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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国教师首先必须先成为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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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的极权统治制度中，学校进行的是一种由统治政党意识形态指挥的党化教育。这种党化教育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而在每一个环节中使这种党化意识形态顺利发生作用的正是无数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监视、相互表白政治正确的环境中，学生揭发教师或者教师揭发教师，有出于真信仰的，也有出于自保或求荣动机的，难以清晰辨认。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往往不清楚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羞于在内心承认自己的功利动机，因此会下意识地压抑真实动机，竭力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都是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对元首的忠诚。极权统治从内心扭曲人们的心灵，营造了一个由恐惧和不信任来维持的假面社会。作为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教师们无论是积极争取进步，要求入党，还是紧跟“主旋律”，用纳粹思想教育学生，都很难从他们的行为推导出真实的动机或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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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教师还是可能在教学有发生意外，如不小心在批改作文或其他教学活动中留下了什么把柄。当这种意外发生时，一个教师被学生告发反党，并不就等于他真的反党，他当然也不可能就因此承认自己反党。相反，他一定会努力为自己辩解，并可能从此以后加倍努力表现自己的忠诚，比其他教师更积极地配合党的要求，更精诚地与纳粹合作。随时可能发生的密告或揭发加强了每一个教师在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的结果往往并不是把真实的“不良”思想隐藏起来，而是干脆在某些思想出现之前就自行消除，让自己变得思想纯洁。党化教育迫使人们不断进行思想的相互纯洁和自我纯洁，它在课堂里发生之前，早就先已经在许多教师的头脑中发生了，并成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没有这样的教师，党化教育是不可能在学校里有效贯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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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极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党化教育，纳粹并不需要在每一个教室、每一堂课上派一个专门的监督人员。监督是由教师周围的学生们和其他教师们随时随地进行的。而且，这样的党化教育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就已经被指定了为党宣传的任务。渗透着党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材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制或诱使学生和老师不断操练假话和套话。就算一个教师在内心深处或私底下对党有看法，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排的课程，甚至他“为人师表”的内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为党化教育服务。例如，慕尼黑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他在历史课上不愿意多讲纳粹最为骄傲的“慕尼黑起义”（Munich Putsch）和纳粹英雄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但是，他对学生讲述德国在“一战”后受到不公待遇和魏玛共和的软弱，他所表达的那种“强国兴邦”的愿望正是纳粹宣传的基调，因此，这位教师仍然是一位对纳粹有用的教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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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教师在思想认识上与党国教义保持高度一致，纳粹非常重视对教师的思想教育。到1938年，全德国的教师已经有三分之二都在学习营地接受过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这种学习班式的集训，它的环境本身就具有极权党化教育的特点和功效。它把许许多多互不认识的人集中起来，组织成一个个小组，接受组织纪律的严格管束。教师们被安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每天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输。这种环境使他们迅速地丧失个人意识，变得非常驯服，非常合群，时刻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言行准绳。这种营地训练还有一种强迫教师“年轻化”的效果，使他们精神焕发，处于亢奋状态，回到学校后，变得更容易与青年学生融合并用“正确思想”影响他们。教师们不只接受思想教育，而且还要接受体能训练，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都必须进修“体育课”，以确保精力充沛、斗志昂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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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纳粹德国，教师首先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政体下的国民，教书只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教师与其他国人一样，他们的行为有可以辨认的共同国民特征。民主国家的教师与极权国家的教师，他们的不同不只表现在他们在学校事务和课堂里的所作所为，更表现在他们是什么样的国民。在民主国家里，私立学校可以自行选择教材，教材的编写也无须经过权力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审查。公立学校在决定使用何种教材时，也有民主的讨论程序。即使在教材决定后，家长们仍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异议或要求，因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监护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极权国家里，教材的编写和审定都是受党国权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许“选择”，那也是在寥寥数种政治同样正确的教材之间进行选择，绝对不可能发生“出格”的事情。教师对教材发表意见，也绝对不敢“出格”。例如，一旦选用了《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这种政治高度正确的教材，就算有的老师不同意，也不敢站出来公开表示。不仅如此，为了掩饰自己和表现政治觉悟，这些教师甚至还会比别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要求使用这样的教材。这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统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让每个国民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确，如何随时随地与它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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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说的由“完全的权力”（total power）所维持的“完全的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完全的权力和完全的意识形态是相互紧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最强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它的目标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个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变成意识形态口号的复制品。换言之，它根本就消灭了生命的个体形式”。15个人生活在这样一种彻底被控制的状态中，无论是作为国民，还是教师，他们的行为都不能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由个体意志和选择决定的个人行为。就他们而言，普通意义上的“谎言”、“假装”、“假面”也不足以解释他们政治正确行为的性质，因为普通意义上的“谎言”、“假装”、“假面”也是需要由个体意志指导的，是一种知道自己在作假的作假。但是，在极权统治下，人连这种主体意志也不能充分形成。正如科拉考斯基所说，在完美的极权中，谎言不是谎言，“如此完全的意识形态使得完美极权社会中的‘谎言’有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功能是如此特别，如此具有创造性，以至于连‘谎言’这个字也词不达意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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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在谎言中的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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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样一种真诚的谎言状态中的老师们，他们会条件反射地与党保持一致，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显得比党还要党化，比他们的领导还要正确，还要先进，因为他们的政治正确是完全没有自觉尺度的，也不敢有任何的灵活性。一位德国人这样回忆他儿童时代的一位“思想先进”的A老师：“A老师教的是五年级班，他班上有10个学生是天主教少年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俱乐部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学校成立希特勒青年团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俱乐部，为此吃了A老师许多苦头。……尽管帝国青年的最高领袖再三重申，不得强迫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A老师对俱乐部的孩子们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例如，上星期三，他为他们布置了一篇作文，要他们写的题目是‘我为什么没有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而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有回家作业。在布置作文的时候，A老师对那几个学生说：‘如果你们不写作文，我就要把你们痛打一顿，叫你们坐都不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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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生回忆道，还有一次，“一位希特勒青年团员参加了天主教青年俱乐部，A老师听说了，就威胁他说，要是他在希特勒青年团游行时缺席，必定有一次罚一次，甚至还扬言要体罚他。这之后，他就自动回到我们希特勒青年团来了。A老师还说，对天主教俱乐部成员要写‘很坏’的评语，让他们升不了学，等等。有人问A老师，怎么总是惩罚天主教俱乐部的学生，他说：‘那些穿褐色荣誉制服的学生是打不得的’”。17A老师逼迫他的学生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是出于真的进步，还是要表现进步，外人无从知晓，连他自己也可能说不清楚。重要的是，A老师在学校里有效发挥了党化教育者的作用。他对“政治落后”的学生颐指气使，对政治上过硬的学生迁就讨好，他知道谁可以得罪，谁不能得罪，依据的完全是纳粹的那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A老师的师德很差，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能用“师德”来解释。他知道自己在学校里该怎么做，这是他谋生的需要。讨好权力是极权统治下一般国民由生存本能驱使的行为习惯和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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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落后的学生不能升学，政治过硬但学业不佳的却照样可以升学，这些都不是A老师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他自行其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是用这种标准决定谁是人才，谁应该优先得到个人发展的机会。党国权力控制了社会所有的机会分配，甚至连儿童体育活动都不例外。帝国青年最高领袖施拉克（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与帝国体育领袖于1936年7月达成协议，所有14岁以下青少年的体育机会全部由希特勒青年团掌管和分配，后来扩大到18岁以下所有的青少年。18更不要说是想要进入精英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和“希特勒学校”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具有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份，这和拥有雅利安血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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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学校里的行为只是国民行为的特殊折射。在极权国家里，国民必须有相同的正确表现，教师在学校里的行为被完全模式化了。教师们都忠于党，按党的要求去做，他们在学校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好教师”行为，同时也是“好国民”行为。当一个“好国民”，就是像所有其他国民一样对领袖、党和党国表现绝对的忠诚。“好国民”即便生活在因恐惧而造成的沉默和顺从中，忍受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和不信任，他们也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他们甚至还会有一种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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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麻木当然不是没有清醒的时刻，但是，就算清醒，也必须把真实感觉自觉地压抑到心底，不受它的搅扰，也不让别人看出来。谁要是做不到这个，谁就一定得为此付出代价。卡罗·施密特（Carlo Schmid，1896-1979）是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二战”后曾经担任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参加起草德国的基本法。1933年，他在图宾根大学担任编外讲师时，多次在大街上被人发现未用脱帽礼来回应“希特勒问候”，因此被给予“禁升职称评语”。在纳粹德国，一个人只要对希特勒问候礼不够热情，便足以让别人对他是否与党国和全体国人保持一致产生怀疑。有一位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国人回忆道：“我们熟知每一个老师对纳粹党的态度。这跟他们佩不佩戴纳粹徽章并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只要看他们是否按照规定行希特勒问候礼，你就能清楚地知道端倪。比如施托兹老师，尽管他抬起手臂，做出一个可以善意理解为向希特勒敬礼的动作，但是沉默片刻之后，他说出口的却是‘早晨好’。”施托兹老师内心的自卑和煎熬，反映在了他姿势和语言的扭曲上。还有的老师，虽然高高地举起手臂，但却羞愧地垂下目光，或者手指间夹着一支粉笔行礼，然后顺势就开始在黑板上写字。要不然就是走进课堂时，故意在胳膊下夹着一摞书，像是抬胳膊不方便的样子。这些林林总总的“妥协行为”中，都反映出社会制度的强制性与构成自尊的道德准则之间被撕裂的痛苦状态。老师这么做，看在学生眼里有一种特别的教育效果，这么做很滑稽，甚至愚蠢，我们不能像他那样，我们应该诚心实意地举起我们的手臂，高呼“希特勒万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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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卡罗·施密特和施托兹老师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被纳粹国家中大多数人视为异类或与大家不充分一致，是因为这个国家存在一种只有极权才能营造的“同一”与“和谐”景象。这种表面的同一与和谐隐藏着社会必须为之付出的沉重道德代价：谁都不能相信谁，谁都不敢相信谁，信任机制的瓦解导致社会中弥漫着冷漠、虚伪和犬儒主义。党国制造的和谐一致是一种依靠精心包装的、程序化的符号化演示（如敬礼、升旗、游行、检阅、佩戴像章、读某种书、唱某种歌），它极大地强化了每个群体成员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共性压力。在极不自由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参加的公开表现是每个人必须做出的正确行为和忠诚表演，它使得那些即使在内心最不愿意合作的人，也必须做出合作的样子来。一旦从心理、人格和自尊上摧毁了一切可能的抵抗，社会中就再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勇者——那些能够在自己心里抬得起头来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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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党国的政治正确和高度强制的一致性所完全覆盖的生活环境中，学校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党国教师和党国国民的身份必须是一致的，行为也必须遵从同样性质的规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模仿别人的行为，即使在毫无必要的场合（如家人和朋友之间）也会习惯性地谨言慎行，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相互欺骗，连品行善良的人也不能例外。人们无法从道德上去抵抗这种状态，因为要抵抗这种生活方式的道德是一种几乎“超人”的要求。这要求一个人为了某种操守原则，而必须鼓起勇气同周围所有的人隔绝，这是任何一个有自我保全本能、要竭力活下去的人都非常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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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国教育的课程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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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三级教育结构，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初等教育方面，儿童67岁进小学，称“人民学校”（Volksschule），所有的儿童都在“人民学校”学习四年，男女生分班，只有在规模很小的乡村小学里才有混合班。贫苦的以及对教育不感兴趣的家庭的孩子在小学学习八年后，便可以学徒或学手艺，从事体力劳动。其他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学生，四年“人民学校”毕业后，可以参加考试争取升学。通过考试的女生进入中学（六年学制），男生进入称为Gymnasium的中学（相当于英国的grammar school），学制是八年。1939年后的战时，学生可提前一年毕业参军，并获得战时高中毕业（Notabitur）的学位［不如Abitur（中学毕业）那么正规］。战后的德国大学不再承认这种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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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开始大规模回收魏玛时期的教材，化作纸浆，代之以小册子。学校教材朝令夕改，当时有人说，如果把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的姓氏确定为一个时间单位，那么，“一个鲁斯特，指的是一项政策从发布到取消的最短时间”。20纳粹不遗余力地在教材中贯彻和宣传它的党国意识形态。书报审查负责人鲍赫勒（Philipp Bouhler，任纳粹文学保护审查委员会主席）与教育部长鲁斯特密切合作审查教材的事项。当局大批销毁魏玛时期的教科书，造成教材短缺，开始只是对原有教材作一些修改，再印上纳粹的万字符和口号，随后便改行使用由鲁斯特亲自督导完全重新编写的教材，挑选教材编写人员必须经由教育部和教师国社党联合会批准，以确保完全符合党化教育的思想可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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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顿教科书的同时，纳粹还着手控制出版和出版物，书籍首当其冲成为清查对象，清查采取的是公开演示的手段，以取得最大的宣传和震慑效果。纳粹组织群众性的“烧书”活动，焚烧犹太作家和其他有碍“政治正确”的书籍，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发动和组织，由教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并协助，拟出要清除和销毁的书单。1933年5月10日，冲锋队（SA）和学生团体，手执书单在全德国范围内冲进图书馆和书店，手执火炬，排列成长队，唱着党歌，高呼口号，把清除出来的书籍掷入火堆之中。仅在柏林一处广场焚烧的就有2万多册，包括犹太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也包括非犹太作家的著作，其中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他们被称为“堕落作家”，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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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不仅加紧控制书籍和教科书，还直接控制学校里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体育被提升为学校里的一门主课，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体育”。体育在党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也能使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集体的体育训练强调的是一致性、整体性、严格的纪律、程序化动作和无条件服从。1936年到1938年德国学校每周的体育课时从二至三节增加到五节。体育作为一门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拳击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时都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体育教员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副课教员变成主课教员，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由他们写上品格发展的鉴定。而且，上面有精神，要求各学校由体育教师担任副校长之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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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党化教育中地位很重要的科目还有德语、历史和生物。语文教育是所有党化教育中最能起到前宣传作用的，它通过语言对思维方式、说理逻辑和方式、说话和表达习惯的影响，对儿童进行深层意识的潜移默化。22纳粹从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出发，一方面把日耳曼语文（神话、传说叙事、日耳曼化的词汇）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直接用官方语言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学生用党报的语言来写作文或公开发言，背诵元首语录和教导，以此作为思想和语言的经典。学生的作文要求体现党的路线与精神，拔高思想认识，作文题也往往配合纳粹的政治宣传，例如，毕业考的作文题为“论帝国劳动服务的教育价值”。23学生回答问题时也必须突出“思想认识”，突出时时刻刻对元首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对第三帝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此，沃尔夫冈·诺伊贝尔回忆起自己在柏林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九年级时上过的一堂政治课：“老师想听的答案我已经烂熟于胸，这不得不归功于我的舅舅。他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有人问他：‘元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第三帝国之后的国家会叫什么名字？’他信以为真地答道：‘叫第四帝国。’考官不客气地回应他：‘您听好了，第三帝国是永存不灭的！！那么你说说看，元首住在哪里呢？’‘住在总理府。’‘不对。’‘那就是住在贝希特斯加登。’‘不，也不对。元首住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你看，正因为我知道这些答案，所以政治课从来没有难倒过我。”由此可见，即使是中小学的孩子们也被灌输了共同体的意识，而他们的共同体意识仅仅包含唯一一项内容，即对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的期待：“闭上眼，低下头，想着他——阿道夫·希特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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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期的德语课文中有许多以不同年级学生为对象的阅读材料，都是富有“思想性”的新读物。最低年级的学生不只是读童话、动物故事这一类幼儿读物，还读那些具有明显纳粹宣传内容的读物。纳粹党化教育是从儿童识字教育就开始了的。符腾堡（Württemberg）公立学校的插图开蒙课本就是一个例子，课文都是先配上一幅图画，然后有相应的文字。例如，这样一幅图画：一辆敞篷汽车里，站着一位男孩，正在向站在家门口的一位中年妇女行礼。课文是：“这是我们邻居和他的汽车。艾伯特站在车上，他姑姑手里拿着他的外套。姑姑，我不需要外套，天气很暖和。发动机响了。希特勒万岁！汽车开远了。再见！”这篇简单的记叙文，它要突出的便是临别时的那句“德意志问候”：希特勒万岁。符腾堡课本里有这样一首题为“少年”的诗歌：“我们在大街上游行/迈开坚强、稳定的步伐/我们头上飘扬着旗帜/在空中哗哗作响。”配图是一队少年在游行，领头的扛着纳粹的万字旗。还有一篇题为“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的短文，配图是希特勒在会见三个儿童，课文是：“他出生在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但他不在柏林。他坐飞机到远方去。你看到他身后的森林和高山吗？那里有一个房子，他在那里庆祝生日，艾尔芙、希尔德和西格弗里德知道那个地方。他们和希特勒一起去那里，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他很高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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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常行为配合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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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不只是在教材读本中向儿童灌输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在日常行为上也是如此。幼儿园和学校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到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时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社会化过程中，这些书页上画着聚集在街上、兴高采烈地向希特勒致敬的人群，而这幅场景，同样成为绘画课上最受欢迎的题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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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墙上给小孩子们看的童话壁画也重新被改编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对童话故事《睡美人》的改编：“没有其他任何一则童话像《睡美人》那样突出了种族含义。在读改编过的《睡美人》时，我们仿佛经历了民族沉沦与觉醒的全过程。外来民族用暴力迫使德意志民族陷入昏睡之中，希特勒则成为把德国人从濒死的昏睡中唤醒的民族英雄。在保留童话风格的同时，改编者用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赋予童话人物‘仙女’与‘王子’鲜明的种族含义。在远离现实的童话世界里，‘元首’以高大的王子形象，充满着孩童般的想象力和古老的民族想象力，化身为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成为英雄的拯救者。”在中小学里，“希特勒问候”渗入了教育领域的交际往来中，规定了人际交往的形式。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形式被后人喻为“双重国家”，即在常规的国家行政之外还存在党的“措施行政”。其结果是决策者绕过了法律规定的国家决策途径，直接听命于元首的意志。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关于问候的规定可谓多如牛毛。其中既不乏各级机关自行创制的规则，同时也包括对上级文件的传达。例如，在符腾堡文化部1933年7月24日对内政部长弗里克的命令所作的补充规定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内政部的规定，我命令所有的中小学生在上学和放学时、在每节课开始和结束更换教师时都必须起立，抬起右臂，向元首致敬。同样地，学生必须对上课期间进入教室的成年人行希特勒问候礼。教师必须以希特勒问候回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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