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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权统治努力维持的“有效”宣传（绝对真理、一言堂、不容揭穿的假话、永无公开挑战的谎言）来看，“有效”宣传确实只能存在于极权国家，无法存在于民主国家。埃吕因此写道：“民主的原则使得民主宣传处于瘫痪。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民主’宣传。民主主义者的宣传都是无效的、无力的、平庸的。”（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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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也因此同意德里格尔（Jacques Driencourt）的论断：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不仅因为宣传是极权的帮凶，一旦踏上宣传这条道路，就再也停不下脚步，而且因为宣传必须运用所有的工具，想尽一切办法来使宣传有效”。这条道路对于民主来说是极危险的，“为了有效宣传，民主会不得不抛弃它的小心和克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宣传中去”。（242）这条道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走向极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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