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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杜威和埃吕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人们首先看到的便是他们的分歧。杜威认为，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应该、也有能力对大众进行启蒙。埃吕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指望通过知识分子启蒙和教育群众来阻止宣传的影响，因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但不启蒙，而且反倒是常常在帮助宣传。就党化教育来看，埃吕是对的；但就民主教育来看，则杜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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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埃吕与杜威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分歧。埃吕的看法不妨看作是对杜威的一种补充或特别说明。杜威所着眼的是民主社会，而埃吕所关注的则是还不民主、却不是没有可能变为民主的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性质的社会是有区别的。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形成、现实处境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分子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群体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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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说的教育和启蒙是以民主社会为条件的，而埃吕所说的那种为宣传服务的教育则总是发生在专制政治的国家。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教育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制度自我再生的机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中的教育，在意识形态内涵、价值取向、运作机制、服务对象上都是不同的。埃吕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协助宣传，这本身就是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教育在内涵、价值观、运作机制、服务对象等方面有所差别的体现。在极权国家里，确实有人提出教育要发挥启蒙的作用，通过诸如加入“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帮助形成普通民众的民主公民意识。但是，这种努力一直是受到限制的，能否有效实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如果因此而对教育启蒙抱悲观无为的态度，甚至完全放弃这种努力，那却又恰恰正中了极权统治的下怀。事实上，即使在最严酷的极权社会里，也还是有知识分子在有意识地努力发挥对民众的教育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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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中的教育能比专制国家中的教育更积极、有效地起到帮助公众提防、辨别宣传的作用，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的宣传与专制国家中的宣传互不相同，这一点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宣传可以禁止别的意见同样进行宣传和反宣传，任何一种宣传，政党文宣也好，社会主张也罢，都不能专断、独享一言堂的话语特权。这成为民主国家中宣传的基本特点，但也凸显了民主与宣传关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没有宣传，民主就难以生存；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运用了宣传，就会变得像专制一样“极权、威权、排斥异己”。即便是那些为民主所作的宣传，它也会从民主中抽掉“民主生活的风貌”，使得民主公民丧失“对他人的理解、对少数人的尊重、对自己想法的审视、对自己教条主义的留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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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民主原则的核心是自由、理性的个人，“他能够根据理性来思考和生活，能够按科学的模式来控制激情，遵守生活秩序，能够自由地辨别善与恶”。（233）而这些正是宣传所不愿看到的，宣传希望的就是民众无条件地完全接受它所提供的现成观点。为了达到目的，宣传甚至必须利用各种不当影响和制造神话的手段，在个人身上唤起非理性情绪和随众行为。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的矛盾，使得对民主的宣传必须随时自我警惕两个可能与民主理念不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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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陷阱是国家主义和冷战思维。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民主，宣传对于民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中说的，因为民主与专制极权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宣传在对外时是一个战争武器”。（238）在对外关系中，一个民主政体的实际多元性被假设的单一民主“民意”所代替，这个民主“民意”的对立面是纳粹、专制极权等等。然而，这样一种对立观往往会把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引向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群体观，“民主政权想把自己说成是整个民意的代表，而民主国家（nation）则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整一的全体。这些说法与民主的真实、确切情况并不符合”。（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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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宣传的陷阱是把民主用作一个永久真理性的抽象理念，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变化、进步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代表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真理力量”，这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现实。这样的神话与极权统治所营造的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个神话都“把真理看成一种凭它自己就能胜利的力量”（234），这是一种很简单又很危险的逻辑，既然真理必然获胜，那么获胜的权力也就当然有理由自称代表真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合理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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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我警惕的民主宣传清醒地知道，并不是因为民主在运用宣传，宣传就具有了民主的性质。民主国家中为竞选、推行公共政策等目的所进行的宣传首先必须允许他人宣传不同的看法，“必须兼顾同一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其次，它必须成为“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工具”，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它只能说真话，以事实为依据。（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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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埃吕认为“民主宣传在运用宣传时仍会觉得内心不安……民主的良心会让宣传者觉得有所顾忌，有所负担；他隐隐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因此，当一个民主主义者全力投入宣传时，他必须真心相信他所宣传的，也就是说，在他宣传时，他有真诚的坚定信念”。说真话，并且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的宣传与极权国家中的谎言、虚伪宣传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宣传的“内心不安”使得它不可能被极权统治所接受，因为在极权统治看来，民主宣传注定只能是一种“无效宣传”（ineffectual propaganda）：“正因为宣传者保留了对个人的尊重，他不可能要求自己去实现所有宣传都有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让受宣传者在无思考的状态下行动。由于他尊重说话的分寸（nuances），他只能忽略宣传的主要法则，那就是干脆利索、任意武断地瞎说。他虽有自己的立场，但却无法将之变为神话，而没有神话则无优质宣传。由于他在宣传时良心不安，他无法专心宣传，就算他自己相信，也是于事无补”。（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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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权统治努力维持的“有效”宣传（绝对真理、一言堂、不容揭穿的假话、永无公开挑战的谎言）来看，“有效”宣传确实只能存在于极权国家，无法存在于民主国家。埃吕因此写道：“民主的原则使得民主宣传处于瘫痪。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民主’宣传。民主主义者的宣传都是无效的、无力的、平庸的。”（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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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也因此同意德里格尔（Jacques Driencourt）的论断：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不仅因为宣传是极权的帮凶，一旦踏上宣传这条道路，就再也停不下脚步，而且因为宣传必须运用所有的工具，想尽一切办法来使宣传有效”。这条道路对于民主来说是极危险的，“为了有效宣传，民主会不得不抛弃它的小心和克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宣传中去”。（242）这条道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走向极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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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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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权力施展影响的方式，宣传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有研究者把宣传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战争理由发生了变化，神话成为比王权更有效的动员力量，为国王而战变成了为“神”而战，就像今天的战争理由都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而是为了“主义”、“祖国”、“理想”、“民族”等。古埃及的金字塔也成为一种王权和国威的宣传，“法老们是最早发现巨型公共建筑威力的，这样的建筑展现了特权和王朝的合法性”。9一直到今天，高大雄伟的纪念碑、纪念堂仍然是宣传统治合法性的有效公共展示。公元前515年古代波斯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成为古代宣传的经典之作，这个铭文在今天伊朗克尔曼沙阿以东32千米处的贝希斯顿村附近的一处山崖上，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在位时（公元前522-前486）所刻。铭文约1200行，以楔形文字刻写，包括古波斯文、埃兰文和巴比伦文，记述了冈比西斯二世死后到大流士一世重新统一帝国期间的史事，其中包括高墨达政变、大流士镇压起义、大流士出征等。铭文左上部有浮雕，表现头戴王冠、一只脚踩在高墨达身上的大流士形象，其身后有两名侍卫，面前是九名被俘国王；上方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形象。一直到今天，记功刻石或是记功刻碑仍然是向后世宣传的一个手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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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可以称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宣传，例如，1857年英国在印度镇压起义的印度士兵，英国人称此为“印军哗变”（Sepoy Mutiny）。英国报纸还报道，在印度的英国妇女和少女被印度人强奸，因此，英国在印度用暴力对付“野蛮的”印度人，乃是一种帮助印度“文明化”的合理行为。在19世纪，随着群众社会的出现，也产生了许多对群众心理、行为和影响方式的研究，其中以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和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著作最为著名。11他们可以说是最早关注群众宣传技艺和手段的研究者，对后来精神分析家（如弗洛伊德）和专制政客（如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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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极权宣传与人类历史上以往的宣传都不相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宣传，它的特征，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是以高度政治组织化、全方位宰制社会的党国制度为条件的，也是以实现这种性质的统治为目标的。极权的党国政体，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是一种全新的，不能用历史上以前有过的任何专制来对它充分理解。正如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极权是一种新的政体，不仅与自由民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与以往历史上所有的暴政都不相同的暴政”。12如果因为其他的宣传也叫宣传，就把极权宣传看作是与它们相似甚至相同的行为，那就会完全看不到极权统治及其宣传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特别严重的危害。对德国极权素有研究的学者彼特沃克（R. L. Bytwerk）指出：“极权宣传的一大邪恶是它决不让其他观点发出声音。因此……在一个高度威权的政体中，政权为了宣传而垄断一切的机会，而且对一切反宣传赶尽杀绝。”极权宣传之所以成为一种对人类心灵的严重毒害，是因为它要扑杀社会中所有自由的声音，并广布思想奴役的罗网。13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绝对不会被允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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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吕从中性的“技术”来研究宣传，但他所使用的词语“宣传”并没有因为太笼统而失去对极权宣传特征的揭示能力。对此，毕特沃克写道：“埃吕认为苏联的、中国的和美国的宣传在方法和种类上是‘完全不同’的，但也认为，不管是谁在进行现代宣传，无论他们运用何种技术，宣传造成的效果是相似的，而对于民主来说，宣传摧毁的正是民主所要创造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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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民主的天敌，在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都是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特别需要分清什么是宣传，什么不是宣传，“埃吕特别说明有许多不能算是宣传的事情，从简单的交谈到基督教布道，从选举到来自强势家庭的影响。而且，苏联与美国的宣传也并不是应该受到同等指责”。1520世纪那种登峰造极的极权宣传在21世纪还会继续存在，也会变化发展出许多新的形式来。与此同时，在与极权抗衡中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的20世纪民主，在21世纪也会变得更为普遍，更加多样，更加适应于不同国家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特点。对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民主，宣传依然是一种威胁，对那些依然还在争取民主的国家，宣传也依然还是实现民主的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埃吕的宣传研究虽然是20世纪的产物，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一种适时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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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此处另有一节讨论，本版未收录此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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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二章 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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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教育体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除了在纳粹时期的急剧恶化之外，一直是欧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德国在“一战”（1914-1918）中战败后，帝国改制为魏玛共和国，战后政治混乱，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尽管如此，德国的教育仍然可以说是欧洲最好的之一。德国教育一直贯穿着国家意志，国家主义成为德国文化的主导因素，从中世纪的日耳曼帝国到1806年以后有名无实的“德意志帝国”，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国”，“帝国”代表的是一种具有强烈国家主义诱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塞缪尔概括了这个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义：“帝国构成了一种超级国家的观念。在理论上它可以包容所有德国人，同时还可以为包容非日耳曼族的少数民族提供历史依据。那种语言学的念头从来没有正视过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的许多边境地区，德语与其他语言已交糅在一起，要想分辨清楚只是枉费心机。”帝国的观念与日耳曼民族的神圣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希特勒用极权统治、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方式来建立伟大的第三帝国，“按照古代的传说，第三帝国应该是一个永远安宁、和谐的时代，却被扭曲成一个死亡和毁灭的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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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纳粹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这种全方位（total）的统治也就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德国成为一个纳粹的党国。党国政治要求党化教育，党化教育是极权政治的支柱。希特勒的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宣称，取得政权绝不是纳粹的唯一任务，取得政权只不过是一个更重要的事业的开始，那就是从此启动一个用教育改变人民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得人民的全部生活（total life）都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哲学得以重新塑造”。2为了强有力地统治德国和争霸世界，为了牢牢地控制教育和利用教育，希特勒及其纳粹政府极力将德国的青少年培养成坚定而极端的德意志国家主义者。这种极权的国家主义并不单纯是德国传统国家主义的传承，而是国家主义的变异。它把极权政党的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并将这两种利益混为一谈，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党国主义。在魏玛政府之后到“二战”结束的十几年时间里，纳粹德国建立起了一整套适合专制统治的法西斯党国主义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为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和侵略战争提供了党国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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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国家主义到党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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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纳粹德国实质性的变化是在普鲁士帝国到魏玛时期的传统学制似乎没有变化的表象后面发生的。19世纪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外战胜了丹麦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对内战胜了主张议会政治的政敌，他在战场上的胜利“是在学校课堂里奠定的”。俾斯麦的成功离不开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教育，“而劳苦功高的则是那些终年在课堂里任劳任怨的教师们，他们领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却培育了普鲁士日耳曼特有的‘爱国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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