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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离不开组织，纳粹用两种方法把宣传牢牢地安置在它所控制和利用的组织之中。第一种方法是让每个人都有从属的组织，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由官方所控制的民间组织，如工会、教师同盟、青年或妇女组织，或者干脆就是“工作单位”。这些组织中都有党信得过的积极分子。纳粹依靠许多作为“普通人”的积极分子来对其他民众进行宣传，这些群众宣传员在极权政治制度中获得不同的“好”政治身份，如党员、先进分子、模范、带头人、各级组织的头头，这些积极分子身份使他们的民众身份与其他公众不同，但相对于高层人物来说，他们仍然不过是十分渺小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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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需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招募和组织这些“宣传员”，他们人数庞大，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党还需要提高他们的士气，让他们努力去宣传。党为他们提供适当信息，让他们能有所宣传，并宣传党需要的东西。但是，由于普通的宣传员们也是民众，与其他民众和亲朋有日常接触，所以不能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党内机密，既不能充分信任他们，也不能真正给他们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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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对纳粹十分重要，他们不仅直接向民众传达党要说的话，而且是党组织在民众中的门面。党不仅需要把他们当作工具，而且还需要使他们只能身不由己地与党一起共进退。谁一旦在组织中被纳入这个体系，便只有死心塌地地参与，否则没有出路。这样，党既有了工具，又有了帮凶。他们替党说话，说党的话，就算做样子，也得做得与党同心同德，做得像是党的忠实信徒，就算心里不情愿，既然已经踏上与党有利同享、有祸同当的贼船，就不能不老老实实待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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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宣传所运用的第二种组织是专门从事党的喉舌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是一种由“层”和“面”结合而成的党组织结构。以1939年的划分，纳粹党的“层”组织划分成40个“地区”（Gaue），每个地区划分出若干“县”（Kreise），县以下又分为“地方组”或“片”（Ortsgruppen），全国共有18376个“片”。大的“片”又会分出4至8个“块”来。地“区”和“县”的党领导是领薪水的，而在相对基层的“片”和“块”，担任领导的人则不领取专门的薪金。但他们大多有较好的政府工作，领的是那里的薪金。“层”的每一级都有专门负责宣传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宣讲（担任宣讲、演说和组织开会），安排放电影、组织文化活动、计划广播节目等等，实际上起的就是宣传干部的作用。1934年2月，具有官方职称身份的干部人数是1.4万人。而从事宣传，但没有职称的党员数目要远为可观，1936年，仅协助党进行电影宣传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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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块”里为党的基层组织服务的人员（“块”主管员）人数有好几十万，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没有任何普通民众不属于组织，没有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人。就像街委会、居委会、里弄干部那样，他们是党联系普通民众的神经末梢，有责任倾听人民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要求，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当然，还要传达党和政府的精神和指示。一旦进行全民活动，“块”干部就会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举行“冬季捐赠”活动时，每个家庭都必须参加，如果有哪个家庭不参加，那么就要追究“块”干部的责任。1941年底，“块”干部到居民人家，在收音机择台旋钮上贴上“不要收听敌台”的标签，得到全体人民的“配合”。纳粹非常重视无线电广播宣传的作用，鼓励生产收音机和收听广播。当时生产两种型号的收音机，一种比较高级，75马克一台，另一种是35马克的“人民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内台，不能收听国外台。1933年，德国生产收音机达到150万台。到1937年，德国70%的家庭都有了收音机，超过了1932年3倍，家庭拥有收音机的比例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纳粹鼓励在工厂、办公室、咖啡店播放无线电广播节目，不仅可以让家里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听到党的声音，而且，民众一起收听广播的宣传效果也比一个人听更有感染力，也可防止收听敌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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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赠”和“不听敌台”这样的民众活动体现了极权统治下国民“参与”和“配合”的特征：不仅人人必须参加，而且要由基层组织来落实人人必须参加。基层工作往往繁重而琐碎，工作人员为党跑腿，一般表现得任劳任怨、尽忠职守，即使有在心里抱怨的，也不敢公开表示。这些人一般都是“积极分子”。44这些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党的忠实信众，但也有的是在作政治表现，虽然看上去很积极，但到底在心里有什么真实的想法，那就不得而知了。积极分子不仅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为党作宣传，成为群众的表率。他们当中许多人很有人缘，乐于助人，热心他人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层积极分子，党才能把根扎到群众中间，也才能使群众觉得党员都是好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到了后极权时期，这样在社会基层为党充当门面的积极分子就越来越少了，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变得更加功利虚伪，对党也已经失去了信仰和信心。表现积极不过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的一个手段，群众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也知道群众对自己心知肚明。其实群众彼此之间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玩相同的假面游戏，心照不宣，互不干扰，各演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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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国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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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依靠大批有真信仰、真心实意跟党一条心，并愿意自我牺牲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但自己毫不犹豫地接受党的宣传，而且还以自己的言行对他人进行宣传。他们对党和领袖（领导）的操守、道德和正确都坚信不疑，就算是被宣传洗脑所操纵，就算是愚昧盲从，也还是在心里保持着一种信仰，相信党永远正确、高尚、伟大。极权一旦不再能大批培养这样的“忠实群众”，便会成为沃尔泽所说的“失败的极权”。后极权便是这样一种失败的极权，它的民众信任机制已经全面崩溃，这使得它再也不可能产生相当数量的真心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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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成功的极权制度中，也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具有极度压制性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不造成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党的基层干部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会有触怒民众的地方。他们有的滥用权力，有的监视和刁难一般民众。对党国来说，基层干部手中的那部分权力，既可以为极权统治服务，又可以用来试探民众的忍耐限度，并在超过限度时，为释放民怨提供了一个渠道。因此，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能够为极权制度起到避雷针和减压器的作用。老百姓在对基层干部不满时，常常会想到“上诉”，也常常会说，“要是元首知道，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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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宣传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一种被称作为“党的宣讲员”的人，他们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级最高的称为国家级的“帝国宣讲员”（Reichsredner），他们可以到德国的任何地方去宣讲，这些宣讲员包括党的官员、地区（Gaue）领导、政府部长、各州的首脑和大约60名其他人员（据1936年的数字）。至1940年，国家级宣讲员人数达到了500名。下一个等级的宣讲员称作“候补宣讲员”（stoβtruppredner，训练中的宣讲员），在有运动时，他们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宣讲，表现卓越者，可提拔为国家宣讲员。地区有地区宣讲员（Gauredner），县有县宣讲员（Kreisredner），就像苏联各级部门都有自己的宣传负责人一样。此外还有“专题宣讲员”（Fachredner），由党的外围组织（如农会、妇女会）请去就农业、战争形势等专题作宣讲。战争开始的时候，大约有9800名这样的专题宣讲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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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以后，纳粹夺取了政权，当时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纳粹很重视宣讲员的素质，不光是演说能力口才，而且是政治可靠性。在希特勒掌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只有1933年以前就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的那些人才有资格当宣讲员。在纳粹党的一期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1933年后入党的不能加入宣讲员团：“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德国人民的世界观，它是经过斗争才得来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一斗争，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党员，才能以正确的精神予以宣讲”。46只有那些经受过考验的老党员才能真正领会党的精神，就连那些派到党的外围组织去作宣讲的，也必须是党龄长、立场坚定的。他们无论宣讲什么话题，都要联系政治，作出与党的世界观和基本路线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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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所需要的材料是由党组织提供的。由国家宣传部出版的《我们的意志和道路》（Unser Wille und Weg）刊载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章，例如，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历史、为什么德国人应该多吃鱼。有的是直接讨论宣传的，例如开会时，房间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德国人注重细节，纳粹的宣传也具有这个特点。国家宣传部还出版了一份《教育与宣讲材料》（Aufklrungs-und Redner-Informationsm-aterial），涉及的范围很广，如住房、劳工政策、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凡尔赛条约》等。这虽是公开发行的，但订阅的一般是宣讲员，刊物上的很多材料都是他们在宣讲工作中所需要的。例如，1936年7月号上有一篇是讲世界上征兵制度的文章。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强制征兵制度，这个宣传材料的目的是向德国人解释，由于强制征兵是国际通例，所以也适合于德国。它介绍说，早在1793年法国就率先实行过这一制度，俄国于1874年实行，后来苏联也在继续实行，1934年和193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又分别实行，等等，用以证明德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47纳粹宣传动员主要以群众集会的方式进行，因此宣传员常常被派往规模大小不等的公众集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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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政治宣传刊物强调内外有别。例如《教育简讯》（Der Schulungsbrief）是供一般民众阅读的。此刊物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由基层宣传员动员民众订阅，发行量从1937年的150万份增加到1939年的450万份。此刊物的文章虽然各有专题，但专题讨论却必须符合并支持纳粹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正确解释”，符合政治正确的知识性，如中世纪的妇女角色和作用、1914年前的奥地利军队、19世纪的反自由主义等。又例如，1937年至1943年出版的《旗手》（Der Hoheitstrager）是供党的地方以上级别干部阅读的，发行量就小得多，1941年为38000份，并要求阅者“不得外传”。《旗手》杂志并不刊登保密材料，它的有些文章同时也在《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刊登。党的领导可以让下属阅读《旗手》，但不得直接引用。《旗手》刊登许多政策性的指示，例如，如何鼓励民众多生子女、如何与侨民相处、如何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对不当行为的批评和书评，等等。除了专门帮助宣传的刊物外，宣传人员还收到许多其他资料。纳粹的帝国组织部长莱伊（Robert Ley），他的办公室出版许多干部训练材料。党的地区宣传办公室也每月印发新闻简报。戈培尔于1943年为党的领导人员出版了《情况》（Die Lage）杂志，目的是“为政、军、经济领导提供信息，以评估时局，尽好领导责任”。党的外围组织也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如德国劳工阵线出版《我们的口号》（Unsere Parol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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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宣传材料进行宣传是不够的，纳粹要求党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此作为宣传的重要方式。莱伊于1938年编写的《国家社会党组织手册》中列举了党员的各项责任，都是以绝对命令的口吻规定的，如：“元首永远正确，永远遵守纪律！不得闲聊浪费时间，努力工作！自豪但不骄傲！服从纲领，对运动绝对忠诚！你是党的代表，注意你的行为！忠诚无私是最高职责！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个好同志！待你的同志如待自己！坚韧、沉默地战斗！粗暴不是勇气！有利于运动的就有利于德国，这需要你帮助你的人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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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党国宣传得力于能干的人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戈培尔。他执掌纳粹宣传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对极权宣传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今还被他的模仿者不断运用。例如，他坚持宣传必须使用绝对的断言，要黑白分明，敌我论断必须不留任何中间余地。他还发现，宣传要重复断言，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听众不得不相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更是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50希特勒本人一般不主张说谎，但他很明白说谎的用处，尤其是为了党国的宣传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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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极权宣传塑造“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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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1933年开始执政，统治德国共12年，在1939年进入战争时期后，宣传的重点随即也转入配合战争动员的需要。在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纳粹执政期间，它的党国宣传对德国国民有多大程度的教育效果？又在什么意义上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新人”？从纳粹灭亡到今天，这些一直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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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得大部分德国人成为军人、秘密警察或其他军事化的杀手，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再能用一般和平时期的国民标准去理解和解释。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讨论的“平庸的邪恶”就是用纳粹军人艾希曼为例，在普通德国人的个人品格之外去发现纳粹“新人”的特征，艾希曼也因此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典型人物。艾希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的人，也是这个制度的运作者。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不具有的“恶”的特性，或具有可以被称作为“恶”的思想和判断。恰恰相反，在邪恶当道的时侯，艾希曼为虎作伥，大胆作恶，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判断。不能独立思想和判断正是极权所造就的“新人”的普遍特征。他们因为不能独立思想和判断而盲从命令，所做的坏事不能用简单的作恶本能来解释。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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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是一个以领袖和党的意识形态来代替个人道德思考和判断的“党民”，这使得他把积极参与纳粹行动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极权的罪恶行动无不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弘扬纯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内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和拔高极权之恶的深刻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经过拔高的邪恶显得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绝非普通人可以理解。而正是因为艾希曼把纳粹的党国意识形态无条件地当作了他自己的世界观，他才“尽忠职守”地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高效工具。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能分辨对错，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他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既不需要也没有属于他个人的感情、思想和悔意。在极权制度中担任刽子手的艾希曼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平常”的人，“因而显得格外可怕……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52正是因为艾希曼很正常，很平常，他成为纳粹塑造的“新国民”的一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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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纳粹历史的研究者同样也是从普通德国人心甘情愿充当希特勒刽子手这一点，来分析纳粹宣传造就“新德国人”的可怕后果。例如，历史学家布朗宁（C. R. Browning）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和戈德哈根（D.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都分析了有500名成员的纳粹101警察营。53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警察营”是“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的一部分，成员是因大龄或其他原因不符合正规军服役标准的人员，是“普通德国人”。历史学家们从“101营”的文书证明和通讯记录中发现，警察营成员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屠杀平民的行动，选择不加入并不会给本人带来不良后果（选择不参加的，有的甚至还被提升了）。他们进行的往往是超出屠杀命令的、不必要的残害，譬如虐待行刑前的犹太人。他们对残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完全不感到良心和道德的不安，就像是从事普通的日常工作一样。他们实际上并非过着极端环境下的军事生活，有的人还带着妻子参加屠杀任务，屠杀期间还回家度假，等等。他们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只是本能地把犹太人当作一种不配人类同情的异类。有一次，德国警察为惩罚一个游击队的暗杀行为，屠杀了一个村落全体二百名波兰人，这一决定令许多警察队员感到伤心、遗憾和震动，然而第二天他们就前往刑场，屠杀更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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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艾希曼和“警察营”这样的刽子手固然很有代表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中直接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那些更一般，更普通，没有充当刽子手的德国人，他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纳粹所塑造的“新人”的呢？德国历史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希特勒敬礼是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日常行为，而恰恰是这样一种“普通”的行为，让我们看到德国人如何普遍地在纳粹统治下变成了一种绝对顺从、盲目效忠、价值扭曲、人格分裂的“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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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问候”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成为一条关于社会交往的政治性规定，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在非常顺从地执行这项规定。纳粹上台之后，一句“希特勒万岁”的套话，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所构成的问候，覆盖了社会文化的全部。1933年，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传统的和习惯的问候被从社会生活中清除掉了。即使在最亲密的交往空间里，人们也必须依照党国的规定相互打招呼。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社团同志关系教育纲要》中，对于打破原有的问候方式，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评论：“你应当觉得德意志问候是一种‘当然’的问候，应当抛弃‘你好’、‘再见’和‘您好’等陈词滥调。”它还写道：“不想被怀疑有意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就应当主动践行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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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德国人习惯的问候语，革除旧的“陈词滥调”，代之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新的“希特勒问候语”，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粹极权生活细节，它包含了塑造“新国民”的所有基本要素：语言、习惯、感受、行为、人际关系，甚至身体姿势和相应的面部表情。希特勒问候语成为一种新生活秩序的象征，“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被看作一种示忠。希特勒问候的贯彻与推广，标志着人际交往的秩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时又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他们沉浸在‘罕见的前现代仪式所营造的幸福’当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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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框架，当时“希特勒问候语”这样一个大多数德国人习以为常的举动，若一个旁观者看在眼里，一定会觉得十分荒诞可笑，不可理解。阿勒特提到了一名年轻外国桨手看到德国人行希特勒礼时的感觉，这位桨手是这样说起自己在康斯坦茨尼普顿俱乐部的经历的：“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去俱乐部训练。我像往常一样同队友打招呼，对他们说‘你好’。就在这时，一个家伙很放肆地朝我冲过来，大声对我嚷道：‘你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德国人打招呼应该说“希特勒万岁”吗？！’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个低劣的玩笑，但是周围鸦雀无声，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所有人的脸上都木无表情。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并不是玩笑。于是我什么话都没说，走到更衣柜前，把随身用品一股脑儿扔进运动包里，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再也没有回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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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为常的“希特勒问候语”甚至使得人们不再能正确判断什么是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人际礼貌。海尔加·哈特曼1938年在巴特康贝格（陶努斯山区）写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那年5岁，祖母让我到邮局去买邮票，同去的还有我7岁的堂姐。邮局在一座私人住宅里，负责人是一个女的。我们到了那里，一齐说‘早上好’。那个女负责人看上去很生气，让我们退到门外去，并对我们说：‘想清楚该怎么做再进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我堂姐想，也许我们应该先敲门。于是我们敲了门，一齐大声说‘早上好’。她跑了过来，抓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领到门口，手把手地教我们在进入办公场所的时候应当怎样向元首敬礼。这就是我对希特勒问候语一直以来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今天都念念不忘。”57这位邮局负责人太太被纳粹宣传改造得非常成功，她把政治正确当作了礼貌行为，以至于连判断孩子在向她问好时有没有失礼，都已经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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