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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用好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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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反低俗”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和民众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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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豪言壮语式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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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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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耍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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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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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扯开本题，窃取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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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民主、法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民主”，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法治本题的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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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鼓吹所谓的“某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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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只要冠以“具有某地特色”，不管合理不合理，全都变成了合理。韩寒有一句挖苦的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中国特色”是一种“中国逻辑”，一种在世界别的地方说不通，而只有在中国才有人在硬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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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文化绝对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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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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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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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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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证词、反正都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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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某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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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利用联想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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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也称“联想谬误”（associationfallacy）。例如，“好人”做的都是好事，“坏人”做的都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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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数字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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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灌输和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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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洗脑是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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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见的媒体人激情和坦率评论道，现在中国的食品、用品、商品、语言、活动、人际关系充满了虚假，“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为王八本来就叫假（甲）鱼”。不错，虚假、伪装、谎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但真实并没有从此绝迹，因为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无论“假”多么盛行其道，但毕竟不能以假的名义作假。“假”必须说自己是真的。在这世界上，真与假、美与丑、是与非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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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谎概要》一书中，苏里文（Evelin Sullivan）问道：“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第二个原因接着第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真相，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17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一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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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运作。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就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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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记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揭示了一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18主宰这个国家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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