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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5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争夺青年最激烈的时期，它们运用的都是“世界观”的武器。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条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德国青年一代在成长，然而许多方面又被人忽视。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高收入、提升；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条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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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52 纳粹宣传的原则是打动人心，唤起激情和热烈情绪。纳粹宣传的原则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接受纳粹的基本观念，宣传必须灵活而不能僵化，只有当民众的情绪和感情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毫不犹豫、不加思考地接受宣传要灌输给他们的观念。戈培尔曾说，灵活的宣传要做到能在城市里这么说，而在国家里又那么说。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受勒庞群众心理学的影响，纳粹的宣传理论主要来自希特勒和戈培尔。比起“理论建设”，纳粹宣传更重视“实践艺术”。纳粹的宣传理论因此远不如苏联宣传的理论来得周密、完整。在纳粹那里，宣传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艺术。宣传的基本观念原则就那么几条，宣传是否有效，靠的不是理论家的说理，而是艺术家打动人心的技巧。因此，纳粹关于宣传工作的文献强调的不是理论，而是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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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54 无论是在1933年取得政权之前还是之后，纳粹的宣传都能够非常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放任，这使得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反理性主义的“激进”有了滋生的土壤。年轻人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限制性的团体之中。与其他特定时期中的青年一样（如“文革”时的中国），德国青年“尚缺乏对历史和社会总体的全盘理解。当时代大潮涌动时，他们易于迷乱。30年代的德国青年中间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要结社，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迅速的行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希特勒恰逢其时地向他们提供了这一切。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对青年具有着一种强烈、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队员们入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军乐队的伴奏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或者乘坐敞篷汽车隆隆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青年人所向往的魅力和冒险的色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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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56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宣传与青年运动结合在一起，又对整个社会都有宣传鼓动的效果。纳粹追求这种效果，在纳粹的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宣传利用了勒庞所观察到的那种“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特征。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上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唆煽动。他们用直观形象的思维对待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热烈的政治仪式犹如赶庙会、看社戏，不同的是，政治仪式更能让群众情绪激动，如疯如狂。勒庞在讨论“群众领袖及其说服手段”时介绍了蛊惑和煽动群众的三个基本手段：“思想灌输”、“反复洗脑”和“相互感染”。政治蛊惑家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完美的“催眠”效果，也就是致群众于迷狂的思想控制状态。15像希特勒这样的政治盅惑家，正是利用这些特征来设计党国极权统治对全体德国人的洗脑、致幻和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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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58 三、纳粹的应用性宣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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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60 纳粹把宣传看成是一种应用性的艺术，他们并不认为宣传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理论。纳粹的宣传主管戈培尔在谈到自己早期活动的书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看法，学院式的宣传是没有用处的，“（学院宣传家）坐在书桌前想出一个聪明的方法，结果发现实际上宣传者们根本不在用他的方法，或者用了他的方法，也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16戈培尔反复强调，宣传是实际行动，不是学院讨论，他和希特勒对宣传有相同的看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有不少谈到宣传的地方，但他从来不详细解释宣传如何和为何发生效能，他只对发生效能的宣传感兴趣，而对建立宣传理论本身并不感兴趣。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或精神科学、对逻辑思维的统计分析等都不足以预先设计和估计宣传的实际效果，宣传需要靠宣传者的直觉和灵感，凭经验去掌握群众，生硬地学习宣传的理论，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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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62 希特勒把群众的理智能力看得很低，他在《我的奋斗》中说：“所有的宣传必须大众化，应当以智力最低的对象水准来调节。因此，宣传的对象面越广，智力水准也就应当越低。……宣传的艺术在于懂得广大群众的情绪性观念，并且以适当的心理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支持。”17纳粹所运用的宣传手法与希特勒的这种群众观是一致的。这种群众观和它背后的宣传理论使得纳粹宣传明显不同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事的苏联式宣传。苏联式宣传与纳粹宣传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只是把宣传看作是一种灌输思想的技艺，而且更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意识形态与敌对思想的战争。至少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不是希特勒心目中的那种低能群众，《苏联大百科全书》写道：“共产党宣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思想行动体系。”这种行动分为“宣传”和“鼓动”两个部分。普列汉诺夫说：“宣传家向一个人或几个人传播许多观念，而鼓动家则是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一个或几个观念。”宣传与鼓动必须有所分工，宣传涉及“深刻”思想，是群众领头人的党员们和鼓动家们必须知晓和精通的，而鼓动的任务则是把要宣传的思想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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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64 苏联式宣传强调“思想正确”，“用来鼓动（人民群众）的信息必须具有理论正确性，是知识来源可靠的科学事实”。19宣传的思想一定不能有偏差，具体的方法则在其次，苏联第六届记者大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彻底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对党的路线充满信心，把它化为自己的生活原则。在思想上稍微有所偏差，就会犯错误，造成损失，几十年都弥补不过来。”20“思想正确”成为苏联宣传之纲，这种正确性从根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正确和绝对真理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其他绝对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这些“理论正确”都是“科学”的，也都不断地在被“科学论证”。科学理论是苏联宣传的内容，以及行为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基础。苏联宣传体制中必须有为正确科学理论把关的人，他们就是党的领袖们、党内的理论家，以及从上到下的“意识形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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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66 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必须绝对正确，这往往会对宣传的灵活性形成限制，也形成了宣传机构臃肿、层级繁复、思想刻板、僵化单一、谨小慎微的特点。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这些特点已经成为那些东欧国家宣传的通病。相比之下，纳粹宣传则显得生动活泼、灵活多变，富有娱乐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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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68 在讲究理论正确的宣传体制中，党的宣传干部都是思想最正确的，他们也是最害怕自己的思想万一被别人看成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通常是一些特别小心谨慎、圆通世故、善于察言辨色、见风使舵的官僚。他们所奉行的“正确思想”即使要有变动，也只能是从宣传机器的最高层开始，因为只有在最顶层的那些人才是掌握真理的最高权威。斯大林死后，领袖的永远正确被党的永远正确所代替，党的宣传部严格控制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没有关于错误的报道就是对永远正确的证明。党崇拜也代替了以前的领袖个人崇拜，宣传党崇拜的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很少变化，如密集的政治节日、各种政治周年纪念、政治日历周期活动（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等等）、逢五逢十的大张旗鼓庆典、打造革命圣地、青少年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祭奠革命烈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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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70 苏联宣传与纳粹一样，灌输与压制同时进行。他们管制新闻、出版的根本理由是，这些“阵地”必须由“正确思想”来占领，而只有那些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宣传官员才能代表正确思想。苏联宣传官员普罗科诺夫（Yevgeny Prokhorov）说：“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出版自由要求给予共产主义的新闻以充分自由，也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出版的自由。”21他们压制异己思想有更高明的理由：不是不允许思想自由，而是保证正确思想的自由；宣传是灌输正确思想，并禁止一切不正确思想；宣传必须包括思想审查、言论钳制和出版限制，还必须对错误思想不断进行打击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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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72 苏联宣传对“敌对宣传”的态度也有别于纳粹宣传。纳粹宣传能够“欣赏”对手的宣传手段和效果，这是因为他们往往只从技艺的角度来看待宣传。他们认为，无论宣传者是谁，凡是宣传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妨借鉴别人，包括敌人的宣传技巧。“二战”初期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戈培尔非常欣赏丘吉尔处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手腕，要求下属多向丘吉尔学习。22纳粹公开承认，他们从天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一战”期间的盟军那里都学习到一些有用的宣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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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74 但是，苏联宣传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宣传。在它看来，西方宣传是“愚弄”和“误导”人民群众的“伎俩”，西方宣传利用群众的“情绪”和“无知”，是非理性的，而苏联宣传则是理性而科学的。苏联理论家潘费诺夫（A. Panfilov）这样分析西方的广播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宣传纯粹当作一种对‘情绪处境’的机械操控，在（人民群众）身上造成一种同样机械的反应。”而苏联宣传则是为了“形成人民的世界观和政治信念，使他们能够以客观现实为原则，对知识的无限复杂性有所认识”。23苏联宣传自以为与西方宣传不仅在思想上是敌对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对立的，西方宣传根本没有什么可借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随后时代的宣传中已经有所变化，它放弃了原先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改走开放的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提升“软实力”，不仅学习了西方的一些公关或发言人的宣传技巧，而且发展出一些适应群众娱乐要求的“新”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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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76 四、极权宣传的内在权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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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78 德国纳粹宣传的表面特征是精明而有创意的即兴设计，在这些特征后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极权统治内在逻辑，这种具有极权共性的权力逻辑使得纳粹统治与其他极权统治之间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关系。那些与纳粹在不同程度上似曾相识的极权统治包括成功的极权（如斯大林的苏联），以及失败的（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和更失败的极权。沃尔泽在《失败的极权》中说：“极权是一种新的政体，不仅与自由民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与以前历史上所有的暴政都不相同的暴政。‘与今天这种暴政相比，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暴政，都是缺乏决心和无效的’。”而且，“现代称作为‘共和’或‘民主’的极权，与号称享有神圣权力的君主或篡权夺位的僭主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完全不同”。24沃尔泽所说的那个“完全不同”，就是我们时代最可怕的新生事物——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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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80 这个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是一个普遍类属概念，即使同样很成功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各种极权主义之间也还是存在着可以察辨的不同和区别特征。埃吕在讨论宣传时，特别把中国的宣传分开讨论，就是因为观察到了这样的差别特征。25世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非常成功的极权有的已经不再存在，有的则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极权主义的继承人和模仿者那里，极权统治似乎反而变得越来越像旧式的专制，但是，基本的极权特征仍然清晰可辨。沃尔泽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成功的极权”转变为“失败的极权”的主要特征。第一个方面是“群众政治运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成功极权都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需要不断的运动，运动能强化纪律，强化了纪律便能有效地实行强制性的统治。但是，成功极权的政治继承者们“却不想要这份遗产……他们的极权主义把政治行动变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把辩论变成了口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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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82 第二个方面是“无以伦比的目的”，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建立以雅利安优秀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斯大林要实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世界。与这类“无以伦比的目的”相比，“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的全部目的都只是想保住权力”。极权主义那种“无以伦比的目的”是一种“政治救世主义”（political messiahism），它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世俗福音，一种单凭人的意志力和政治手段就能达到的终结性的世界未来。希特勒的极权目的已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而被消灭，斯大林的极权目的虽然在“二战”后的东欧集团中被程度不同地接受下来，但也渐渐沦为一种连极权统治者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口惠和政权招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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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84 第三个方面是“有系统地全面控制社会和思想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是对极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成功的、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所共有的特征。28纳粹的“一致化”即（Gleichschaltung），那种对经济、政治、教育、宗教、文化和家庭的自上而下的统合，曾经是极权成功实现这种极权目标的典范，也是人们至今研究极权仍不得不从纳粹入手的原因。出现于成功的极权之后的那些失败的或更失败的极权，它们对社会诸领域的宰制和操控手段都有所调整，经济领域是最明显的，但是，它们对思想领域的宰制却是一如既往，甚至超过了纳粹。纳粹对德国报纸的控制率只不过是82.5%，在极权的后辈继承人、追随者和模仿者看来，这样的控制简直是“太松懈”了。在政治思想和信息控制上，它们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绝不能留下一点点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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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86 极权宣传体现了沃尔泽所说的那种极权的“决定性”特征，因为对于无论是成功的极权，还是失败的，或是更失败的极权，他们都把宣传当作全面控制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的绝不能放弃的决定性手段。即使宣传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而宣传者自己也知道这个，但他们也还是没有其他可以代替宣传的思想控制手段，所以还是不得不需要继续使用这个手段。极权宣传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宣传，乃是在于，它不仅有彻底控制所有人思想的需要，而且还有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手段，如以国力财政支持的党国统治官僚体系、压制公民自由言论和出版的行政手段、禁绝独立民间组织和扼杀公民社会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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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88 在人类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曾经能够达到极权主义想要达到的全面思想统治目标，而且将来也未必能够。但是，这并不会使得极权愿意放弃它的目标。恰恰相反，正因为极权要实现的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它的运作才会变得格外不择手段、格外乖戾，甚至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因而也就会继续推行一般人难以用常理想象的思想钳制。极权宣传是直接为彻底控制每一个人的头脑而服务的，当人们的头脑处于被控制的状态时，极权宣传所灌输的东西便成为充填他们头脑和心灵的思想内容、感觉方式和情绪习惯。在不同的极权国家中，那些被灌输的思想内容、感觉方式和情绪习惯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目标却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使得了解纳粹极权宣传也有助于了解其他极权宣传。对于还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人们尤其是这样。任何一种曾经是相当成功的极权宣传，它的幽灵都会在其他极权社会不同时期的党宣传中闪现出“似曾相识”的身影，成为一些虽然来自域外，但却又近在身边的历史“巧合”和“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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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90 在成功的极权时代，这种“似曾相识”首先表现在极权宣传打造党国意识形态的“经典”上。这曾经是纳粹宣传用来统一所有德国人思想的根本手段。极权统治的“核心思想”都体现为它的意识形态经典。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经典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他的讲话。《我的奋斗》被称作为纳粹的圣经，但是也有人指出，《我的奋斗》的圣经作用是不能与马列著作相比的。因为“《我的奋斗》中的想法已经被仪式化了，脱离了文字形式，变成了国家和雅利安崇拜的群众仪式”。29到1945年为止，《我的奋斗》出版了无数次，印数超过了1000万。它被供奉在图书馆和家庭里，成为圣物，而非真正被阅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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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92 圣物“经典”是文字的，但却是一种未必真正被阅读的文字。向群众灌输圣物“经典”的神圣意识必须与“拜偶像”同时进行。希特勒的画像与他的《我的奋斗》一起成为偶像崇拜的“圣物”。在纳粹德国，出版和发行希特勒的任何照片、画像、雕塑都必须得到希特勒本人的批准。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图片集》发行了245万册。仅摄影家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一人就出版了十几种希特勒的照片集，发行量极大，例如，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照片集《不为人们知晓的希特勒》至少售出40万册。希特勒“无所不在的照片形象是纳粹展示领袖魅力的重要手段”。30领袖照片、画像、纪念章、大大小小的雕塑当然并不是纳粹德国特有的宣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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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94 希特勒的任何讲话都是当然的最高指示，它们和《我的奋斗》一样是神圣的经典。为了确保希特勒永远正确，纳粹规定，不得到希特勒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出版他的讲话。纳粹宣传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运用希特勒的讲话，林茨（Linz）地方的纳粹党宣传部门的一份文件中说：“元首的一字一句都是撒在人民心中的种子，党员必须细心呵护，让它开花结果，必须一字一句反复学习……只要照元首的话去做，就能够在宣传中运用元首的强大权威，令那些最顽固的人也必须改变思想。”31希特勒的讲话、指示、著作不仅要反复学习、深入领会，充分运用在一切可能的文化、思想教育之中，而且还要用来指导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例如，1942年的生物教科书在讲述“生命法则”时就七次引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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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96 五、领袖和后领袖时期的极权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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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598 不同极权之间的“似曾相识”还表现在它们的宣传以“最高意志”来统一和钳制所有人的思想，所使用的手段便是神化领袖和党。在纳粹德国，极权统治用以统一全体人民思想的最高意志来自永远正确的元首希特勒，在极权已经不如纳粹成功的前共产党东德，这个最高意志则来自于永远正确的“党”。毕特沃克在对纳粹德国和东德这两种极权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如果说无比崇高的“元首”和“领袖”类似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那么永远正确的“党”便形同于一个制度严密、墨守成规的“教会”。但是，即使像斯大林那样的绝对最高领袖，他们仍然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其思想神学的依据，而希特勒则可以用他本人的思想权威来统御纳粹的运动和意识形态。随着绝对最高领袖时代的逝去，党的“首脑”也就从“领袖”的角色转变为党的“领导”和“管家”，他虽然似乎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已经不能再拥有那种无以替代的神化权威。32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会放弃用某种变化的意识形态来营造类似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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