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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是一个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并参与了这种统治的人。他的感受令人想起了人们平时说的“人弱身不直”，也想起了画家黄苗子在“文革”后所作的一幅“瓮中人”漫画，画的是一个长期被囚禁在瓮中生活的人，等有机会从敲碎的瓮中出来，他已经弯腰佝背，四肢扭曲，再也不可能恢复正常的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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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步杀人的同时，极权使用的第二个统治手段是把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强行分离成为散沙型的群众。只有像一盘散沙的“人民”才能为极权主义提供它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和统治便利条件。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散沙群众”型的人民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他们不过是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人群，也就是勒庞所说的那种“乌合之众”。7由于这个人群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按照共同的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挟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统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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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希特勒当选总理，纳粹上台。7月，纳粹政府就宣布禁止结党，与此同时，一切“社会组织”，如工会、教师联盟、青年和儿童组织等，全都被置于纳粹的直接掌控之下。纳粹要防止社会在官方组织之外形成任何无形的民众组合，其根本手段就是控制媒体。1933年3月，纳粹成立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由戈培尔任部长；起初设五个司：宣传、广播、新闻、电影和戏剧司，后增设音乐、艺术、文学等司。1933年10月4日，政府颁布《报刊法》，规定新闻业是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雅利安血统，且配偶不是犹太人。纳粹政府同时明令编辑们“在报刊上不得刊登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可能破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能有损于德国国防和其他文化与经济……或者有损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1934年，原大陆电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成德意志通讯社，成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属下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纳粹德国新闻协会会长马克斯·阿曼（Max Amann）曾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纳粹党1933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由犹太财团或与纳粹党敌对的政治、宗教财团所拥有或控制的出版公司，都被迫把他们的报刊或资产卖给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埃耶出版社扩张成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1933年纳粹党拥有120种报刊，到1937年9月发展到231种报纸，并控制了几乎全部周刊、杂志、画报、书籍出版和广告代理中心。1944年，纳粹党掌握的报纸占德国报纸总数的82．5%。剩下的一些“自由”报纸虽然得以幸存，但独立性也同样受到纳粹的严格限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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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极权的第三个统治手段是全方位的组织和宣传。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引见”和“介绍”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贷；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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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权统治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像其他政党那样……做出取信公众的样子”。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和思想控制。思想灌输本身必须依靠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来维持，“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0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这二者都是思想控制的手段。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绝对正确和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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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粹极权宣传与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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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仇恨共产党，因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与纳粹有魅力的，同样在解释上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纳粹把这种意识形态叫作“世界观”（Weltanschauung）。毕特沃克（R. L. Bytwerk）清楚地指出纳粹和共产党之间仇恨的根源：“纳粹鄙视英国和法国，认为这两个国家颓废没落，受制于犹太人。但这两个国家毕竟还是有它们的长处，它们仍然是西方的一部分。但是，布尔什维克不同，它是一种与纳粹（宗教）必有一搏的（异类）宗教”。11戈培尔在1943年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世界观立国的国家比资产阶级国家有一个强处，那就是具有清楚的精神基础。在我们开始东线战役之前，我们之所以一直处于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有世界观。后来我们碰到了一个对手，它也有世界观，尽管是个假的世界观。”12戈培尔所说的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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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争夺青年最激烈的时期，它们运用的都是“世界观”的武器。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条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德国青年一代在成长，然而许多方面又被人忽视。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高收入、提升；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条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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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宣传的原则是打动人心，唤起激情和热烈情绪。纳粹宣传的原则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接受纳粹的基本观念，宣传必须灵活而不能僵化，只有当民众的情绪和感情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毫不犹豫、不加思考地接受宣传要灌输给他们的观念。戈培尔曾说，灵活的宣传要做到能在城市里这么说，而在国家里又那么说。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受勒庞群众心理学的影响，纳粹的宣传理论主要来自希特勒和戈培尔。比起“理论建设”，纳粹宣传更重视“实践艺术”。纳粹的宣传理论因此远不如苏联宣传的理论来得周密、完整。在纳粹那里，宣传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艺术。宣传的基本观念原则就那么几条，宣传是否有效，靠的不是理论家的说理，而是艺术家打动人心的技巧。因此，纳粹关于宣传工作的文献强调的不是理论，而是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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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1933年取得政权之前还是之后，纳粹的宣传都能够非常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放任，这使得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反理性主义的“激进”有了滋生的土壤。年轻人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限制性的团体之中。与其他特定时期中的青年一样（如“文革”时的中国），德国青年“尚缺乏对历史和社会总体的全盘理解。当时代大潮涌动时，他们易于迷乱。30年代的德国青年中间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要结社，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迅速的行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希特勒恰逢其时地向他们提供了这一切。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对青年具有着一种强烈、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队员们入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军乐队的伴奏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或者乘坐敞篷汽车隆隆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青年人所向往的魅力和冒险的色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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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宣传与青年运动结合在一起，又对整个社会都有宣传鼓动的效果。纳粹追求这种效果，在纳粹的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宣传利用了勒庞所观察到的那种“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特征。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上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唆煽动。他们用直观形象的思维对待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热烈的政治仪式犹如赶庙会、看社戏，不同的是，政治仪式更能让群众情绪激动，如疯如狂。勒庞在讨论“群众领袖及其说服手段”时介绍了蛊惑和煽动群众的三个基本手段：“思想灌输”、“反复洗脑”和“相互感染”。政治蛊惑家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完美的“催眠”效果，也就是致群众于迷狂的思想控制状态。15像希特勒这样的政治盅惑家，正是利用这些特征来设计党国极权统治对全体德国人的洗脑、致幻和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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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纳粹的应用性宣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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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把宣传看成是一种应用性的艺术，他们并不认为宣传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理论。纳粹的宣传主管戈培尔在谈到自己早期活动的书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看法，学院式的宣传是没有用处的，“（学院宣传家）坐在书桌前想出一个聪明的方法，结果发现实际上宣传者们根本不在用他的方法，或者用了他的方法，也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16戈培尔反复强调，宣传是实际行动，不是学院讨论，他和希特勒对宣传有相同的看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有不少谈到宣传的地方，但他从来不详细解释宣传如何和为何发生效能，他只对发生效能的宣传感兴趣，而对建立宣传理论本身并不感兴趣。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或精神科学、对逻辑思维的统计分析等都不足以预先设计和估计宣传的实际效果，宣传需要靠宣传者的直觉和灵感，凭经验去掌握群众，生硬地学习宣传的理论，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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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把群众的理智能力看得很低，他在《我的奋斗》中说：“所有的宣传必须大众化，应当以智力最低的对象水准来调节。因此，宣传的对象面越广，智力水准也就应当越低。……宣传的艺术在于懂得广大群众的情绪性观念，并且以适当的心理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支持。”17纳粹所运用的宣传手法与希特勒的这种群众观是一致的。这种群众观和它背后的宣传理论使得纳粹宣传明显不同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事的苏联式宣传。苏联式宣传与纳粹宣传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只是把宣传看作是一种灌输思想的技艺，而且更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意识形态与敌对思想的战争。至少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不是希特勒心目中的那种低能群众，《苏联大百科全书》写道：“共产党宣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思想行动体系。”这种行动分为“宣传”和“鼓动”两个部分。普列汉诺夫说：“宣传家向一个人或几个人传播许多观念，而鼓动家则是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一个或几个观念。”宣传与鼓动必须有所分工，宣传涉及“深刻”思想，是群众领头人的党员们和鼓动家们必须知晓和精通的，而鼓动的任务则是把要宣传的思想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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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式宣传强调“思想正确”，“用来鼓动（人民群众）的信息必须具有理论正确性，是知识来源可靠的科学事实”。19宣传的思想一定不能有偏差，具体的方法则在其次，苏联第六届记者大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彻底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对党的路线充满信心，把它化为自己的生活原则。在思想上稍微有所偏差，就会犯错误，造成损失，几十年都弥补不过来。”20“思想正确”成为苏联宣传之纲，这种正确性从根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正确和绝对真理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其他绝对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这些“理论正确”都是“科学”的，也都不断地在被“科学论证”。科学理论是苏联宣传的内容，以及行为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基础。苏联宣传体制中必须有为正确科学理论把关的人，他们就是党的领袖们、党内的理论家，以及从上到下的“意识形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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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必须绝对正确，这往往会对宣传的灵活性形成限制，也形成了宣传机构臃肿、层级繁复、思想刻板、僵化单一、谨小慎微的特点。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这些特点已经成为那些东欧国家宣传的通病。相比之下，纳粹宣传则显得生动活泼、灵活多变，富有娱乐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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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究理论正确的宣传体制中，党的宣传干部都是思想最正确的，他们也是最害怕自己的思想万一被别人看成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通常是一些特别小心谨慎、圆通世故、善于察言辨色、见风使舵的官僚。他们所奉行的“正确思想”即使要有变动，也只能是从宣传机器的最高层开始，因为只有在最顶层的那些人才是掌握真理的最高权威。斯大林死后，领袖的永远正确被党的永远正确所代替，党的宣传部严格控制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没有关于错误的报道就是对永远正确的证明。党崇拜也代替了以前的领袖个人崇拜，宣传党崇拜的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很少变化，如密集的政治节日、各种政治周年纪念、政治日历周期活动（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等等）、逢五逢十的大张旗鼓庆典、打造革命圣地、青少年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祭奠革命烈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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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宣传与纳粹一样，灌输与压制同时进行。他们管制新闻、出版的根本理由是，这些“阵地”必须由“正确思想”来占领，而只有那些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宣传官员才能代表正确思想。苏联宣传官员普罗科诺夫（Yevgeny Prokhorov）说：“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出版自由要求给予共产主义的新闻以充分自由，也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出版的自由。”21他们压制异己思想有更高明的理由：不是不允许思想自由，而是保证正确思想的自由；宣传是灌输正确思想，并禁止一切不正确思想；宣传必须包括思想审查、言论钳制和出版限制，还必须对错误思想不断进行打击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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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宣传对“敌对宣传”的态度也有别于纳粹宣传。纳粹宣传能够“欣赏”对手的宣传手段和效果，这是因为他们往往只从技艺的角度来看待宣传。他们认为，无论宣传者是谁，凡是宣传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妨借鉴别人，包括敌人的宣传技巧。“二战”初期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戈培尔非常欣赏丘吉尔处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手腕，要求下属多向丘吉尔学习。22纳粹公开承认，他们从天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一战”期间的盟军那里都学习到一些有用的宣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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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宣传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宣传。在它看来，西方宣传是“愚弄”和“误导”人民群众的“伎俩”，西方宣传利用群众的“情绪”和“无知”，是非理性的，而苏联宣传则是理性而科学的。苏联理论家潘费诺夫（A. Panfilov）这样分析西方的广播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宣传纯粹当作一种对‘情绪处境’的机械操控，在（人民群众）身上造成一种同样机械的反应。”而苏联宣传则是为了“形成人民的世界观和政治信念，使他们能够以客观现实为原则，对知识的无限复杂性有所认识”。23苏联宣传自以为与西方宣传不仅在思想上是敌对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对立的，西方宣传根本没有什么可借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随后时代的宣传中已经有所变化，它放弃了原先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改走开放的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提升“软实力”，不仅学习了西方的一些公关或发言人的宣传技巧，而且发展出一些适应群众娱乐要求的“新”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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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权宣传的内在权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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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宣传的表面特征是精明而有创意的即兴设计，在这些特征后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极权统治内在逻辑，这种具有极权共性的权力逻辑使得纳粹统治与其他极权统治之间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关系。那些与纳粹在不同程度上似曾相识的极权统治包括成功的极权（如斯大林的苏联），以及失败的（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和更失败的极权。沃尔泽在《失败的极权》中说：“极权是一种新的政体，不仅与自由民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与以前历史上所有的暴政都不相同的暴政。‘与今天这种暴政相比，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暴政，都是缺乏决心和无效的’。”而且，“现代称作为‘共和’或‘民主’的极权，与号称享有神圣权力的君主或篡权夺位的僭主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完全不同”。24沃尔泽所说的那个“完全不同”，就是我们时代最可怕的新生事物——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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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是一个普遍类属概念，即使同样很成功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各种极权主义之间也还是存在着可以察辨的不同和区别特征。埃吕在讨论宣传时，特别把中国的宣传分开讨论，就是因为观察到了这样的差别特征。25世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非常成功的极权有的已经不再存在，有的则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极权主义的继承人和模仿者那里，极权统治似乎反而变得越来越像旧式的专制，但是，基本的极权特征仍然清晰可辨。沃尔泽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成功的极权”转变为“失败的极权”的主要特征。第一个方面是“群众政治运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成功极权都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需要不断的运动，运动能强化纪律，强化了纪律便能有效地实行强制性的统治。但是，成功极权的政治继承者们“却不想要这份遗产……他们的极权主义把政治行动变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把辩论变成了口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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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无以伦比的目的”，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建立以雅利安优秀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斯大林要实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世界。与这类“无以伦比的目的”相比，“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的全部目的都只是想保住权力”。极权主义那种“无以伦比的目的”是一种“政治救世主义”（political messiahism），它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世俗福音，一种单凭人的意志力和政治手段就能达到的终结性的世界未来。希特勒的极权目的已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而被消灭，斯大林的极权目的虽然在“二战”后的东欧集团中被程度不同地接受下来，但也渐渐沦为一种连极权统治者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口惠和政权招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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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是“有系统地全面控制社会和思想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是对极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成功的、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所共有的特征。28纳粹的“一致化”即（Gleichschaltung），那种对经济、政治、教育、宗教、文化和家庭的自上而下的统合，曾经是极权成功实现这种极权目标的典范，也是人们至今研究极权仍不得不从纳粹入手的原因。出现于成功的极权之后的那些失败的或更失败的极权，它们对社会诸领域的宰制和操控手段都有所调整，经济领域是最明显的，但是，它们对思想领域的宰制却是一如既往，甚至超过了纳粹。纳粹对德国报纸的控制率只不过是82.5%，在极权的后辈继承人、追随者和模仿者看来，这样的控制简直是“太松懈”了。在政治思想和信息控制上，它们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绝不能留下一点点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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