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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中学的学生每周都可以体验STEAM课程，全体信息技术老师和科技老师带着全体学生玩转科技：发布一个Scratch游戏，做个App装在手机上玩，或是设计打印一个3D水杯喝茶、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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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开展的一次科技社团展示活动中，学生们展示了很多体验项目：意念方舟机器能够感应到人的注意力，两个人可以站在机器两边“对决”，谁的注意力集中，意念方舟上方的小球就会飞向对方；学生站在距离体感游戏屏幕一米左右的地方，跟着屏幕做动作，可以被机器感应到；3D打印机能打印可以吃的巧克力饼屋；机器人社团的学生设计了一套系统，用机器人治理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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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中学的教学理念是：学校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动脑的机会，培养学生“能够带得走”的能力。学生要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不能只坐在教室里，必须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现实中，学会思考，学会设计，学会合作，学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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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教育非标准化有一个关键点：教学方式要实现非标准化。这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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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他们都采用了交谈式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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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践行个性化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教的内容不一样。孔子启发式、点拨式的教学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苏格拉底的教学就是在雅典街头和行人聊天，针对一个别人自以为熟悉的事物不断地提问，直至对方发现自己对这一事物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苏格拉底的追问使得学生的思考不断深入，从而产生真正的知识。释迦牟尼的教学方式也差不多，我们在《金刚经》等佛教经典中可以发现，释迦牟尼把很多时间花在师生间的问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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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都采取了对话式的、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方式，说明这种教学方式能有效地开启学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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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常青藤教育很好地继承了古代圣人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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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寄宿制。耶鲁大学有十几个寄宿学院（college），每所寄宿学院大概容纳400名学生。寄宿学院跟中国的学生宿舍有不少差别。这是一种自足的宿舍体系，宿舍、食堂、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自习室、健身房、演艺厅、教授办公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学院的院长（master）和一些教授及其家庭，也在学院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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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常青藤视大学为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每个学院只有数百人，师生就能基本做到互相认识、叫得出名字，有利于保障其教育是面对面对话式的、互动式的，而不是满堂灌式的。学院在上课时有大量的讨论班，学生不仅要听讲，还要不停地提问、质疑、辩论。下课回到宿舍，走进饭厅，到处都能碰到熟悉的师友，大家又坐而论道。学习就这样在随时随地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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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宿学院经过数年训练之后，学生们的分析能力和创造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这样的素质正是信息社会和未来的智能社会所需要的。因此常青藤教育模式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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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调对话性和互动性的常青藤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有着深刻的冲突。春秋战国之后，儒家的教育逐渐丧失了对话传统，背诵成为主流，这在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达到了顶峰。就连以提倡“亚洲价值”著称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警告儒家式的死记硬背教育太缺乏创造性，无法应付未来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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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国的应试教育延续了明清以来的传统，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就能得出这一结论：每年都有许多国内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招进常青藤，其中有许多人无法适应那里的学术要求，甚至惨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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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是开展小班式讨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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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所大学开设的全部课程中，75%的课程都采用20人以下规模的小班教学课程。常青藤大学上课都特别重视小型讨论班，即使上大课，也往往在正式授课之外把大班拆成几个小组上讨论课，由教授或者研究生主持。其目的是发展学生提出问题、进行置疑、辩论、说服、论证等能力。规模上百人的大课教学，很难实现有效的互动，即便老师讲得再精彩，满堂灌的效果也比不上对话式的讨论班。现在我们在网易公开课上也能看到耶鲁、哈佛的精彩授课，但这和接受常青藤教育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些精彩的对话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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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常青藤大学注重小型讨论班的传统，很可能是源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至今还保留着师生一对一辅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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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导师与学生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个别辅导，这有利于老师因材施教，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创新，鼓励、督促学生不断进取。在剑桥大学，负责本科生学习的老师都是专家教授级的人物，他们会每周安排两次单独辅导，这种学习方式使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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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校中，北京大学已经在本科生中开展“小班课教学”试点工作，学校原则上要求选择低年级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开展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和一对一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012年秋季学期至2014年秋季学期，全校共有16个院系开设38门“小班课教学”课程，参与教师350余人，听课学生10000余人次，平均而言基本达到使北大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1～2门“小班课教学”课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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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课教学”在教学模式上强调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知识；在教学内容上紧跟学术前沿，增加课程的挑战性；加重平时学习成绩的权重；教师有固定坐班答疑时间。开展“小班课教学”对师资力量的要求非常高，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修养，驾驭总是处在交流互动中的课堂是非常困难的。北大为“小班课教学”上阵的多为院士、千人计划学者、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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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无机化学“小班课教学”由高松院士主持、严纯华院士授课，十多位优秀教师共同参与教学。裴坚教授说：“从中国的高考走过来的学生，步入大学后还是难以改变高中固有的思维模式，不敢怀疑，不会提问。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小班课教学’的方式，让学生突破固有的思维局限，在未知的知识和实践领域提出问题，并学会对已有信息进行分析和关联，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和观点，使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从一名知识的接收者真正蜕变成为未来知识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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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小班课教学”后的效果如何？学生们普遍感觉收获颇丰，在学习知识、学会分享、发现问题、归纳总结、组织材料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训练，而且还提升了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拓宽了思路，激发了钻研和创新的热情。因此“课虽虐，但学生却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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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量子力学“小班课教学”注重研讨课，学生们在课堂上积极讨论，主动参与意识增强。有一次，刘玉鑫教授在推导公式时，写到一半推不下去了，有同学就自告奋勇，主动上前尝试，结果正确完成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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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的非标准化，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改革还包括考试的非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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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近几年除了实施有利于师生互动、人人参与讨论的小班化教学（每个班11～25人），另一大措施是改革评价标准，探索打破“标准答案、60分及格”的传统考试模式。从过去简单评价学生能背多少、记多少知识，转变为主要评价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考察其独立思考了多少、领会了多少，能不能在团队协作中成长，从而破除“高分低能”的积弊。改革后，过去靠死记硬背成绩好的学生，就可能考不好，学生要想获得好成绩，就必须自发、自主学习，主动熬夜查资料，主动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认真完成每次作业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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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化到非标准化，中国教育界已有先行者。衷心希望这个意义重大的改革尽快普及到更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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