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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打问号，但其他底线或记号却不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重点很容易会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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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足够。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比读书的时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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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着重于大学生，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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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思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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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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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熊彼特（J.A.Schumpeter）曾经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道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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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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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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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转做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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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朋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综合了他们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多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六点细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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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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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中，“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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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往往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氏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是没有认错。在我认识的思想高人中，没有一个推理时把“自己”加上丝毫重量。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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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学术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人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要尽信。当然，高人的推理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人之见作较详尽的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要以为高人之见就是对。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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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佩服斯密、密尔、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把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把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不会把他们的理论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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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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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得好，答案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解释了求学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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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个例。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他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愈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愈少了？”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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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阿尔钦（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为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吵得热闹时，阿师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阿师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选择的准则，而功用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为功用理论。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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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也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的理论，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好像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因而令产量下降。我问：“既然产量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的收租办法呢？”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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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在我认识的高人中，衡量问题是否重要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然后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会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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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问题的重要性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如果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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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如果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含意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成本是否过高了，但基于这学者自己的假设，“过高”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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