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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一个典型案例。《浪潮之巅》的作者吴军和弟弟吴子宁都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吴军是谷歌的搜索技术专家，曾任腾讯副总裁，现在是硅谷的知名风险投资人，还是中国的知名作家；吴子宁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工作后的十几年中，获得了140多项美国发明专利，现在是世界上一家很大的半导体公司的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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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人想知道吴家的育儿之道，但吴军的父母却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方法。吴军和弟弟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总结出爸妈的“教育秘方”，那就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让他们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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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的父亲因为家境问题，没能上一个全日制的正式大学，只能利用在大学工作之便，去补习了一门又一门大学课程，并且非常努力地做科研工作，得了很多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最后居然在一个极为看重文凭的大学里当上了教授级研究员。在吴军的印象里，父母晚上从不应酬，也不看什么电视，总是非常有规律地学习。现在，吴军的妈妈快80岁了，依然每天坚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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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兄弟在父母的熏陶下，也都成了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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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吴军工作了19年，但他却上了24年学——中小学11年，国内大学本科5年加2年研究生。他参加工作之后，又回到学校读书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吴军的弟弟从进清华到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花了10年时间，博士毕业后他在工作中依然要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不断地写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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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认为，大学教育使他们兄弟俩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是最终的成功更多地受益于终身学习。在他们读中学、大学时，都有不少一起竞争的同学，但是越到后来，和他们在一起接受教育的人就越少。到了博士毕业后，还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学习新知识的人并不多。他们两兄弟的事业之所以更成功，并不是因为更聪明、更优秀，而是因为其他人早已放弃了人生的马拉松，而他们还在跑，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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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究发现，在农业经济时代，只要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今后40年的工作和生活所需；在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延伸为5～22岁。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社会，已经有很多人读研究生，25岁甚至30岁才参加工作，三四十岁的人读个MBA、读个博士也屡见不鲜，吴军就是典型例子。在将要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教育阶段和工作阶段的区分将会消失，马拉松式的终身学习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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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有很多人一毕业就停止了学习，在马拉松比赛的中途退出了。罗思高（Scott Rozelle）是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教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的大学会让每个人顺利毕业，就像是校方与学生签了合同一样，保证学生只要能够入学，就一定能毕业。”北京一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表示：“认真学习也好，混日子也罢，最后都一样能拿到学位，那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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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一个人很有天分，大学一毕业就停止学习也无法成功。一项对120名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和123名最著名的诗人和作家的研究表明，这些科学家发表他们第一个作品的平均年龄是25.2岁，诗人和作家是24.2岁。而这些科学家发表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龄是35.4岁，诗人和作家们发表自己最好的作品的平均年龄是34.3岁。这跟孔子所说的“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有些相似。从开始学习一个领域的知识，到发表第一个作品，再到发表自己最好的作品，花费十几二十年最好的光阴是常态。年少成名之所以被广为传颂，恰恰是因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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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社会，笑到最后的人必将是一辈子接受教育的人。由于智能机器的快速进化，知识将永不止息地快速迭代更新，今后一个人的成功更像是马拉松长跑，终身学习成为关键竞争力，更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终极解决方案。正如深度学习算法需要持续迭代升级，人的大脑也要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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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家长会尽可能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位子。但过早让孩子进行知识学习很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家长和老师要用互动式教育启发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效率：幼儿园要以游戏为主来开发多元智能；在家教中，家长要给孩子读有趣的书，并展开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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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韩国首席妈妈”的全惠星博士，她认为家教最关键的一点是，父母要创造一个随时随地读书的环境。无论在家里的哪个角落，都有学习的氛围。不用强求孩子去学，孩子如果天天能看到书桌和正在学习的家人，他们就会觉得学习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等于是为孩子做了一切有关学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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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避免灌输知识的早期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终身学习兴趣，中国的教育体系还要进行另一个重要改革：大学要提供终身学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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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终身教育的观念在美国深入人心，同时在美国上大学没有年龄限制，因此大学中老年人变多，人到中年进大学也越来越平常。25岁以上的非传统学生已经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40%，而1970年时仅为28%。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布朗、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常青藤名校，都在努力招揽非传统学生。比如哈佛设置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为非传统学生提供本科及研究生文理课程，它也是哈佛唯一一个同时颁发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学院，每年有13000名学生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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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的招生名额毕竟有限，美国推行终身教育的主力军是1500所社区学院，大量的成年人和失业者在这里找到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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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学院办学有几个鲜明特色：1.学费便宜，符合条件的学生能得到地方政府提供的经费补助，基本上能覆盖两年大学专科的费用；2.面向大众，社区学院不做一般大学的入学SAT和GMAT考试，大多只做英语能力测试；3.时间灵活，每一门课都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学生选自己方便的时段来学习就好；4.小班教学，班级规模不超过30人；5.终身辅导，哪怕毕业了，学生也可以回社区学校的图书馆及电脑中心使用资源，接受老师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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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应在终身教育方面向美国大学学习，这不仅关乎社会发展，也能解决未来很多大学生源不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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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和教育体制问题，我们还应为终身教育设定一个方向：拥有多元思维模型，具备通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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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通透的智慧？有人研究许多科学家的生平后发现，科学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握了一个方法，研究什么都是一流的，路越走越宽，比如爱因斯坦、费米和鲍林（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另一类的科学家路越走越窄，比如发明晶体管的夏克利对晶体管越来越熟悉，对其他技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最后无法和工业界及学术界的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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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的目标之一是成为第一类专家，除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努力耕耘，还能将在这一领域的技能提升到通用方法论层次，也能适用于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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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通用的方法论？来看一个例子。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行为有明显的“羊群效应”，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的影响或压力，会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这样的理论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做（Why），同时预测了在特定情景下人们又会如何做一件事（How）。不论在股票投资、市场营销或是政治宣传领域，“羊群效应”都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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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时代，要尽量多掌握这类通用的方法论。今后智能机器能完成越来越多的专业性任务，一个人只掌握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是可能被智能机器取代的，更好的策略是了解事物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看到知识网络的全局，以多学科并用的方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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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社会，大部分人将是知识工作者。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知识工作者”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他的学习模式值得我们参考。德鲁克一方面对管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他一直保持着学习新知识的渴望，每隔三四年，他就挑选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这个方法他一直坚持到晚年。德鲁克研究过历史和政治，然后又研究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艺术、经济学，有的主题他花上三年时间还无法达到精通，但至少对它有了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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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说：“在60多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地学习，每次学习一个领域。这不仅让我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迫使我去了解新的学科、新的途径和新的方法——我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它们的假设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这些跨界学科学习让德鲁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知识网络，对他提升管理学的研究水平起到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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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在精通了一门外语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母语。中国有句老话叫“旁观者清”，精通外语就可以获得旁观者的身份，就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母语。德鲁克从多学科汲取的思维方式，同样帮助自己突破原有的认知框架，更深入地看清管理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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