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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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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们每天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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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幸福，无所匮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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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德的人民，斯大林神龛是他们似曾相识的东西，因为在不久前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对希特勒神龛进行过同样的领袖崇拜。1936年，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在他的反犹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上号召：“德国公民以在家中悬挂元首像的方式表达对第三帝国的热爱。”同一年，儿童杂志指导儿童以正确的方式来庆祝希特勒的生日：“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所有的德国儿童都应当思念元首。每家每户悬挂的元首像都应当用我们亲手制作的绿色花环装饰起来。这是我们用以表达对元首热爱和感谢的方式。”“希特勒万岁”成为人们每天的相互致敬礼和用语。不同的领袖崇拜之间的似曾相识，并不一定是谁在刻意模仿谁，而是都在服从一种相同的权力统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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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纳粹宣传和它的政治组织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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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曾经说过：“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基于顺从的道德，也就是说，基于自愿当奴隶的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比任何政治组织都更有毒害。政治组织利用的是暴力，而宗教利用的是人心的腐蚀。”40赫尔岑没有机会亲身经历现代极权，他当然无从知道，当极权统治用它的世俗宗教，也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来全面控制人民的肉体和灵魂的时候，它所利用的不只是暴力，而且更是对人的心灵腐蚀。美国作家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1862-1933）对极权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暴力和心灵腐蚀也许同样没有太多的亲身体会，但他认识到，政治组织的邪恶更有可能超过腐败的宗教。这是因为，政治组织有可能创造最容易催生人性之恶的环境，“要消灭人的德性，把他们放进盗贼们可以利用的机器里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就是可能被盗贼们派这种用处的机器”。41纳粹宣传就是把人们放进政治组织这种足以“消灭人的德性”的机器，用它的意识形态铁模将他们塑造成为极权主义所需要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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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离不开组织，纳粹用两种方法把宣传牢牢地安置在它所控制和利用的组织之中。第一种方法是让每个人都有从属的组织，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由官方所控制的民间组织，如工会、教师同盟、青年或妇女组织，或者干脆就是“工作单位”。这些组织中都有党信得过的积极分子。纳粹依靠许多作为“普通人”的积极分子来对其他民众进行宣传，这些群众宣传员在极权政治制度中获得不同的“好”政治身份，如党员、先进分子、模范、带头人、各级组织的头头，这些积极分子身份使他们的民众身份与其他公众不同，但相对于高层人物来说，他们仍然不过是十分渺小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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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需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招募和组织这些“宣传员”，他们人数庞大，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党还需要提高他们的士气，让他们努力去宣传。党为他们提供适当信息，让他们能有所宣传，并宣传党需要的东西。但是，由于普通的宣传员们也是民众，与其他民众和亲朋有日常接触，所以不能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党内机密，既不能充分信任他们，也不能真正给他们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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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对纳粹十分重要，他们不仅直接向民众传达党要说的话，而且是党组织在民众中的门面。党不仅需要把他们当作工具，而且还需要使他们只能身不由己地与党一起共进退。谁一旦在组织中被纳入这个体系，便只有死心塌地地参与，否则没有出路。这样，党既有了工具，又有了帮凶。他们替党说话，说党的话，就算做样子，也得做得与党同心同德，做得像是党的忠实信徒，就算心里不情愿，既然已经踏上与党有利同享、有祸同当的贼船，就不能不老老实实待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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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宣传所运用的第二种组织是专门从事党的喉舌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是一种由“层”和“面”结合而成的党组织结构。以1939年的划分，纳粹党的“层”组织划分成40个“地区”（Gaue），每个地区划分出若干“县”（Kreise），县以下又分为“地方组”或“片”（Ortsgruppen），全国共有18376个“片”。大的“片”又会分出4至8个“块”来。地“区”和“县”的党领导是领薪水的，而在相对基层的“片”和“块”，担任领导的人则不领取专门的薪金。但他们大多有较好的政府工作，领的是那里的薪金。“层”的每一级都有专门负责宣传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宣讲（担任宣讲、演说和组织开会），安排放电影、组织文化活动、计划广播节目等等，实际上起的就是宣传干部的作用。1934年2月，具有官方职称身份的干部人数是1.4万人。而从事宣传，但没有职称的党员数目要远为可观，1936年，仅协助党进行电影宣传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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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块”里为党的基层组织服务的人员（“块”主管员）人数有好几十万，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没有任何普通民众不属于组织，没有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人。就像街委会、居委会、里弄干部那样，他们是党联系普通民众的神经末梢，有责任倾听人民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要求，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当然，还要传达党和政府的精神和指示。一旦进行全民活动，“块”干部就会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举行“冬季捐赠”活动时，每个家庭都必须参加，如果有哪个家庭不参加，那么就要追究“块”干部的责任。1941年底，“块”干部到居民人家，在收音机择台旋钮上贴上“不要收听敌台”的标签，得到全体人民的“配合”。纳粹非常重视无线电广播宣传的作用，鼓励生产收音机和收听广播。当时生产两种型号的收音机，一种比较高级，75马克一台，另一种是35马克的“人民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内台，不能收听国外台。1933年，德国生产收音机达到150万台。到1937年，德国70%的家庭都有了收音机，超过了1932年3倍，家庭拥有收音机的比例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纳粹鼓励在工厂、办公室、咖啡店播放无线电广播节目，不仅可以让家里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听到党的声音，而且，民众一起收听广播的宣传效果也比一个人听更有感染力，也可防止收听敌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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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赠”和“不听敌台”这样的民众活动体现了极权统治下国民“参与”和“配合”的特征：不仅人人必须参加，而且要由基层组织来落实人人必须参加。基层工作往往繁重而琐碎，工作人员为党跑腿，一般表现得任劳任怨、尽忠职守，即使有在心里抱怨的，也不敢公开表示。这些人一般都是“积极分子”。44这些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党的忠实信众，但也有的是在作政治表现，虽然看上去很积极，但到底在心里有什么真实的想法，那就不得而知了。积极分子不仅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为党作宣传，成为群众的表率。他们当中许多人很有人缘，乐于助人，热心他人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层积极分子，党才能把根扎到群众中间，也才能使群众觉得党员都是好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到了后极权时期，这样在社会基层为党充当门面的积极分子就越来越少了，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变得更加功利虚伪，对党也已经失去了信仰和信心。表现积极不过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的一个手段，群众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也知道群众对自己心知肚明。其实群众彼此之间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玩相同的假面游戏，心照不宣，互不干扰，各演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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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国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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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依靠大批有真信仰、真心实意跟党一条心，并愿意自我牺牲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但自己毫不犹豫地接受党的宣传，而且还以自己的言行对他人进行宣传。他们对党和领袖（领导）的操守、道德和正确都坚信不疑，就算是被宣传洗脑所操纵，就算是愚昧盲从，也还是在心里保持着一种信仰，相信党永远正确、高尚、伟大。极权一旦不再能大批培养这样的“忠实群众”，便会成为沃尔泽所说的“失败的极权”。后极权便是这样一种失败的极权，它的民众信任机制已经全面崩溃，这使得它再也不可能产生相当数量的真心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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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成功的极权制度中，也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具有极度压制性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不造成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党的基层干部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会有触怒民众的地方。他们有的滥用权力，有的监视和刁难一般民众。对党国来说，基层干部手中的那部分权力，既可以为极权统治服务，又可以用来试探民众的忍耐限度，并在超过限度时，为释放民怨提供了一个渠道。因此，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能够为极权制度起到避雷针和减压器的作用。老百姓在对基层干部不满时，常常会想到“上诉”，也常常会说，“要是元首知道，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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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宣传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一种被称作为“党的宣讲员”的人，他们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级最高的称为国家级的“帝国宣讲员”（Reichsredner），他们可以到德国的任何地方去宣讲，这些宣讲员包括党的官员、地区（Gaue）领导、政府部长、各州的首脑和大约60名其他人员（据1936年的数字）。至1940年，国家级宣讲员人数达到了500名。下一个等级的宣讲员称作“候补宣讲员”（stoβtruppredner，训练中的宣讲员），在有运动时，他们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宣讲，表现卓越者，可提拔为国家宣讲员。地区有地区宣讲员（Gauredner），县有县宣讲员（Kreisredner），就像苏联各级部门都有自己的宣传负责人一样。此外还有“专题宣讲员”（Fachredner），由党的外围组织（如农会、妇女会）请去就农业、战争形势等专题作宣讲。战争开始的时候，大约有9800名这样的专题宣讲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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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以后，纳粹夺取了政权，当时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纳粹很重视宣讲员的素质，不光是演说能力口才，而且是政治可靠性。在希特勒掌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只有1933年以前就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的那些人才有资格当宣讲员。在纳粹党的一期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1933年后入党的不能加入宣讲员团：“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德国人民的世界观，它是经过斗争才得来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一斗争，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党员，才能以正确的精神予以宣讲”。46只有那些经受过考验的老党员才能真正领会党的精神，就连那些派到党的外围组织去作宣讲的，也必须是党龄长、立场坚定的。他们无论宣讲什么话题，都要联系政治，作出与党的世界观和基本路线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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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所需要的材料是由党组织提供的。由国家宣传部出版的《我们的意志和道路》（Unser Wille und Weg）刊载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章，例如，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历史、为什么德国人应该多吃鱼。有的是直接讨论宣传的，例如开会时，房间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德国人注重细节，纳粹的宣传也具有这个特点。国家宣传部还出版了一份《教育与宣讲材料》（Aufklrungs-und Redner-Informationsm-aterial），涉及的范围很广，如住房、劳工政策、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凡尔赛条约》等。这虽是公开发行的，但订阅的一般是宣讲员，刊物上的很多材料都是他们在宣讲工作中所需要的。例如，1936年7月号上有一篇是讲世界上征兵制度的文章。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强制征兵制度，这个宣传材料的目的是向德国人解释，由于强制征兵是国际通例，所以也适合于德国。它介绍说，早在1793年法国就率先实行过这一制度，俄国于1874年实行，后来苏联也在继续实行，1934年和193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又分别实行，等等，用以证明德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47纳粹宣传动员主要以群众集会的方式进行，因此宣传员常常被派往规模大小不等的公众集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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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政治宣传刊物强调内外有别。例如《教育简讯》（Der Schulungsbrief）是供一般民众阅读的。此刊物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由基层宣传员动员民众订阅，发行量从1937年的150万份增加到1939年的450万份。此刊物的文章虽然各有专题，但专题讨论却必须符合并支持纳粹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正确解释”，符合政治正确的知识性，如中世纪的妇女角色和作用、1914年前的奥地利军队、19世纪的反自由主义等。又例如，1937年至1943年出版的《旗手》（Der Hoheitstrager）是供党的地方以上级别干部阅读的，发行量就小得多，1941年为38000份，并要求阅者“不得外传”。《旗手》杂志并不刊登保密材料，它的有些文章同时也在《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刊登。党的领导可以让下属阅读《旗手》，但不得直接引用。《旗手》刊登许多政策性的指示，例如，如何鼓励民众多生子女、如何与侨民相处、如何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对不当行为的批评和书评，等等。除了专门帮助宣传的刊物外，宣传人员还收到许多其他资料。纳粹的帝国组织部长莱伊（Robert Ley），他的办公室出版许多干部训练材料。党的地区宣传办公室也每月印发新闻简报。戈培尔于1943年为党的领导人员出版了《情况》（Die Lage）杂志，目的是“为政、军、经济领导提供信息，以评估时局，尽好领导责任”。党的外围组织也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如德国劳工阵线出版《我们的口号》（Unsere Parol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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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宣传材料进行宣传是不够的，纳粹要求党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此作为宣传的重要方式。莱伊于1938年编写的《国家社会党组织手册》中列举了党员的各项责任，都是以绝对命令的口吻规定的，如：“元首永远正确，永远遵守纪律！不得闲聊浪费时间，努力工作！自豪但不骄傲！服从纲领，对运动绝对忠诚！你是党的代表，注意你的行为！忠诚无私是最高职责！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个好同志！待你的同志如待自己！坚韧、沉默地战斗！粗暴不是勇气！有利于运动的就有利于德国，这需要你帮助你的人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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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党国宣传得力于能干的人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戈培尔。他执掌纳粹宣传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对极权宣传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今还被他的模仿者不断运用。例如，他坚持宣传必须使用绝对的断言，要黑白分明，敌我论断必须不留任何中间余地。他还发现，宣传要重复断言，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听众不得不相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更是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50希特勒本人一般不主张说谎，但他很明白说谎的用处，尤其是为了党国的宣传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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