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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干部们从事没有创意的机械工作，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工作不过是端一个饭碗，既不需要他们真正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也不需要能够使他们的受众真正相信。但是，他们的工作又不能没有成果，所以就只能宣传那些无法作效率评估的空洞无物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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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不能说真话和社会中不能说真话是共生的现象。下级向上级所作的呈报会一级级过滤掉不好的消息。研究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富尔布洛克（Mary Fulbrook）对东德的观察是：“关于民众支持政权和统治者的报告，在从地方向中央的汇报中，一层层地越来越好听。……东德的地区党委书记向柏林的报告总是陈述一连串的成绩，在提到现实问题时谨小慎微……这形成了一种党内的虚假风气”，大家都知道真话常常会有害无益，“没有人批评，也就没有真实。当领导对自己的伟大深信不疑的时候，拍马溜须的人也就自然多了起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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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为什么连宣传干部都难以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埃吕说，宣传必须与事实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体的事实不符，就再难相信”。20东德宣传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必然在历史中取代资本主义，但经不起东德人与西德的经验性比较。东德宣传总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们的经验事实是，公民并不能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东德宣传总是说东德的社会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光明道德，但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看到的却是普遍的虚伪、谎言、阴谋、暴力和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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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党意识形态来解释一切现实经验，它的基本条件是将国家与外界，尤其是与外界信息彻底隔绝。这在当时的东德已经很难做到，这样做必须付出太高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在无法用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控制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借助于强权和暴力压制的手段，如国家安全秘密警察或军警对任何群众场面如临大敌，随时准备动用武力进行镇压。这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已经失去了民心，承认老百姓已经成了它必须时时防范的对象。这样的政府权力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得不到民心支持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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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在东德存在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它一直把宣传当作一项最重点的政治工作，对宣传加强了又再加强。但是，宣传还是成了一件越做越棘手，越做越事与愿违的事情。东德的宣传既不是无效的，也不是无用的，它是四十年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的主要支撑之一，没有它，这个政权也许早就垮台了。但是，尽管这个政权在宣传上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宣传的“有效性”却一直不能令它的主子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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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效性”而言，它所取得的效能未必就是它想要取得的，而它想取得的效能却一直到最后都无法取得。真正成功的宣传是塑造“新人”，形成“新思想”，让受宣传者心服口服地追随宣传，诚心诚意地接受宣传的立场和想法。东德四十年的宣传没有能取得这种有效性，就此而言，它是失败的。但是，它却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相当有效，相当成功的，那就是，它确实消除了异端的声音，维持了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由于宣传的力量，人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充分“自觉”而“积极”地配合，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有正确的表现和正确的行为。“党宣传”实现了那种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以条件反射代替理性思考和判断的有效控制。这种表层效用并不是宣传以前所能满足的，也许至今仍然不是它所最理想的，但是，即便是退而求其次，对维持极权统治，这样的宣传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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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五章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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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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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叶甫图申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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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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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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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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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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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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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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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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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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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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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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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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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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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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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 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2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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